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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姿战士魂
——悼何林老师（上）
李何林（1904—1988）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李何林先生八十寿辰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京的弟子们在鲁迅博物馆新建的报告厅为他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茶话会。杨志杰师弟即席致词说：“我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我因自己是李先生的弟子而深感得意。”他的话博得了全场的喝彩。杨师弟的这一妙语，也正是我跟李先生关系的绝妙概括。
大约是 1978年初春，日本汉学家中岛长文和中岛碧夫妇来鲁迅博物馆。我送他们出研究楼时，正巧在走廊碰到了李先生。我悄声说：“这就是李何林主任。”中岛夫妇同时“呵”了一声，激动地说：“真了不起！我们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读的就是李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们希望能跟李先生合影留念，李先生欣然同意。我每次重睹这张照片，想到我的老师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几分得意。李何林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87年10月， 台湾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第18期开辟了一个“鲁迅专辑”；收录的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跟金恒炜先生的学术对话，题为《从神还原到人》。李欧梵在谈话中把大陆的鲁迅研究者划分为三派，其中将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划为一派。应该指出，李欧梵的上述划分是并不精确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可以允许形成一个“李何林学派”，但事实上这个学派又并未出现。不过，李先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在长达60年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方面的人才。他的学生们以他为学术的旗帜，人格的楷模，团结的轴心。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校友会每年的活动日，实际上就是李先生的寿辰。每看到李先生的人格和学识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几分得意。李何林主编，本文作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鲁迅年谱》（2-4卷）
但是，我的确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说，在学术观点上，我师承先生之处甚多，跟他的其他得意弟子相比也可以说并不“逊色”。凡李先生主持的科研项目，我都是勉力以赴：他主编《鲁迅年谱》，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倡导编纂《鲁迅大词典》，我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就连我认为并无必要编写而且出版前途暗淡的《鲁迅著作题解集》，因为李先生坚持要搞，我也就违背个人意愿地参加。至于近十余年来李先生在鲁研界参加的一系列论辩，我也是鞍前马后，不遗余力。李先生背后曾夸奖我：“在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上，陈漱渝至今没有改变观点，总算不易。”但是，在性格、气质、治学方法诸方面，我跟李先生却有很大差异。可以说，李先生最憎恶的一些缺点，在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1975年9月，李何林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李先生就任鲁迅研究室主任时已经72岁，但他每天坚持坐班，事必亲躬。因此，他也要求他领导下的科研人员能严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上班时间不打私人电话，无公事不会客，看病要请假，看完病要出示挂号条存根。李先生鄙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对于在从事集体科研之余个人多写文章的做法不以为然，又一度主张集体科研所得报酬应以50%交公。李先生以身作则，为从事行政工作而牺牲了大量个人科研的时间。他的文章如多处发表，总是只取一处的稿费；他主持集体科研项目，个人应得的那份报酬，也往往全部交公充作集体福利。对待政治学习，李先生态度更加认真。每次开会他都带头发言，甚至亲自读报，像面对中小学生那样逐段讲解。他不喜欢我们在学习会上发牢骚、讲怪话：蔬菜涨价时他推荐我们吃海带，皮鞋涨价时他建议我们穿布鞋；谈到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时他总是引导我们看主流。李先生的这些佳言懿行，我在景仰之余，又常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我主张科研人员实行弹性坐班制，以科研成果作为考核成绩的主要依据；反对稿费提成，主张满足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要求。在处理个人科研和集体科研的关系时，我甚至认为应以个人科研为基础。对于走过场的政治学习，我历来就感到头痛。我的这些偏见，常常与李先生的看法相抵悟。李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爱之深，责之亦严，而我却往往不能体会先生的一片苦心。这样，我跟李先生在私人情感上似乎总存在一层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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