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展遗简忆恩师
——悼唐弢（全）
唐弢先生（1913年3月3日—1992年1月4日）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又娴于旧学——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精湛的修养；只消读读他《谈“诗美”》的论文，即可证明以上评价决非谀词。他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但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也造诣颇深。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发表过谈司汤达尔、论托尔斯泰的佳作；80年代，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题为《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的学术讲演，纵谈自 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主要是西方文学)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征引广博，如数家珍。他是思想深邃的理论家，但在资料挖掘、整理、鉴别方面的贡献有口皆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编校的《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就没有今天规模如此宏富的鲁迅著作宝库。《鲁迅和斯诺谈话记录》发表之后，他对外国友人的这份记录进行了认真辨析，指出文中的许多讹误，如“戏剧栏”内的“胡春平”，应为胡春冰，“徐宝彦”应为徐葆炎，“徐湄公”应为徐公美……使一些有史料考证癖的人也自愧弗如，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闻名中外的学术大家，但他20岁初登文坛时却是以作家现身：他的散文独具一格，他的有些杂文甚至可以跟鲁迅杂文乱真；即使是他的学术论文也浑成流利，文采斐然——因为他认为：“谈艺术的文章自身先不艺术，那还谈什么艺术呢?有点艺术性，才会有真正的科学性。”他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个倍受读者推崇的书话圣手。抗战时期，别人卖书，他却买书，甚至从废纸收购站大捆的废纸堆里抢救出不少即将化为纸浆的珍贵期刊和中国新文学的早期版本。
鲁迅著 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
青年时代的唐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邮电总局大楼
据我所知，唐先生当时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回答全国各地鲁迅爱好者和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年轻同志无尽无休提出的各种琐细问题。二是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现代室的同志集体编写一部普及性的《鲁迅手册》，作为恢复元气、重新开发大型科研项目之前的一次练兵。第三件事就是准备撰写一部观点正确、材料翔实、分析透辟的《鲁迅传》。在这方面，唐先生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除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之外，还因为他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是鲁迅关怀扶掖过的青年。因此，他为鲁迅立传，不仅能有准确的历史感，而且还有为其他作者不具备的深厚情感。他当时告诉我：“传记是我个人的研究计划，纳入文学所的整个计划中，本定五年内写出两编(共三编)，经政策研究室批准，认为计划很好，希望缩短时间完成。”(1975年 11 月 12 日函)
然而，写出一部成功的传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人感叹：“杰出的传记几乎像杰出的人生一样珍贵难觅。”唐先生心目中的成功传记，是能够以敏锐的触觉伸入伟大的心灵，“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各具特色的情绪的世界，精神和道德的世界，绚丽多彩的充满艺术创造的世界。这就要求传记的作者能对自己的人物有比较详尽细致的了解，特别是对人物性格和气质的了解，以便根据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点，别出心裁地施展手法，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跃然纸上。
唐弢先生
唐先生写《鲁迅传》是从收集相关材料入手。他强调研究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而实际之一就是资料。没有掌握充分资料，即使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是没有根据的空话。他同时又认为，资料只是第一步，接着就要从资料中总结观点。没有观点，资料又无非是一个垃圾堆，但是，对资料工作的首要要求是真实。此前，我从上海沈鹏年编写的材料中，看到了鲁迅在上海接见苏区儿童团代表等记载，便请唐先生鉴定真伪。唐先生复信说：“全是胡说。沈鹏年过去常给我来信，满口‘老师’，实则和我并无关系，只是在上海旧书摊上遇见，以后常提一些问题。其人品质恶劣，我不再理睬他。1930年5月 7 日，鲁迅由画室(冯雪峰)陪往爵禄饭店，是和李立三见面，谈的是别的事，并无儿童团代表之类事情。这一条我敢确说。”(1975年5月 14日函)后来，沈鹏年又精心编造“毛泽东会见鲁迅”的谣言，“一论”“二论”“三论”，乐此不疲，并以一位叫张琼的老人矛盾百出的“回忆”作为论据。沈鹏年的拙劣做法虽然受到了应有抵制，无奈中国信谣者多，所以此类谣言仍不胫而走，流毒全国。唐先生对此颇有感慨。他在信中说：“沈鹏年‘三论’开了。我曾将张琼书面材料否定，现在他将漏洞百出之处代为补正，确是‘有心人也’，不过这样一说，可能有人会相信。《临沂师专学报》肯予刊载，即是证据。” (1984年1月 24 日函) 唐先生广泛收集撰写《鲁迅传》的资料，自然包括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近些年陆续出版的风格各异的鲁迅传记，哪怕是后辈学子充满稚气的起步之作，唐先生往往也以大海不弃细流的精神认真阅读。比如我写的《民族魂》，其实是一部面向青年的普及性小册子，但唐先生仍然给予了热情关注。他在信中说：“平心而论，《民族魂》是一部好书，语言材料，都有足取，只是那一节写法可考虑，有点把鲁迅写成共产党情报员, 那就不好了。”(1983年 10月18日函) “那一节”，指书中第28节：《一份珍贵的情报》，内容是介绍中央特科吴奚如向鲁迅了解当时轰动中外的“神秘西人案”的情况。这一节的资料，主要取自吴奚如的回忆和当时报纸的有关报道。唐先生不赞成对只有孤证的事件渲染过甚，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史家的谨严态度。对于我撰写的《许广平的一生》，唐先生一直持鼓励态度，并在百忙中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书写得比较仓促、草率，既缺乏历史的营养也缺乏文学的营养，有负恩师的厚望。书中附录部分提到一件事：1946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送给朱安十万元法币，朱安以“长官赐不敢辞”为理由接受了这笔赠金。这件事见诸朱安与许广平的通信，郑彦芬先生目前仍健在，无疑是可靠的。一位鲁迅研究者怀疑此事真伪，给唐先生及其他一些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我虽不才，但行文从不虚构，便写信向唐先生辩白。唐先生复信说：“我当初写序时，仅看数节，未及全文。倘使看了全文，我会劝你将此节删去的。你的文章有根有据，这是事实，但世上有些事情，一落笔目，便着痕迹。对朱氏要求不能太高，反过来，对有些同志要求则要高些。君子爱人以德，同时亦成人之美，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件事，也表明了唐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宽厚态度。可以断言，如果以他这样的襟怀写传，无疑会写出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的著作《民族魂》
打倒“四人帮”以后，唐先生除修订再版了一些旧作之外，又发表了不少作品和论文，结集成书的就有《鲁迅先生的故事》《狂狷人生》《生命册上》《鲁迅论集》《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这些文集中也收入了一些旧作 )。他的论文《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杂文一解》，代表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关于现代文学》，是三十年来撰写现代文学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既不守旧，也不趋时，而是本着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态度，对一些有着曲折人生历程和复杂思想倾向的作家进行了过细的分析。比如，他的《关于周作人》《林语堂论》，既充分肯定了这两位语丝社同人的历史贡献，因为这是事实；但又指出了周作人毕竟堕落为“民族罪人”，周作人后期灵魂中的“绅士鬼”压倒了前期的“流氓鬼”，这是前一种事实掩盖不了的另外一些事实。当有些评论者偏爱沈从文小说的时候，唐先生指出沈从文也的确写了一些不好的评论；当夏志清大谈钱钟书的时候，唐先生指出他的目的是“扬钱抑茅(茅盾)”。唐先生是热情扶持青年人的，但他又同时尖锐批评了一部分青年身上表现出的不良学风，如概念模糊、不求甚解、言过其实、信口开河、华而不实、随声附和……凡是经历过近十余年来文坛风风雨雨的人们，都能体会到能够坚持这种原则立场需要具有何等的胆识！
唐弢著《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无疑也是唐老未能完成《鲁迅传》写作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75年5月14日，唐老就在信中谈过他的健康状况：“我患的不是高血压，而是最严重的心脏病——心肌梗塞，还有心律不齐、间歇、心绞痛等等。凡属心脏上的毛病，都齐全了。而且体力虚弱，盗汗，浑身无力，行动迟缓。多人因在报上见到我的姓名，便以健康人相许，希望我做这做那，期待殷殷，情极可感，而不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耳。”1978年发了一次病。同年4月 20 日他来信说：“我近来的病势较重，心绞痛多时一夜四次，靠吸氧对付。糖尿病、高血压(110—210)也乘虚而入。跑了几次医院，发现左眼有白内障，雾里看花，大夫已禁止看书谈话。”1984年8月3日又来一信说：“我于两星期前突发高烧，接着便血，大量的鲜血，首都医生反复检查，认为病状难以解释⋯⋯”唐先生晚年为疾病所苦，当然不止是上述几次，但仅从我援引的这些书信就可看到，唐先生晚年的那些花团锦簇般的文字，是在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之后才写成的！在《同志的友谊》一文中，唐先生赞扬老作家石灵(孙大可)：“他似乎不关心自己的生命，但必须说，他是一个最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在他看来，活的不一定都是生命，优游终日不是生命，游离于斗争之外不是生命；生命必须和艰苦的工作结合起来，生命必须时时刻刻迸发出革命的火花。”我想，借用这段话来评价唐先生的生命观，也是再恰切不过的。
马蹄疾、陈漱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唐弢集》目录首页
唐弢的著作《鲁迅的故事》
唐先生未能完成《鲁迅传》的写作就于 1992 年1月4日赍志以殁，无疑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损失；但是唐先生却以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使学术界所有跟他感情亲近的人抑或感情疏远、隔膜的人都不能不肃然起敬。我缅怀唐先生，不仅因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贡献，还因为他是曾经给我以鞭策、鼓励和教益的恩师。是的，我会永远铭记着他，正如同我不会忘记在我布满荆棘的人生之途上所有给予我以扶持和温情的人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