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面前，文化和思想就是统治工具，清代统治者选择了“四王”，一直在有清一代都是接力棒式的传递。在清兵入关包围太仓后，明军主将徐树藩陶盘、乡勇首领浦峄等率军在城外向清军缴械。这时候太仓城里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里的士了，王时敏和吴梅村等开城归顺清廷。虽然降而未仕、并在城外另建了一个园林式的居所，既有对晚明的留恋，又有与晚明时代的决绝宣示。但王时敏的朋友圈子还是江南的士族顶流：董其昌、钱谦益、吴梅村、王翬、吴历等。儿孙也特别争气：儿子王掞官居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孙子王原祁官居从二品实权派户部侍郎。这都是1670年之后的事情，王家才从清初的没落状态逐渐恢复太仓望族状态（明末太仓望族三支：太原王家、琅琊王家、清河张氏）。
除了资深的社会影响，儿孙们的努力推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真正使王时敏能成为清朝的整个时代的画宗，那还得乾隆皇帝用言语和行动来完成。自从这个世界有了权力这种存在，就深深使曾经拥有者难以玩怀，使现在拥有者更加迷恋。因为权力能够实现你的想法，让你的梦想成真，这种权利的滋味是很让人着迷的。
对历史要了解，需要对文史有足够的认知；时代的发展现状要清晰，才能与当下有互动、有影响；远观国外的动态也要知道，有了对比更彰显大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同时又能避免“夜郎自大”，能够看清楚真实的世界是万幸之幸。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品，只有艺术家。”
杜尚说：“被重复的次数多了，就成了名家和名作。”
西方美术史论家和画家们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角度另类，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对东方思维有辅助作用。从现象和本质来分析，以及西方的逻辑和演绎的方式考量是有道理的，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是需要具体实践的人类去感悟和认知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渐丰富、进化。
“四王”的成功一部分是教科书式的笔墨、立意、构图、模式，另外一部分是乾隆把他们的历史定位，皇族的收藏历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潮流导向。当这个时代的流行被树立起来，民间追捧那就是历史必然，直到民国无论在北平还是在海上，那都是藏必谈四王吴恽。虽然也存在个别大藏家的独具慧眼的收藏价值取向，那也是改变不了四王吴恽在美术历史的地位。说起这一时期民国收藏，钱镜塘的眼光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对任伯年作品的收藏书写了有力的一笔，前后共过手任伯年作品2000余张。艺术创作讲究区别，艺术品收藏也具有相同特点，谁能从潮流中跳出，并且在艺术规律中找到蹊径，不成功都难。
美术界属于中国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方面，难免被“官本位”的体系所把控，能够在圈里有了位置，就开始占用公共媒体资源，把自己的社会影响无限扩大化，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进一步维护这种位置和获得利益的力量，还需扩大自己的码头势力范围、帮派群体的影响力，这种极端功利做法和精制利己作风，应该跟乾隆扶持“四王吴恽”的目的性有异曲同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文化在这方面得到了共鸣，都在迷失了艺术本体。
1927年下半年，陈独秀写了一首评论国民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四字经》，听起来对美术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民党四字经》——陈独秀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攻，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历史不能不看，文化不能不学，但没有了分寸和尺度，并且还有可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去做事情。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书中就有很多说法不一，让人无所适从。比如：“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对学生子贡说的两句话，前后矛盾不统一，有可能书籍片段有后人伪造，也有可能在文字学上对“器”有未解之谜。但绝不可能是孔子在敷衍子贡，因为子贡有特殊的才能，他能了解各地物资的差价，在做贸易方面子贡赚了很多钱，可谓富可敌国。子贡用钱开道，在各国君王面前为孔子的游学开路，这么重要的人，孔子对他说的一定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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