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是“左”与“极左”的较量

文摘 2024-06-17 14:05 江西

1998年4月6日至8日，由我牵头，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民福商务中心组织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

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当年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长期做俄语翻译的老同志；还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的学者。

与会者一致的看法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由于这场论战是在两个最大的执政党之间进行的，所以带来的消极后果无论对中苏两国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论战的大前提错了

与会者认为，现在研究中苏大论战不能停留在具体分析谁对谁错或者谁对多少和谁错多少的问题上，因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大前提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家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解散了二十年，各国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制定出为各国党所接受和遵循的“总路线”。但是中苏双方却争相为国际共运制定“总路线”，这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

（2）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实际上是强化斯大林模式，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说明中国并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总体上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内的小打小闹。有的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中苏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的框架。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苏当时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但是双方都自认为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要求其他党也遵循这些规律，这不能不引起冲突。

（3）从大论战的背景来看，大论战是在中国内外政策“左”倾，最后发展到极左的背景下发生的。苏联提出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在国内建成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左”。从总体上来说，赫鲁晓夫是“左”，不是右。

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

（4）大论战的立论是苏联变修了，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在并没有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就给苏联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从根本上错了。

九篇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做了教条主义的理解，同时又把一些错误的东西附加给马克思主义。

与会者指出，研究大论战和系列评论如果从本本出发，还会得出基本肯定的结论，因为这九篇评论中的许多论据都是引用老祖宗的话。但如果从实际出发，联系当时的实际和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实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年，老祖宗那么讲并没有错，他们是针对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得出的结论。

这九篇评论的问题在于，面临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这些情况很不了解，却又照搬、套用老祖宗很多年前说的话，因此形成了很多教条和僵化的东西。有的同志说，我们当时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相比之下，苏联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对许多问题倒“有点先知先觉”，例如，他们当时多少看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某些变化，提出要缓和苏联同西方的关系，把重点转移到同西方的“和平竞赛”上来，同时还提出国内需要改革，等等。

当然，赫鲁晓夫要其他党也配合他们的对外政策，那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与会者还指出，这九篇评论文字漂亮，气势磅礴，但是文风也有问题，很多地方不严肃、不实事求是。那种搞“言论对照”以及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和无限上纲等做法，到了“文革”时期就风靡全国了。

这九篇评论中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之外，还有给马克思主义附加的东西。例如，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认为物质利益、利润原则以及引进外资等，都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开展反修防修斗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从实践中错误地总结出来的东西，并把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与会者一致认为，大论战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就中国国内而言，大论战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指导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在国内开展了以“防修”为目的的城乡社教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提出“反修防修”的口号，国外要反修，国内要防修。

大论战和社教是“反修防修”战略的两个重要步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

第二个因素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所以，考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同中苏大论战结合起来看。

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因此，有的同志指出，不能肯定这九篇评论，因为肯定这些评论的逻辑结论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

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与会者指出，毛主席压根儿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因此，“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等提法就出现了。由于苏共“变修”，苏联“变质”，那么领导共运的责任当然历史地落在了中共身上。所以，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社论公开宣布“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

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

就大论战本身而言，中国方面的错误更多，责任更大

大家认为，中苏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与国家、党与党的关系；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不能一风吹。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论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有的同志说，大论战是中国方面挑起的，每次升级也是中国方面主动的，苏联在大论战中是被动的。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大论战更多的是苏联主动挑起的。

中国的责任还表现在，一方面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另一方面自己又搞大党主义；一方面反对苏联作为“中心”，另一方面自己又企图当“中心”。

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搞以我划线，强加于人，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党一律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结果，一时间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修正主义”；对于赞成自己观点的党统统戴上“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也不管这些党在国内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有没有群众基础。

大论战的消极后果严重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的消极后果非常严重，而且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

（1）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己，以害己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2）在第三世界，以苏划线，同苏联互相争夺影响力，其结果给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国家的反帝斗争造成许多困难。

（3）在苏联广大党员和群众中，我们的系列评论得到的不是积极反响，而更多的是反感。但是我们却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我们批倒的。而实际情况则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恶化进一步升级，最后走向彻底决裂和全面对抗。

（4）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关于大论战的积极意义

一些同志认为，尽管大论战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但是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主要是：

（1）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2）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一统天下，使各国党能够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

（3）促进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中国谋求独立于苏、美之外的国际战略地位的努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大论战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上面所说的所谓“积极意义”是歪打正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OTYzNjI2Nw==&mid=2247487995&idx=1&sn=89560acb268d2b9438685094b1e19b72

史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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