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提出了一个概念，“废话经济学”。如今的新闻、社交媒体就是废话经济学。有一本书叫《余下只有噪音》，现在可以说，余下只有废话。当然，不能说全部是废话，但总体而言，越有传播力、消费人群越多的，废话浓度越高。新闻已死，但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你知道如何处理和应对的话。我有一个彭博终端，从那里得到了很多新闻。我一直认为我根本不应该相信他们，因为这就像官方中心留下的建制派的声音。我还有《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纸质版。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方式来阅读《纽约时报》 ，就像可能有某种方式来阅读《真理报》。我可能太自信了。我相信我有能力解读《纽约时报》，并从他们谈论世界的极其扭曲的方式中，真正弄清楚世界的事情。新闻是一种文化叙事。人是可以也应该生活在叙事的界面之上的。不是说完全不看新闻，而是不会惑于新闻。
分享一篇大西洋月刊最近的文章，《新闻的终结》。显然，是受到了马斯克的X平台的暴击，以及自媒体和个体创作者的冲击。
不过，随着AI生成内容的泛滥，信息消费者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你相信的信息源，仅仅有善意是不够的，他必须有能力甄别并提供超越AI生成的高质量信息。这也是不懂经知识星球的目的之一，欢迎文末扫码订阅。
Legacy media has a trust problem, but it’s not too late to solve it.新闻的终结
传统媒体面临信任危机，但尚有机会解决问题他们越来越少阅读传统新闻。而社交平台也与新闻机构渐行渐远，使这些机构更难吸引读者点击其报道。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独立网站、网红和播客正在迅速吸引大量热情观众，尤其是30岁以下的成年人。最近，我的同事Helen Lewis在审视这一现状时毫不留情地写道：“‘主流媒体’已经输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对机构深感不信任的时代。许多美国人觉得这些机构已经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对企业媒体的愤怒和怀疑随处可见，许多人转向他们认为更值得信赖的小型出版物或个人创作者，即使这些创作者并不受传统媒体标准的约束。那些拒绝传统新闻来源的人认为，必须做出改变，传统媒体必须找到重新与受众连接的方式，倾听他们的声音，并赢回他们的信任。然而，问题是从哪里开始。上周，我看到Julia Angwin的一篇论文。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调查记者，也是新闻机构“Markup”和“Proof News”的创始人。她因对隐私、监控和算法偏见的数据驱动报道而闻名。作为哈佛大学Shorenstein中心的访问学者，Angwin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新闻行业的信任危机以及媒体如何扭转这一趋势。她认为，新闻行业可以从那些在网络上找到庞大观众群并赢得他们信任的创作者和YouTuber身上学到很多。基于她的研究，Angwin能够准确诊断传统媒体生态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同时理解制作优质新闻所需的努力。我决定与她交流，了解媒体可以从创作者群体中学到什么。信任的三大支柱
Charlie Warzel：论文指出，信任有三个支柱：人们需要相信你的能力、善意（即你是善意行事的）以及诚信。而你认为，创作者从零开始建立受众群体时，正是围绕这些信任原则展开的，而传统媒体却理所当然地认为信任是与生俱来的。Julia Angwin：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观众接触到我们的作品时——也就是这些内容——常常与品牌完全隔离。即使我们有记者简介和伦理政策，大多数读者也不会去专门查看。所以他们的体验通常是“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或“我在网上看到的某些东西”。Warzel：没错，这种体验是零散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分发，而不是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Angwin：这正是让我对创作者感兴趣的原因。他们会提前告诉你哪怕一点点的可信度。比如，一个在TikTok上很受欢迎的化妆师会告诉你她的资历，比如她曾在Ulta或某个化妆品商店工作过。然后，她会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试用了七种不同的眼影，这样你就能知道哪一种最好。”这与新闻的做法截然不同。新闻通常会在一开始告诉你哪种眼影最好。标题会直接写“X是最好的眼影”，文章开头就会列出结论和论点，直到文章后面才会展示证据。创作者的方式完全相反。他们从问题开始：“哪种是最好的？”然后展示证据，有时甚至不给出明确的结论。这对观众来说反而更具吸引力，能够建立起可信度。因此，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模式，我认为新闻业必须开始思考这种方式。
启发与参与
Warzel：你描述的这种创作者的呈现方式更像律师的开庭陈述——“我们将展示这个，展示那个，到最后你会相信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方法，是律师如何与陪审团建立信任的方式。Angwin：这也类似于科学方法。你从一个假设开始，声明“我要证明这个假设”。假设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源自经验和对某事的看法，就像检察官有自己的立场一样。Warzel：你的论文中有一段Sam Denby（YouTuber）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通过展示证据来得出观点。有时我们甚至不会得出完整的观点，而是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创作者与传统新闻机构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创作者并不急于下结论。例如，播客内容往往是深入探讨的。而传统记者通常需要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观众可能更欣赏创作者和新闻影响者在分析和讨论一个问题时给予他们的空间，即使没有明确的结论。这种方式可能让观众感到自己被信任，而不是被教育。Angwin：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YouTube的标题尤其有参考价值。它是创作者生态系统中最成熟的领域，也是让创作者赚最多钱的地方。观察YouTube的标题，你会发现很多标题是以问号结尾的——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而传统新闻的标题通常是另一种方式，倾向于“最大化”——“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或者“如何写出最吸引人的标题？”观众对这种标题产生了不信任，尤其是那些被滥用的点击诱饵标题。即使没有滥用，事实往往也比标题能表达的更复杂。我认为以提问的方式来构建内容，实际上为与观众互动打开了更多空间，让他们参与到发现的过程中。而这种发现新事物、新事实、新观点的过程，正是新闻最有趣的部分。Warzel：我觉得参与确实是核心所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参与”的恶劣版本，比如极右翼的阴谋产业链。QAnon本质上就是一种参与式媒体。受众在“MAGA怨恨觉醒宇宙”中扮演了一种角色。但在传统媒体这边，这种参与式内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Angwin：在创作者群体中存在一种很强的监督机制，这并不总是好的。但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创作者都表示，一旦你在YouTube或TikTok上传视频，评论就会立即出现。如果你有错误，他们会立刻指出。如果你不回应并说“我正在修正”或直接处理，你的信任就会流失。创作者已经建立了一套与观众和其他创作者互动的责任机制。这些机制有时会出现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些为了博取点击量而制造的“创作者戏剧”。但总体上，他们对自己的社区负有责任，而这种责任感是记者不需要承担的，甚至被鼓励避免的。很多新闻机构已经取消了评论区，因为管理评论既昂贵又耗时。在社交媒体上，当记者被批评时，他们不总是自由回应，或者编辑会告诉他们不要卷入争议。这种局面使得人们对新闻感到疏离。他们看到过于肯定的标题，但当他们试图参与讨论时，却感到被拒之门外。透明与信任：传统与创作者的鸿沟
Warzel：你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核心问题：“新闻行业将许多信任标志放在那些对观众而言不透明的机构流程上，而创作者则试图将信任标志直接嵌入与观众的互动中。”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传统媒体过去用来建立信任的许多流程，现在却被观众视为缺乏真实性或不值得信任。编辑流程的繁复、法务审核以及使作品更简洁的修订，反而让观众觉得我们在隐藏什么东西。Angwin：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讽刺。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观众现在对利益驱动极其敏感——而且他们是对的。实际上，大多数创作者本身就是独立的小型企业。这种模式在观众眼中看起来天然更值得信任，而不像一个大型品牌或巨型媒体集团。观众并没有错。许多媒体机构都由亿万富翁拥有，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这种背景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记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这种障碍。但我并不天真：创作者也在表演“真实性”，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障碍较少。Warzel：讽刺的是，这种对“利益驱动”的警惕与创作者的模式并存，而后者往往公开热情地追求利益。在创作者世界中，粉丝听到他们喜欢的网红赚了很多钱时，似乎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我猜这是一种透明度的体现。Angwin：透明确实非常重要。创作者被批评最多的就是试图隐藏赞助关系。所以在创作者群体中，确实存在对透明度的监督机制。观众互动：对传统媒体的启发
Warzel：我想深入探讨创作者如何与观众互动。我在关注的网红身上看到了这种现象。他们的确在表演，但同时也真诚地努力与观众互动，展示他们对观众及其意见的尊重。这与传统新闻中那种“上帝之音”的权威感形成鲜明对比。Angwin：责任感至关重要。如果记者犯了错误，而观众看不到任何后果，那么我们的行业就有问题。许多创作者告诉我，他们会专门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回应视频发布后的第一批评论。这让观众觉得他们被听到了。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或许能够对新闻行业带来改变，比如投资评论区的管理。但关键不仅仅是设立评论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真正发挥功能的渠道。观众希望有一种申诉机制。当他们感到某些报道对他们造成伤害或错误时，他们希望并期待被认真对待。扭转信任危机的建议
Warzel：我觉得我们正处于一个整体对机构信任度很低的时期，这使得媒体机构逆流而行。我明白要恢复信任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很好奇，你对传统媒体有什么建议？第一，理解信任的三个核心要素。观众需要相信你是善意的；需要有理由相信你的能力和专业性；需要知道你从什么立场出发——即不再隐藏观点；并且他们需要知道如果你错了该怎么办。目前，这些问题没有被直接处理到报道内容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报道是独立传播的，需要在其中嵌入可以说服怀疑观众信任的理由。我正在尝试在自己的工作中加入“成分表”模式。这个“成分表”会说明假设、发现以及报道和分析的局限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佳模式，但它是一种尝试，试图让信任要素更清晰地呈现在报道中，而不是仅仅依赖品牌。这是我最重要的发现。第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创作者——尤其是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创作者。不要只关注如何保护自己的品牌或机构，而是要考虑如何确保重要的、值得信赖的信息能够传递给公众。举个例子，我开发了一些供创作者开展调查用的新闻工具。例如，YouTuber Hank Green做了一段30分钟的视频，展示了我开发的一款工具如何揭示他的视频被盗用于构建Claude生成式AI模型。虽然我的频道点击量并不高，但通过这些工具，我的新闻作品通过创作者的传播被数百万人看到。我认为记者需要拓展思维：问题应该是“如何让我的信息传播出去？”而答案之一可能是“并不总需要由我亲自传播。”第三，我要为“客观性终结”发声。我认为信任危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认为自己必须“纯粹中立”，毫无立场，只是事实的接收器。事实上，越是透明地将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带入报道，对所有人来说就越有益处。我是不懂经的经叔，国内最早翻译介绍了纳瓦尔的《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务自由》，以及影响了纳瓦尔、中本聪、马斯克等大佬的《主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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