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塔初探黔东北——佛教的传播及寺院的分布和社会效应

        佛教从两汉之初传入中原。历经数代王朝，在中原本土化的过程中新生派别。唐宋以来，佛教已经传入贵州，在地方志中可见大量寺庙记载。乌江流域下游地区黔东北地区许多寺庙的碑刻和佛塔建筑，为我们了解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当地民众信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对了解当地地方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起到一些价值和补充。

  引言

        乌江为长江水系，是贵州省第一大河流，古书旧籍多称延江，黔江。乌江流域下游地区从余庆县大乌江镇出沿河县洪渡镇向北约15公里流入重庆市，至涪陵汇入长江。自宋徽宗大观元年田佑恭入朝内服，愿为王民，始建思州羁縻州，到永乐十一年贵州建制成省，改思南府。黔东北田氏土司以思南为中心的乌江下游区域的土司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挖掘整理，今以笔者暑期的实地田野调查，以家乡小溪河沿岸的观音阁塔和回龙寺两座佛教建筑为例，粗浅地梳理本地区的文化脉络和便于传承地区民族文化，也便于学术价值的研究和深化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

一、佛教在黔东北地区的传播过程

（一）佛教的中国化传播

        佛教自印度释迦牟尼创建以来，在后续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帝王的崇佛和传佛过程中，逐渐辐射到周边区域。我国首先接入地区在西域地区，两汉之交进入中原，其发展重心一直在内地，随着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开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也跟着传入，至明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极力推崇佛教，边地佛教达到兴盛。明清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近现代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主，隋唐佛教以宗派林立为标志，明清佛教以其深入人心为典型特征，在思想界出现了“三教合一”和佛教诸宗融合的文化潮流。南怀瑾先生认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是民间的信仰，佛教的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三世因果报应和长期战争带来的生命无保障、悲观厌世等因素的结合；二是知识分子的钵依，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人不能满足和信服，纷纷转向寻觅思想的新方向的探索。再加上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图澄，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惠远、僧肇等人的力量，才使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佛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与本土道教两股思潮一段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碰撞与交流，更在后续与官方儒家的交融中，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合与去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佛教的逐渐中国化，而且相应地建立和分支不同的流派。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中，形成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以道治身的独特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的哲学意识。 

（二）黔东北的传播

        佛教自唐宋以来陆续传入贵州，但没有越过乌江。元代始向乌江以南传播，而寺庙仍很稀少,但仍在黔北、黔东地区形成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到了明代，不惟府、州、县、卫皆有佛寺，而且土司地区也不列外，深入穷乡僻壤。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朝廷采取土流并治，于贵州遍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信仰佛教的移民在住地建寺庙，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湘黔、滇黔、川黔、桂黔四条驿道交汇贵州中部，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贵州喀斯特的地貌，石岩洞穴众多，僧徒士民以洞穴改建的寺庙遍布黔中。依托山崖地势的独特陡峭和河流沿岸陡峭山地而建的寺庙在乡间也常见，在笔者家乡乌江及其支流小溪河岸就有几座寺庙。清初，中原、西蜀等地多名僧徒进入贵州，创建寺院，传播佛教。清中叶以后，贵州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贵州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的现象。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贵州战事不断，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各地均所剩无几，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被毁，更不说地方上的规模小寺庙。多数庙宇里供奉的是佛祖、观世音菩萨和道教天尊及地方巫傩神祇。在黔东北地区多地寺庙名称都是佛道两家合称，观音阁就是典型的叫法，在乌江下游两岸多地可见这种叫“观音阁塔”的佛道建筑。

       佛教传入贵州最早的地方，莫过于播州和思州。位于遵义府治东七十里乐安江畔沙滩地方的禹门寺。万历初，黎朝邦父子始创珈蓝于此，名沙滩寺，后曾任黄冈知县的黎怀智落发于此，改名龙兴禅院。顺治丁亥年，丈雪法师避乱来此地，旋去。丁丑冬，再至此，以为“胜境甚夸，树为学业禅院”，因取”遏人之心之江河，有如禹之随山决排“的意思，更名禹门寺。广建禅居，上下蜂房，各开户牖。禅和诸子，日至十百。铜仁府境有梵净山，原名九龙山，月镜山，俗称饭甑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是著名的佛教文化圣地。群峦茸峙，中涌一峰，崔巍不减五岳，誉为”黔地之唯一名山“。在梵净山老金顶，原建有通明殿。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神宗朱翊钧敕赐梵净山镇山印号为”古茶殿“，并立有《梵净山茶殿碑文》，其佛教圣地得到皇家的认可。户部郎中李芝彦为重修古刹，撰有《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一通，拱门上刻有”敕赐圣旨承恩寺“七字。相传，万历年间，李太后修行于此，于是兴建水源寺、护国寺、坝梅寺、天马寺，合称”四大皇庵“。自此以后，香火旺盛，又建多座寺庙。一时间，信奉者宾至而来，成为川、鄂、湘、黔边境的朝拜圣地，逐改名“梵净山”。梵净山地区并非以佛教诸佛菩萨为唯一供奉对象，地方普遍民众除了供奉佛教诸菩萨外，还供奉儒家、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诸位神仙，甚至还包括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对象在内。

二、黔东北寺庙的分布状况

（一）黔东北的大致分布

       在清末时期以来的统计记载的黔东北各地区寺庙就有上百座，铜仁地区各县分布现存的都有大量分布，佛教的传入已经影响大部分地区。从民国伊始到新中国建国前夕，贵州有30余县成立了佛教协会，几乎占全省的一半。在黔东北寺庙的佛教协会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大致分布状况：

民国时期贵州黔东北各县佛教会概况表

资料来源：《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1-12页。

        明清以来，佛教在黔东北的传播过程中也使黔东北地区大量的寺庙相继建立，从下列统计表格中可以大致了解佛教的分布状况。

铜仁地区寺庙分布统计表

资料来源：《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68-73页。

（二）黔东北典型分布的寺院

       佛教的传入，在黔东北大部分地区零星点布。以梵净山为中心辐射形成一个个寺庙群落。大量的过路僧徒积当地有利的特殊地形，落地生根似的建成大小不一的寺庙建筑。佛教寺庙是供奉佛像、举行佛教活动及僧人居住的场所。佛寺又称浮屠祠、招提、兰若、珈蓝、精舍等。佛寺大都以佛殿或佛塔为主体，辅以讲堂、藏经楼、斋堂等，布局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庭院形式，讲求中轴线。由于乌江中下游水路的便利和接中原地理优势之便，贵州黔东黔北（遵义主要是顺治五年改土归流之后入贵州）相对比较接入中原文明较早的地区。贵州的寺庙始建于唐代，最早的寺庙有遵义大悲阁，绥阳卧龙山寺、桐梓金锭山寺、沿河福常寺、万山弥勒寺、印江大圣敦铁瓦寺。宋元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寺庙逐渐增多。元代后期，佛教向贵州中西部传播，寺庙开始大批的出现。明代，由于朝廷的支持，贵州佛教寺庙遍布全省各地。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年），僧人冯静通、魏洪于思南府城内中和书院建大士阁，供观音大士于中，乃称观音阁塔。万历十九年（1591壬辰年），在观音阁塔建藏经楼（藏经638函，3353卷）。巡抚郭子章提书“藏经”匾额。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佛教的衰退，新建的寺庙较少。建国后，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大量寺庙被破坏，各类佛教文物受损。20世纪80年代初，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寺庙也逐步修复。由于历史常年的传播原因，佛教在底层民众之间已经根深蒂固，佛教的教义“爱心、行善、积德”等观念的深入，在广大乡村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十九，观音菩萨生辰吉日，各地寺庙香火旺盛，信徒络绎不绝，祈祷好的祝愿和保佑。

        笔者家乡两地著名的佛教景观皆位于乌江支流小溪河岸，文昌宫（我们当地人都叫观音阁塔）位于县城东部潮砥镇小溪村红藤坝组，在当地老人的传说中，早年河岸深林幽洞附近长着茂盛的红藤树丛，里面住有一蛟龙，时常出来活动，当地民众怕受生命安危影响。恰一游路佛僧路过，在河岸正对蛟龙洞口方向的山顶上。与民众建立这座文昌阁。文革期间，恰遇一个干旱年份，老百姓受当时政治活动影响，砍断红藤树丛，从树丛里流出的红色液体流了几天，文昌阁也受破坏影响，当地民众生活也受影响。在我们实地考察过程中，听起当地老人所讲，风水遭到破坏，要是在以前，肯定不会去弄坏红藤和阁的，这个阁传说建于乾隆年间。 

       笔者亲自爬上山头，共四层，高10米出头，深入阁里查看，阁顶已经损坏，中间被淘气的当地小孩用火熏黑墙砖，隐约可见观音头像，可惜残缺不全。整座阁呈六边形，第一层为花岗岩石堆砌形成，约一米高，正面的基石上刻有五幅雕刻石画：中间是“罐中栽花”、左右两边是呈对称的两组画：“神兵执器”、“野鹿衔花”和“鸳鸯叼鱼”等图案。第二至四层均为盒子方块转砌成，开有6个梅花窗，在第二层正面开有一道上半拱圆小门，门两边刻有对联：

左联为：“此地合钟灵伫见天开文运”；

右联为“有光皆射斗欣看瑞应昌期”，

横联为“忠孝圣神”。

内正壁和左右壁，均绘有六朵祥云。第三层正面上书有“文昌宫”三个大字，在一层仰望已隐约不可见。其边柱还有对联：

左联为“凤阁流丹万丈文光悬斗宿”，

右联为“鳖峰茸翠一天元气会风云”。

第四层边角六边形角镶有翘檐，每个翘檐有一个“万”字，翘檐尖顶已缺。可惜此阁碑记文革期间被毁，尚存碑脚。

塔底层正面

       另一寺庙建筑位于该河流上游十公里左右的河边，当地人都叫观音堂（寺庙大门上刻有“观音堂”、“回龙寺”）。由于现在信士善佛管理主持是我们家族人员，正好在我们黎姓族谱登记搜集整理中聊到一起，肖宗芬就跟我们聊起这个观音堂的来历，从梵净山金佛顶主寺庙沿着小溪河过印江县一直到这里，山势龙脉延伸到此入乌江，在此回笼，便建了这个寺庙，叫回龙寺。文革期间所有建筑和佛像遭到破坏，到上世纪90年代，善佛信佛的肖宗芬和当地几个信士的老人们慢慢搭起简易庙棚，使当地信仰的群众有个归宿地方。县民宗局考虑庙棚的破旧和安危，在政府支持下，肖宗芬家人出资重新用钢架结构修了现在的寺庙。今寺庙内大厅前立有一个石碑，碑文为：

观音堂历代维修传记序

天地间万物有本末，事有始有终，知所先后则进道矣。源根其流始于清朝中叶道光年间，有刘氏名蒸者，聚刘氏多人于此地创建名曰灯花教堂未果，至清末同治年间贵州号军起义各不相容，战乱不已，以致善者遭殃。刘氏所建之教房全被摧毁。时有明智之士王岗人张光普不忍其催难睹惨状，召同人张光斗等重修寺庙，名曰：观音堂。召有僧人陈田二位烧香纸后。至清末光绪年间有笔架山高尚人士张著恒来庙烧香，在庙许下心愿后，愿称心逐立，意重修庙宇，便于族（人）议维修观音堂。时有张著论协助维修，另新修对厅山门文昌阁一幢三层。下层名曰文昌阁，中称魁星殿，顶曰玉皇宫。各层圣象清明。皆名张著恒之功矣。复召僧人献瑞和尚、田和尚和古三奶等至庙烧香。均赖善人支助矣。众僧老仙化后，国民党兴修学校（意预）拆庙，名人张绍韩保留为（被）拆。迄（今）至解放，因缺乏保护文化古迹知识。观音堂全（被）拆。九二年由信善人肖宗芬、张金凡、张金寿等人复兴庙宇，肖宗芬张金凡修复完善寺况，众议竖碑传奇。。。。。。经智名人、上耄耋老人确证为实。

 回龙寺正殿门旁的石碑

三、佛教在地区发展中产生的社会效应

       每一种宗教所产生的文明文化都是地方地域性的历史产物。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宗教享有教化民众的光荣。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能够被理解为制度性宗教，因为它们都有自己基本的概念及其组织，这些宗教发展出自己的经卷和特别的仪式来表现共同的关怀和价值。中国的民间思想和信仰，从未被某一种宗教统治过。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是兼容包并的，既保持传统的东西，也不拒绝外来的东西，只是无论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需因时因地加以适当地改造，使之适合本土民众的口味。佛教在贵州的传播过程中，借助自身的教义和地方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中，逐渐融合其他地方神祇，构成一套当地特色的信仰系统。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相应地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效应：

（一）便于统治阶级的管理

        佛教在明时期得到官方的重视，经过元朝末年的动乱而恢复中原平静的大明王朝，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定民心的统治措施。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为使“皇图巩固，帝道遐昌” ，在总结历代统治者治国的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以佛教和道教，借以达到“使人日渐教化”的目的，以图能够“长治久安”。在明代的统治者看来，佛教是“敷训导民”、“驯化人心”的有效工具。可以使人“乐为善事”而不谋反。因此，随着统治的加强，佛教在贵州的广为传播，其盛况非宋元时所能比拟。在由官方的指导倡议下，一些传说中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历史人物被神化了在寺庙中，作为百姓、政治和军事价值的象征而存在。一些地方有功勋的官员和地方领袖，在当地的政绩和名望中过后往往也被神化作为一种政治的象征。在观音堂庙殿中供奉的除了菩萨佛祖等佛像外，还有几尊威武凶神的地方保护将军雕像。这些佛像在主持的讲解中是很早前的地方大官，供奉他能保佑地方百姓一方平安。而寺庙多了一种借助天上的神明和阴间的权威，来支持社会普遍的道德秩序，通过上天奖赏善事，阴间的恶鬼来惩罚恶行。惩恶扬善给人希望和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二）稳定基层民众心灵的寄托和安慰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的乡村世界，民众在思想层面上追求不高，衣食温饱的满足和小地区范围的视野见界，安居乐业基本就是理想的生活状态。再有子弟功名官禄的考取，那更是家族有幸。受东亚季风区的异常和贵州山地丘陵地形地势起伏高低的影响，历史上往往伴随降水过多或过少而带来的洪涝和干旱影响农业的收成，寺庙中供奉的佛神往往在民众心中起到能掌控大自然的力量，特别是干旱之年在寺庙的祈祷在百姓心中就显得重要了，而这些神灵往往也保佑着各行各业的各种职业性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这些都有助于巩固农村社群的凝聚力。而本地区尊奉崇拜的佛像多为观世音菩萨，这与当地人的男女婚姻和生育后代的寄托和对家人的平安的祈祷以及对困苦生活的某种默默忍受的心灵安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是慈悲和智慧的化身，在一般老百姓中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真正的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救世主，因此观世音菩萨才会最受欢迎，接受香火最多。

（三）带动地方特殊方式的发展

        佛教在地方的传播和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中，也相应地起到改变生活的方式，既有积极性一面，给当地民众空虚的精神世界寄托希望，也有负面性的一面，在世俗的压力中，甘愿忍受压迫。由于佛教对世俗社会持有某些方面的否定态度，佛教提供了一套用以替代现存世界的理想秩序，作为“普度众生，脱离苦海”的方法。许多基本的佛教信仰已经深深浸淫在普通老百姓的道德生活中。佛教的一些观念，如灵魂的轮回和因果报应等已经被大众接受，是强化民德和民风的有效手段，并且强有力地支持着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并且在葬礼和祭祀中接纳了佛教的一些神学思想和仪式。在安顿超度亡灵方面，佛教的某些宗教仪式的目的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安全、迅速地进入天堂的途径，并让他们在那里过上舒适的生活。在黔东北地区专门为死者做法事的“阴阳先生”，基本都是借用佛教的经仪通过系列佛教的方式把死者最终入土为安，走完人生最后的程序。

四、小结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从两汉之交由西域传入中土，再在中土社会的土壤中吸收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自成一家宗教思想。在中原本土化过程中开支发芽，形成不同的宗教门派，间接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从北向南的发展，从中原礼仪中心传到西南落后之邦，从唐宋时期的传入，到明清时期的在贵州的遍地零星分布。佛教的教义中的普度众生、行善积德等观念经过历史的岁月沉积，在民众中影响和养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从笔者暑期的实地调查中所见的石碑和寺庙建筑中，可以看出佛教在普通民众中产生的影响痕迹，这些佛教思想中留下的东西，维系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和道德层面某种约束的行为规范，也希望通过对这些地方文化的逐渐消失中的古迹，唤醒对民间的文化的保护及传承和古老建筑的维新及重建的重视，这也算是对历史和自然天地万物的尊重，让一方百姓精神信仰里有种寄托和通过这些寺庙古迹的旅游发展方式等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文献参考

1《安化县志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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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沈庠 修 赵瓒 等纂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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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遵义市人民印刷厂印刷，内部发行，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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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地多名老人口述。肖宗芬口述人。

9《欧洲文明史》，【法】弗朗索瓦-基佐著，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

10《思南六百年大事集》，思南县县志办内部刊物，1986年。

11王路平 著《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2黄尚文 著 《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6月版。

13刘晓英编著 《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 ，学苑出版社，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