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作为一个家族或家庭的传统风尚，是一种潜在的人文力量或道德信仰。家风的形成往往需要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这种无言的教育，是最初的教育，最直接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教育。从下一代人的身上可以找到家风的烙印，是最珍贵的传家之宝。
从古至今，好家风成就一代人或数代人的不乏先例，武安明代宋之韩儒风传家的事迹，可称典范。宋之韩(1532-1600)，字元卿，号敬斋，武安城关人。明代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任襄陵县令，西安府丞，吏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等职。其先祖山西洪洞县人，明洪武年初，随移民潮徙居武安，至宋之韩已是第八代。其祖父宋诏和父亲宋艮都是明代贡生。，明代科举制度中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宋诏作为贡生，在国子监读书，后推荐到涿州任司训。司训即教谕，主管涿州文庙祭祀和教育，相当今教育局局长职。据《明涿州司训孔泉宋翁墓志铭》记载，宋诏字朝章，别号孔泉。从小性格刚明严毅，童幼不群，8岁即入乡学，20岁应试补廪膳员。所谓廪膳员即廪生，是吃皇粮的优秀学生。宋诏推荐到涿州任司训后，因教子心切，执意要求回到武安，州太守沈公为宋诏诚心所感动，在宋诏任涿三年后，准于回家教子。宋诏回乡后，结庐于武安紫溪之阳，担当起教育儿子宋炅的责任。宋诏对儿子训导启迪，亲自撰文讲授，宋炅学业日进，由廪生进为贡生，果如父望。宋夷儿子即宋之韩，宋夷是武安有名的孝子，其母任氏，常年患病，卧床不起，宋夷经常到外地，遍访名医，为母亲抓药治病，每次亲煎亲尝。夫妻二人，侍奉病母近二十年，夜睡不曾解衣，言语微笑相对。无微不至，无怨无悔，孝子之名，闻于乡里。孔子曾言，事孝的最高境界，不仅是滿足父母物质需求的“供养”，而是同时满足父母精神需求的“色养”，宋明做到了这些。宋炅死后，武安城衙门口街，建有旌表其孝行的牌楼，名列县孝子祠。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曾作《题宋孝子诗册序》，以表宋夷的孝行。祖父宋诏的重教，父亲宋夷的孝行，对宋之韩影响至深。宋之韩从小早慧，举止不同于一般儿童，犹如“小大人”，待人接物，颇有礼数。年少，在乡里选拔优秀学生中，被选为廪生，。宋之韩娶妻扬州府照磨(审计官)，孙光祖女婉静。宋之韩家教有方，家庭和睦，父子好学，名传四方。“公于书无所不读，五经大义，皆能诵解，诸子百家，下至医卜技术，无不究晓”。嘉靖四十一年(1561)，宋之韩考中举人，四十四年(1565)，再登进士科，初授山西襄陵县令，有撰文指宋之韩任河南襄陵县令，实为误解。有两史料可证误:一是四库全书和山西通志记载，宋之韩嘉靖年间任过襄陵县令并主编《襄陵县志》;二是宋之韩在任襄陵县令期间，为防匪攻城，曾引汾水入护城河;汾水流境在山西不在河南，为不争事实。当时山西襄陵县有通往四川、云南、贵州的驿路穿过境，设有驿站。而驿站往来费用，全仗县令筹措，耗费巨大，历任县令叫苦不迭，未能解决。宋之韩到任后，严格整顿，堵漏开源，顺利解决了驿站供需不足的难题。隆庆元年(1567)，有土匪袭击襄陵县城，当时因守城兵力不足，城墙多为土坯所筑，不易防守。宋之韩下令派遣民工士卒开渠，将汾水引入护城河，土匪难以攻城，只得撤退，使百姓免遭匪患。事后，宋之韩申报上司，将土城改筑为砖城，带头捐出自己俸银，倡导民众捐资。并亲自筹划督帅，耗时三个多月，顺利竣工，从此解除了百姓常遭匪袭的后顾之忧。此事禀报于上，受到穆宗的嘉表。宋之韩在襄陵任县令不到两年，遭小人诬陷，将他调任西安府府丞，府丞是西安知府的僚属。官职虽小，宋无怨悔，挥鞭赴任。在任西安府丞期间，宋之韩因办事有方，知府委以重任，分管永丰仓事务。永丰仓是隋唐以来，西安府贮粮的重要仓库，责任重大，历年积弊也多，难显政绩。分配此处的官员，不好提拨，多不愿去。宋之韩考察之后，论功擢官，提拨五六十人。改变了永丰仓无人愿去的局面。知府早闻宋之韩在襄陵筑砖城事，将西安城改筑砖城的艰巨任务，交其指挥。宋之韩不负重托，恪尽职守，朝夕督办，仅费时一年，全部峻工。并且在分管的诉讼案件中，查办快速，西安府积压多年的疑难冤案，经他明查暗访，终于弄清真象，为民伸冤。后人评称“辩冤解棼，所至辄有声”。宋之韩在西安任职时，不仅办事明快干练，对同僚也十分关心，同事间闹矛盾，他热心帮助，查清根由，说服调解，同归于好，同僚由衷感激他。由于政绩显著，宋之韩升为中央谏官，任户部吏科给事中(从七品官)。虽官小职微，但宋之韩不避权贵，敢于谏言。指出朝中的三种弊端，切中要害。又对屯政，漕运，屯田制度，提出不少可行的建议，于是又迁任刑科给事中(正七品官)。宋之韩这种为朝廷分忧担责的“庙堂精神”，是儒家之风的传承，是家风长期薰陶使然。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驾崩，神宗即位。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的大宦官冯保，公布穆宗与太子遗诏，引起宋之韩的怀疑，认定这是冯保假传圣旨，加之素知冯保专擅朝政，卖官受贿的不法事实，宋之韩写就《劾冯保四逆六罪疏》。历数冯保的罪行，要求神宗“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宋之韩的上疏，触犯了当朝权奸，冯保大怒，又假传神宗圣旨，要将宋之韩杖死在朝堂。不想宣读圣旨的太监正要开读，忽然摔倒在地而亡。冯保惊异而害怕，以为这是穆宗在天之灵对自己的惩罚，不敢对宋之韩再下毒手。宋之韩才免于死劫，只被解职了事，回归乡里，时年刚40岁。宋之韩父亲宋炅，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被取消廷试资格，回到家中。宋之韩回乡之后，对仕途已绝。在紫山南开圃建园，题额“树德园”。并撰文抒怀铭志，自称“紫溪逸叟”，以写诗会友，游乐于田间溪畔，过起了封建文人的隐居生活。其后30载，再未从仕。期间写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表现自己忧郁不得志的“闲适诗”，直到69岁时去逝。据宋之韩墓志铭记载，宋的家谱排序至第十二代，其后家谱失落，不再排序记载百余年。清代同治年间，宋家祖坟(在今武安北关街北关小学附近)，因坟地用尽，分支迁出。后家谱亦失落，难以排序。宋的后人，今仍人丁兴旺，在市区东关街，西关街及乡村有分布。宋之韩诗见于县志有18首，代表作为五言律诗《春早适近郊》，长达180余字。此诗描述了武安城东紫溪河畔的早春美丽景色。紫溪是紫山东南侧洺水的一段，有紫泉水流出，与洺水汇流形成。这里洺水西来，被紫山所挡，由东流折向偏北流去。地势平坦，形成沃野，是武安历史上的风景区。诗所描写:早春，天蒙蒙亮，农夫已鞭着耕牛，赶往田间。作者坐巾车，携一壶酒，仆人驾車郊游。一路欣赏雪山，梅花，村妇抱儿嬉玩，老者坐门搔首。猎人携犬逐兔，勾起作者脑中走狗烹的典故，时间不觉，已近傍晚。这幅春意图，长于叙事，语言平易，尤显功力。另一首长诗《竹林诗二十四韵》，则以描景见长，借景抒怀，另显特色。紫山上的竹林寺，据武安旧县志记载，建于元代至和年间，此山虽不在高，山下有洺水流过，颇具灵气。山上林密雾罩，颇有仙气。又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的墓地，风水绝佳。元朝开国重臣，邢台人刘秉忠等曾在此寺修行学习，史称“紫金山五杰”。宋之韩借咏竹林寺景，抒发了自已绝仕慕禅的淡淡郁情。诗可叙事抒情，亦可证见史料。宋之韩的短诗，即有记载。一则是宋之韩回乡后的1584年冬，与时任武安县令的王显仁，同游北响堂寺。写下了七律《甲申仲冬同邑侯王公登鼓山》:
武安古有别称“神钲”，因鼓山有二石如鼓，每逢鼓自鸣，兵乱即起，多有应验。史料见于《洛阳伽蓝记》《金代重修常乐寺佛殿碑文》、武安旧县志等多处。二则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秋，河南彰德府推官张应登来武安办案。在游览了南响堂寺和瓷都彭城后，第二天宿常乐寺，约宋之韩同游。宋之韩因故未到，派人送故友两首诗，以表歉意。这两则史料，透见了宋之韩的文人气质，君子之风。
民国《武安县志·艺文志》，载有宋之韩的《主敬堂文集》《三才要览》《青琐汇集》《说文举要》《紫溪逸叟诗》5部著作，说明宋之韩不仅是明朝的一代好官，同时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者和诗人。民国《武安县志·文征》共列30多名文人，论所选诗文数量，宋之韩是最多的一位。从宋之韩的祖父宋诏，父亲宋夷，到宋之韩及其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风尚，一脉相承。正如同朝大学士沈鲤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给出的评价:“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忠，终于济人，顾不大哉”。“移孝出于綦忠，致忠复于完孝，二者足以立身持名矣”。
在武安古代历史人物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明代太子太师、户部尚书郭资，清代户部江西司郎中王可大。郭资以位高功显名于乡梓，王可大以才学敏捷传于民间。沈鲤评价宋之韩“德行文章，并重乡邦”，分量并不亚于前者，论儒风传家，修德教子，宋之韩事迹，对推动家庭风气，建设和谐社会，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2.《原任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知县候升府同知宋公暨元配赵氏合葬墓志铭》![]()
神钲书院由作家、地方文化学者安秋生先生创办，世通传媒承办。神钲，是武安的别称。神钲书院即武安书院也。神钲书院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挖掘、梳理、传播武安历史文化为己任，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以时尚为导向，愿为武安文化的发展和武安影响力的提升贡献绵薄之力。
神钲书院举办如下活动：
1、地方文化沙龙和论坛；
2、为社会提供地方文化方面的咨询；
3、开办大讲堂，面向社会举行国学和地方文化报告会；
4、受邀为学校、企业等举办地方文化讲座；
5、接受有关单位、机构、个人委托，编辑、撰写、出版村志、厂志、自传以及其它地方文化资料；
6、面向社会开展艺术培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