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武安 · 孙世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宣武门小学上学。记得入学第一天，一位戴眼镜的老师登记姓名时对我说：你的名字起得好——世界光明。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上初中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我打包好行李，从永定门出发，坐九个小时火车到武安，然后换乘牛车，在邯长线的土路上颠簸两小时后，来到传说中的崇义大队。那一年，是1969年，我15岁。
回村后，我和母亲一起落户在崇义公社一大队5小队。没有谁做动员，没有预热准备，我很快便融入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毒辣的日头下，钻进高高的青纱帐里锄草时，玉米叶子划得胳膊生疼，但我从未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后来，我上了崇义高中。因为在北京上初中时见天“停课闹革命”，基础实在薄弱，所以除了高中语文能听懂一点外，对数理化简直就是一窍不通。没办法，上了一年高中后，只好重返农村广阔天地。
那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劳动日满十分年底可以分红八毛钱。我被评定为八分，折合下来一天只有六毛四分钱。为贴补家用，我去“小矿山”设在崇义的矿点参加劳动，每天能挣五毛钱补助。
1972年春季的一天，我正在矿山工地抬着筐呢，忽然听到大喇叭喊：孙世明来队上，孙世明来队上……
到大队后，队长给了我一张武安师范入学通知书。我懵圈地问：为啥是我呢？队长说：你咋啥也不懂呀，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如果有人想去，还轮得上你吗？
当时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冥冥之中，是上天馈赠了我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两年的师范生涯转瞬即逝，197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崇义三里地的南西庄学校。当时全校十几个老师，只有校长和我是国办教师。放学后，本地的老师都回家了，只剩下我留在学校专心备课。没有参考书，就自己看课文、分段、写段意、提炼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点。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我把在师范两年学到的东西全部重新强化复习了一遍。
当时我的办公室窗户紧临路边，总有不认识的村民把自家种的蔬菜隔窗扔进来；有时上课或备课忙，常常忘记做饭，本村的老师就悄没声儿地给我带饭；有时学生家长也请我到家里吃饭，每次都是我吃白面，而他们全家甚至小孩子都吃粗粮……每每想起这些，我总会为这份独有的乡情而感动而泪目。
那时的学校，几乎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刚满20岁的我脑子里忽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有一天我当上校长，会怎样教育学生？假如我是校长，怎样才能让学校变得更好？
从此，每年寒暑假回京后，我总会跑到各大图书馆，去翻阅教育管理方面的书籍，充分汲取书中的营养，并把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活学活用到日常教学实践中。
每逢秋假教师们集中学习时，我都被抽调出来提前备课，然后给老师们讲示范课。有一年，邯郸教育学院招大专生，因武安考上二百多人，学院老师告急，于是从武安高分学生里抽出四个人，去邯郸培训一周后，回武安代替学院老师授课，我很幸运成为这四分之一。尽管没有一分钱报酬，但在我看来，这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衡量的财富。
正当我在教师岗位上如鱼得水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1981年9月，我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县文教局教研室。当时我正带毕业班，得知调走的消息，好多学生和我抱头痛哭。我眼含热泪，带着他们送给我的笔记本、钢笔等物品进了县城。
到教研室后，我跟随教育界前辈和同事，坚持每天下乡听课，步履不停地穿梭在城乡的各个学校之间，用脚步丈量武安的每一寸土地，用钢笔记录课堂的每一个闪光点，用耳朵倾听无数师生的心声。在教研室工作期间，我与人合著了《中学生学习方法培养与指导》一书，由教育出版社发行，并且荣获“全国中学语文最佳教研员”称号。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曾在20岁时做过的当校长的梦想，居然在25年后的某一天突然实现了。1999年8 月，我被组织任命为南关学校校长。
对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研究的我来说，当小学校长，无异于跨界。刚上班第一天，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南关街村委会的王会计，他开门见山地抛给我一个大难题：南关学校校舍一直紧张，早就申请了在学校大门东侧建一栋教学楼。房款已经到账，但是手续三年没跑成。若再拖延下去，账面上的资金就会被划拨转移！
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大脑里一片空白：校长不是主抓教学吗？怎么还要管建教学楼的事情？但责任无法推卸，我硬着头皮多次找领导，并把阻挠建房者请到现场。当时只问了他一句话：你支持教育吗？回答：支持。领导当场拍板：明天办手续开工！几个月后，教学楼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满足了周边学生进入南关小学读书的愿望。
2000年新学年开学，经反复考察论证，我萌生了办理住宿学校的念头，虽几经周折，但最终如我所愿。从此，武安城区的小学第一次有了“住宿生”。
当时，尽管外界对此举的说法褒贬不一，但更多家长是这样评价的：孩子在南关学校住宿期间，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风，如整理个人卫生、叠被子、洗衣服，如回家后主动帮家长做家务，如孩子变得知书明理了……邯郸市教科所也多次实地调研，并拟定南关学校为“河北省小学教育示范校”。就在填表申报的过程中，我被调入新的工作岗位，一直到2014年退休。
若干年后，时任教育局局长曾这样当面评价过我：你的教育理念很超前，教育部2008年才提出小学生下午上两节课，然后开辟“第二课堂”。而你在2000年就已经那样做了。
从1969年离开北京到武安，这一晃就是50多年。久居他乡成故乡。这里，曾流下过我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汗水；这里，曾倾注过我扎根三尺讲台，辛勤教书育人的努力；这里，曾留下过我痴心教育改革，追求教育理想的足迹。这里，更是我放眼世界、拥抱光明、奉献青春、实现梦想的一方热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本文获“我和我的家乡”有奖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