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7年，库克在参观立讯精密的一条生产线时被问到，苹果是否会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库克很坚定地说，“我们不会那样做”。
但世事难料，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愈发紧张，此后的三年疫情，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苹果产业链布局的变化，苹果开始考虑将部分供应链迁移到南亚、东南亚，甚至北美等地。
印度接下了这个泼天的富贵，苹果高调宣布加大印度生产，目前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占比高达14%，约占全球产量的七分之一。
但根据不少媒体报道，苹果转向印度生产并不顺利，最近又决定将部分产能转回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印度制造的良品率较低，有媒体报道称印度产的iPhone存在缝隙过大、边缘粗糙等问题，品控也不如中国产的iPhone，导致产品退货潮和大幅降价……
这些问题让苹果公司CEO库克坐不住了，今年亲自来中国整顿供应链。
库克20日现身苹果南京东路门店，图自库克微博，
此次中国之行还见了比亚迪电子、蓝思科技、长盈精密等苹果供应商
苹果的策略也做了修正，部分生产业务迁回中国大陆，比亚迪、立讯精密等大厂已加入iPhone 16供应链，成为苹果最新的代工伙伴。
分析人士甚至称，苹果在印度的产能，可能接下来并不会像之前计划的那样大扩张，苹果可能接下来会选择加码中国。
早在两年前供应链转移叫嚣声最厉害的时候，彭博行业研究硬件分析师Woo-Jin Ho就大胆预测，即使到2030年，苹果也只会将10%的iPhone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最多20%。
现在看起来，这个预测还是很有水平的。
那，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生态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为何苹果难以割舍中国制造？
苹果部分产能迁出中国，真的就意味着坏事吗？
事情还要从库克接管苹果的供应链时说起。
蒂姆·库克是一顶一的供应链战略大师，是苹果供应链体系背后的核心操盘手。自从1998年他加入苹果之后，将曾经混乱无序的供应链变得简洁高效，直接推动了苹果公司在全球供应链管理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2013年起，苹果已经连续多年成为Gartner供应链25强排行榜Masters级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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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成就了中国的果链，也成就了自己的CEO之位。
以至于说，做硬件，就是做供应链。
而我们中国在这一块有三大优势。
第一是基础设施优势。
供应链的运行原理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从各个供应商手中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再将它们在组装厂里拼接成最终产品。
2023年财报中的数据显示，苹果公司的187家主要供应商占其总采购的98%，其中有157家在中国大陆有工厂，占比高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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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小部分在中国没有设厂的，也在附近的日本、韩国、菲律宾，距离也非常之近。
可以想象，我们中国拥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生集群，而地理上高度集中也带来了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形成了强大的“正循环”，有力地降低了成本；更别提咱们还具备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物流效率高，整个过程几乎不受边境和关税的影响。此外，中国工人勤奋且具备高文化素质，政府更是不惜投入巨资帮助建设工厂，确保苹果能够顺利扩大生产规模。
就说，这样的营商环境和规模优势，放眼全球，你找得出第二家算我输。
反观印度，一来苹果供应商却需要面对复杂的当地政策、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尚未成熟的市场环境。二来印度各邦物流阻碍重重，工业配套体系尚未健全，这也是为何印度人工便宜，但生产的iPhone却更贵的一部分原因。
当然，手机不是汽车，运输成本与基建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并不高。
这就说到第二个优势，
也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锏——
现代制造业的创新力。
很多人以为苹果的“外包”就是简单地把生产环节“甩手”给中国制造商，但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的十五年里，苹果的顶级产品设计师和制造工程师不断被派往中国的工厂，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这些工程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要协同设计全新的生产流程，还要全程监控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生产线从试运行到大规模生产都顺利推进，同时还得时刻关注供应商的生产是否符合苹果标准。
现代制造业已经不再是给你图纸和机器就能搞定的时代了。产品设计必须在工厂内边探索边完善；而如何将一个产品大批量、自动化、高效率地生产出来，同时保持高良品率，更是需要工匠级的微创新。
这种创新往往是你只能在生产一线才能领悟到的“现场智慧”。
幸运的是，这种“现场智慧”留在了中国。
除了大量人力资源投入，苹果还斥资巨资为供应商购买定制设备，相当于自己买设备放在别人的工厂里。
iPhone刚刚出来那几年，随着产量的增长，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主要指用于生产的设备）从2009年的3.7亿美元暴增至2012年的73亿美元，这个数字当时已经超过了苹果所有建筑资产和零售店的总和。
通过这些放在别人工厂里的定制设备，苹果不断开发一些专属黑科技，这些技术连竞争对手都未曾耳闻，更别提追赶了。
举个古早一些的例子，2008年苹果推出了一体成型铝镁合金机身与以及按压式触控板（不再保留按钮）的MacBook Pro，当时这种工艺是非常复杂和昂贵的，苹果不惜血本投资数控设备和材料研发，使得这一工艺得以实现量产。连苹果设计大师艾夫都评价称，这项工艺实现了“行业闻所未闻的精度”。
不过随着2015年iPhone销量见顶，苹果为了节省成本，开始更多依赖供应商的设备。
对设备掌控力的下降，便是对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依赖加深。
特别是自疫情以来，苹果一直无法向中国派遣大批工程师，很多时候得依靠供应商自己去创新，一位知情人士说道：“苹果总部的人现在任由中国员工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员工已经完全控制了产品的生产。”
现场创新这一部分更深刻地留在了中国工厂内，让中国供应链体系越来越有创新力，越来越值得苹果“依赖”。
比如比亚迪，在2008年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合作伙伴，起初为苹果提供金属外壳加工，在合作的10余年间，比亚迪与苹果联手打造了智慧工厂的信息化体系，将数据收集、数据可视化等全链条功能集成在一起，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透明高效，最近几年也应用上了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和运营效率。
此外，苹果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在加码——
今年3月，苹果宣布将在中国扩大应用研究实验室，提升上海研究中心的能力，并将在深圳新设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毗邻生产和组装基地，工程师们可以和供应商密切合作，实时调整生产流程，以提高效率。
这么多年来，苹果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度捆绑的供应链和生产体系，极其复杂、极度有粘性，苹果将自己的命运已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建立了一种难以解开的复杂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在供应链上有大量的创新，所以，所谓的“印度制造”也并不是“完全在印度制造”，更确切地说是“印度组装”——
目前，苹果在印度主要进行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而所需的上游零部件几乎都需要从中国大陆空运过来，为此苹果必须支付关税，关税约为 22%。再加上 18% 的GST（商品及服务税），单单是税收，成本就上涨了 40%，所以iPhone在印度制造最终的售价，真的不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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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硕和富士康会将工厂搬到了印度，这些上游的供应商会不会也搬到印度？
这就要说到中国制造的第三个优势了：
灵活。
比如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它的劳动力资源除了成本廉价（利润率低于3%），更重要的是有规模庞大、居住集中、灵活性超强的特点。
举个例子，如果富士康要安装一台声波焊接机——这种设备能通过超声波能量将不同金属或塑料材料无缝融合——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召集到足够的公司和工人来完成这项工作。
中国有各类细分专业领域公司，有庞大的产业网络。庞大的规模不仅促使企业之间形成自然的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了无尽的灵活重组和创新产品的机会。
还是再拿迪子举例，迪子主业是做新能源汽车的，但也可以给你苹果做代工，还可以转去生产口罩，公司2023年度财报显示，比亚迪也连续多年出现在苹果核心供应商名单上，其手机部件、组装及其他产品业务实现营收1185.4亿元，占比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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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产业庞大，市场只要有需求，比亚迪就能快速跟上，而且可以在需要增加的时候快速提高产量，也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快速削减产量。
更让苹果安心的是，无论是增加产量还是削减产量，这些变化都不会对苹果造成成本压力。
也正是因为这三大优势，苹果被中国“宠坏了”，已经“无路可逃（no way out）”，怎么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那我们退一步再来推演，
如果哪一天，苹果真的从中国部分迁出，真的完全是一件坏事吗？
不一定。
因为苹果正在带动其中国供应厂商走向全球。
为了适应苹果代工企业的迁移，许多在中国大陆拥有产能的零部件制造商，早已开始在印度或东南亚国家展开多元化布局。
这不，今年1月，京东方就计划在越南投建两家工厂；2月，歌尔声学宣布正在越南建设新厂；3月，舜宇光学宣布将扩大在越南的投资，金额高达25亿美元；4月，伯恩光学也确定了在越南的第二个生产基地。立讯精密也打算进入印度市场。尽管印度的政策环境和工业体系依旧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对于立讯精密来说，这无疑是增强其全球垂直整合能力的一个大好机会。
就像当年中国台湾的供应商逐渐迁往中国大陆一样，如今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也在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市场逻辑——那里有市场增量，劳动力成本较低，并且在能更好地专注更高端的价值链。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苹果的“部分出走”并不全然是坏事。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转型升级、拓展自己的全球供应链，进军国际市场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