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三位获奖者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麻省理工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麻省理工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这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近年来最有价值、水平最高的一次，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启示。
尽管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探索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特别聚焦于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这两位学者的理论，他们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可谓是经济学界的一部现象级作品。
书中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强弱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制度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又是怎样影响经济繁荣的呢？
那，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呢？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不是人文地理，也不是资源禀赋，
这个决定因素是制度。
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模型来进行解释。
这个模型将经济与政治制度分为两大类：包容性和攫取性，由此形成了一个四象限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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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这种制度为大众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机会，强调保护产权、法治、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个人通过努力和创新获得经济回报。它鼓励企业家精神、创新和投资，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攫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为了服务少数统治精英的利益，通过剥夺和压制来实现对资源的垄断。普通民众的经济机会被严重限制，创新受到抑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
包容型政治制度（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权力的分散与平衡，通过广泛的参与机制，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
攫取型政治制度（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是少数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游戏。他们通过垄断权力，操控国家的经济资源，并通过抑制竞争来巩固自身利益。
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指出，攫取型制度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实现工业化的初期。前苏联的“五年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将大量资源从农业转向工业，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产值的大幅增长。然而，这种攫取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压制了创新，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
达龙·阿西莫格鲁对于经济学界的大师萨缪尔森可谓是十分尊敬，但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经济会超过美国时，达龙·阿西莫格鲁对此大加抨击，指出萨缪尔森没能看透苏联制度的根本缺陷：掠夺性制度，特别是它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当这种模式耗尽了集中资源的潜力，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攫取型政治制度则会产生攫取型经济制度，政治精英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操控经济资源，并通过抑制创新和竞争来巩固他们的经济利益。由于经济权力集中，贫富差距加剧，长期来看，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相比之下，包容型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包容型经济制度允许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华，追求个人利益并实现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选择、试错、改进的自由空间，这让整个经济环境充满了活力，创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诞生出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旧的制度和利益格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会冲击现有的行业和利益集团。虽然这种“破坏”可能对短期利益有害，但从长期角度看，这种“破坏”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圣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具备了一种高度包容的制度环境：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创业精神，这些要素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高度自由的生态，许多新技术企业不断打破旧有的技术和行业格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比如加州的法规规定：若一个人只掌握一种谋生手艺，那么他应有权利在该领域自由就业。也就是说，竞业禁止协议你可以签，但公司却没有办法用。
这背后的理念是，释放人才，让人才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创新和产业的发展。
再比如，互联网还在早期发展阶段时，美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给到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免责的权利，给互联网公司管理平台内容的自由；互联网企业在产品发布和市场行为上不需要经过严格的预先审批，甚至一些“出格”的行为也不需要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责任，而是让市场竞争决定哪些公司和技术能够成功。
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强调，只有在包容性制度的框架下，创造性破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
创新意味着变革，而变革往往会带来权力重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汲取性的，那么利益集团会竭力阻止任何可能威胁他们地位的创新。
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汲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包容性制度呢？
其实，包容型制度与一个国家所宣称的制度关系不大——不是看它说什么，而看它做什么。真正的包容性制度，我们根据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的说法，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权力广泛分配：即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不由少数精英垄断，而是能够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所共享。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并且享有通过市场活动追求经济利益的自由。 创新和经济流动性：为个人创造和创新提供环境，鼓励创造性破坏，而且为人才及新兴企业提供上升通道。创新者不会因既有利益集团的阻碍而被排除在外。这也是为什么，在包容性制度下，社会各阶层都有更高的创新积极性。 法治和公平竞争：包容性制度需要法治作为基础，确保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法治能够有效限制精英的权力，防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破坏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更多的创新者有机会参与竞争。 最后，真正的包容性制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它不仅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还要关注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活力，使得不同代际的社会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建国初期的美国无疑是包容性制度的经典案例。当时的联邦主义和州权分权体制为各州了广泛的自治空间，居民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和经济机会选择适合的居住地。这种灵活性激发了创新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那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下，广泛开放的经济机会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
然而，近几年如火如荼的BLM运动、移民高福利等等，ZZZQ让包容性制度在某些方面受到挑战。
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通过分权让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去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民营企业的崛起，农民可以进入市场从事生产活动，这使得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到经济增长中来，并且参与分配增长的红利，这也推动了过去40年，中国近8亿人民的脱贫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看到新的挑战逐渐显现。如何继续维护包容性制度，保证创新者有足够的空间去打破固有的壁垒，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真正的包容性制度才能促进创新增长与经济繁荣，而创新是最重要的事情。
正如书中说到的：“现代世界的人们必须认识到，创新创造才是通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人们必须玩创造增量财富正和博弈的游戏，促进文明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玩没有增量财富创造的零和游戏甚至让财富毁灭的负和游戏，陷入无脑死亡循环的泥潭。”
创新的根基在于包容的制度，广泛的权力分享、法治保障和公平竞争，激励创新和经济增长，使得社会每一个阶层都能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从而维持长期的社会活力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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