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住建部等六大部门印发了最新政策文件《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的管理规范，支持和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
文件自2024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里提到的市政基础设施，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资源。按照功能及特征，分为交通设施、供排水设施、能源设施、环卫设施、园林绿化设施、综合类设施、信息通信设施、其他市政设施。
过去10余年间，一些地方大规模扩张地方专项债、城投债，只重GDP增长，不重债务风险管理，只建不管，不清楚资产家底，管理能力和水平也跟不上，甚至在债券资金管理上还出现了“债券项目收入归属企业，还本付息责任由财政承担”的不规范现象。
这次的《办法》实际上是在为全国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划红线”。
其中，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不得增加隐性债务。
此处的“红线”就是“收益”——
如果地方想借债来搞基建，那么这个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至少能覆盖借债的本息。如果不能，那不好意思，项目是要砍掉的。
过去，很多地方，尤其是中小城市，产业基础薄弱，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基建，基建见效快，任期之内就能出政绩；而且安全，反正有财政转移支付兜底。
但这导致一些地方财政透支，债务风险堆积，同时资源浪费严重，未来持续投入的维护费用也是很重的负担。
比如说，靠烂尾这一行为艺术而出圈的贵州六盘水，从2013年到2017年李再勇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一口气推动了23个旅游项目的建设，其中有16个项目列为“低效闲置项目”，基本就是“烂尾”了。在李再勇主政的三年里，当地新增债务高达1500亿元，而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到100个亿。
还有更为人所知的贵州独山，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但就是敢举债400亿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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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去年我们提到，在海南环岛高铁上，投资4000多万元投资建的儋州海头站，自2015年西环高铁开通以来都没有正式启用过——因为每天只运个几十号人，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只要启用就是亏钱，一年白白地要亏五百万，还不如不启用。
2023年底，海头站终于开始启用了，但在东环高铁线上2010年就修好的万宁和乐站仍未开通……
而这些现象之所以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项目的论证不够科学，决策过程中过度追求政绩，甚者腐败丛生，而忽视了经济上的性价比、财政上的收益率、战略上的重要性，最终埋单的只能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这次《办法》所设置的“红线”，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规范化，更是为了防止更多地方政府因盲目举债而陷入财政困境给社会造成损失，通过对项目收益性的严格要求，《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理性参考。
其实，很多城市早已看清：基建狂飙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向“创新资本”转型才是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策略。
例如江苏，它在2019至2023这5年间，从外省招引了3138家企业，直接投资1499家、间接投资33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谓是在创新资本的赛道上一路狂奔。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将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劳动力输入。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在这一阶段，国家会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一阶段的国家会注重科技研发，推动产业升级，培养高技能人才。 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在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物质资源，而是依赖于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
从这四个阶段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之间的大的转型期。
过去靠房地产、城投（基建）拉动的债务型数量型增长方式已然不可持续，下一个阶段是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代表的创新型效率型增长方式。
所以，《办法》为基建投资划红线是一件好事，强制地方政府走出过度依赖基建的“舒适区”，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就像我们之前解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发言时提到的，“投行思维”的本质是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能力是如何调配资源，从而使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种能力可以直接影响一个企业、行业，甚至是一个区域的发展成效。
资源配置者的能量远远大于资源建设者，甚至大于资源拥有者。
更重要的是，国家希望把钱花到“真正的刀刃”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项就列明：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与23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比，创新、科技、高质量等词汇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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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硬核投入也是实打实地在提升：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3708亿元、增长10%。持续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980亿元、增长13.1%。
而日前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政府也并未提出大规模基建刺激计划，并仍严控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
《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更直白地说，未来的新动能将来自“8+9”未来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载体，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以往投向基建的钱，
现在要集中投向未来新兴产业技术领域。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远高于房地产（-10.1%）和基建投资（5.4%）。
在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1%，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8.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9.9%。
另外，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1.7%。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24.1%，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增长17.4%，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14.4%。
这是一个全方位押注技术产业的时代。
然而，这个时代也有一个与传统基建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我们需要更高的资源投入，顶尖的人才，自由宽松的文化、还有一个能够激发创新、特别是鼓励颠覆式创新的生态系统……
更难的是，资本的投入跟产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必须得学会承受这其中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何做到激发最大程度的创新，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好在所有人的共识是“科技和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我们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和技术壁垒，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不再需要通过低价来吸引客户，陷入“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当我们可以用舒服的姿势赚钱，而不是每天疲于奔命还只有月薪3000的时候，中国才是真正的强大。
那基建呢？
可以肯定的是，
基建永远不会过时，它始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最可靠的“老牌”资产。
但它终究会回归到它原本的位置 ---
从增长的舞台核心退到后台，为经济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支持。
它或许没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回报率，但它胜在稳定。
它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大家日用而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