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精神照亮我前行的路(作者:郭慕依)

旅行   2024-11-07 06:3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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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我出生于崇明岛的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由于父亲生前曾接触过医务行业,先是作为人力车夫专门接送乡间的老中医出诊,后来又在农村医生联合诊所和卫生院的食堂担任厨师,所以我自幼就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向往。中学时期,得益于班主任老师的悉心指导,我如愿于1959年8月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能考到上医是一件极为稀罕且令人称道的事。

踏进神圣的医学殿堂


1959年9月初,我与另一位同时被录取的中学好友相约前去上医报到,这也是我俩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上海。我们俩乘坐轮船,历经3个多小时顺利来到上海颇有名气的十六铺码头。一踏上码头,就接连有好几辆人力三轮车冲我们而来,我们合坐一辆车,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坐落于枫林桥医学院路上的上医,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车夫收了我们七角五分钱。


▲ 郭慕依学生卡


新生报到后,我们在老师的主持下召开新生会议。自我介绍后,老师宣布了临时班委。也许是因为我在档案中提到过自己曾是篮球队队员,我被推荐为班级体育委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是我大学六年中的难忘经历,也是关系到全班同学身体素质的一项重要工作。三年级下学期起,我们班转至四川路桥旁的市一医院进行临床学习。为了全班同学能坚持锻炼身体,暂住在四川路桥附近的我们,除周日外,每天清晨我吹哨带队跑步,一路经过北京东路、乍浦路、苏州河南路,然后再返回四川中路宿舍 。为此,有同学曾戏称我为全班同学的 "扰梦罪人",我一笑置之。

“三基三严”高标准


在我们入学之前,上医的学制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都是五年制,而至1959年我们入学时,这一学制调整为六年制,我内心充满了激动与自豪。
我们那一年的开学典礼是在"学生大饭厅"里举行的。饭厅的桌子是经特别设计的,平时是吃饭或看书用的桌子,但每当开会或放映电影时,桌面便能轻松翻转插入椅子中当作靠背,这样就组成了一张长条形的椅子,供4人落座。开学典礼上,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陈同生院长、沈克非副院长以及各学院和附属医院的院长等领导。会议一开始,大会执行主席逐一介绍了台上就坐者,每当介绍到一级教授、二级教授,或是某专业领域的权威时,台下就会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对于我们这批初入校园的新生而言,这场既传统又庄重的开学典礼,是一次深刻的鞭策、激励与鼓舞。因为在我看来,台上被介绍的他们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前行的灯塔,也预示着我们未来奋斗的方向与目标。
我还记得在医疗系欢迎新生的会议上,一级教授、中山医院院长林兆耆教授曾为我们作过一个重要报告,在会上他十分恳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要求我们在校期间必须努力刻苦地学习,坚持不懈地钻研业务,要以协和八年制为追赶和奋斗目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成为努力攀登世界医学高峰的尖兵。林院长的一席嘱托之言,牢牢地扎根在我们每一位新生的心里,成为我们日后不断前进的动力。
我们入学后的两到三年里,恰逢国家高等教育部推行的"高教60条"规定实施阶段,该规定强调各高校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基本知识)、“三严”(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的标准。为此上医还设立了一系列严谨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考核机制。其中最为显著的变革是:部分原本作为考查科目的课程转变为考试科目;同时,部分课程的考试除传统的笔试外,还增设了口试环节,旨在通过更为严格的要求和考核,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但这也无疑增加了我们的学习压力,真是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而且,学校积极贯彻"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我们低年级的几年里,多次下乡参与秋收割稻、铁路轨道堆土建设、崇明围垦农场筑堤等劳动实践。
在上医强调"三基三严"教学的背景下,我们这届六年制学生的医学基础知识与技能颇为扎实。进入五年级下学期,在市一医院进行临床见习及实习时,我们的表现赢得了临床课程老师及上级医生们的一致好评。毕业前夕,市一医院甚至向上医提交了一份希望留用的毕业生名单,多达十余人,其中也包括曾以医院职工篮球队员身份,参加过虹口区组织的职工业余篮球联赛的我。最终分配时,班级中确实有10余位同学留在了市一医院各科室工作,而我,则根据自己在毕业前夕所填报的"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唯一请求,被分配至上医基础医学部担任病理学教师。尽管这与我的初衷不完全吻合,但作为受国家助学金全额资助的我,无条件接受了国家和学校的分配安排,因为我是由国家和人民培养的,服从国家的需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我的唯一心愿。


▲ 作者(第5排左9)与师生在市一医院门口合影

努力践行上医精神


身为留校执教的一员,我深知培养"上医人"的职责是无比光荣和艰巨的。古话说得好:"育人者必先育己,立己者方能立人",在从事医学院基础部病理学教学工作的43年间,我始终铭记老一辈上医人的殷切期望,矢志不渝地将“上医精神”作为灯塔。“上医精神”是我不断自我激励、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它驱使我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挑战不屈服,始终在医学教育的征途上砥砺奋进,追求卓越。
1966年6月,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学校暂停了招生工作,教学活动也随之陷入暂时的停滞状态。面对低年级学生对于扩宽知识视野及增强临床实践经验的迫切需求,已无教学任务的我和微生物学教研室的葛治华老师,在1965级十余位学生的热切请求下,去本市多家基层医院(如金山医院、周浦医院、建工局医院)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开门办学”活动,实施“床边教学”模式,结合具体病例向学生深入浅出地讲解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知识,为期足有一年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后续发展中,这批学生中有数人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上医研究生院录取,成为上医早期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的成就无疑是对我们当时努力与坚持的最好回馈。
1977年,西藏医学院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卫校的基础上筹建成立,并在国家恢复高考后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77级、78级两届学生。当他们读至二年级下学期时,病理学这一重要学科已被纳入他们的课程安排之中。1979年6月,经过严格的体检,我有幸成为上海市援建西藏干部队伍的一员。在一年多的援藏教学期间,我面对从零开始的挑战,亲手制作了一系列教学挂图和组织学示教图片,以丰富教学资源,还克服高原低氧环境所带来的重重困难,期间甚至一度遭遇眼底出血的健康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两届学生病理学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获得了学生们的广泛赞誉,并被西藏医学院评为1979年度先进工作者。


▲ 作者(后排居中)与部分学生在学校门口留影


在我离开西藏多年后,西藏医学院1977级的同学分别在苏州、重庆隆重地举行相识30和40周年的庆典活动,鉴于我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活动中,我欣慰地了解到,他们在各自的临床医疗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他们曾经的老师,真心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感到骄傲。


  ▲ 作者(后排居中)与参加聚会师生合影


20世纪70年代末,为满足上医各附属医院临床开展肾穿刺检查的需要,我所在的病理科亟需建立起肾穿刺组织切片特殊染色、免疫荧光及透射电镜检查的能力,以确保对于肾病的准确诊断。由于当时国内试剂匮乏、病理检查技术与诊断经验不足,该任务的实施面临重重挑战。为改变这一困境,在学校CMB基金的资助下,我于1986年10月被派往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进修学习肾活检病理,一年半后学成归国。回国后,我迅速在教研室建立了肾活检病理研究组,不仅满足了临床开展肾穿刺诊断的需求,而且还在国家、上海市各项科研基金的支持下,深入开展了对肾小球疾病和肾小球硬化发生机制的研究,使之成为病理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同时,我依托多年积累的肾活检资料,主编出版了《肾活检病理学》一书,该书荣幸入选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创图书出版工程。鉴于我在国内肾活检病理诊断领域的贡献,近年来,我荣获国内病理学术界授予的"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被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认定为"中国病理人物"(80岁以上),并参与口述史短视频制作,该视频在2024年全国病理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大会上放映宣传。


▲ 作者在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门口留影


1993年初,刚从国外进修学习回国的我,正式接过病理学教研室主任的接力棒。1995年,我以学科带头人的身份,提出以"细胞外基质合成和降解过程的分子机制"为研究课题,成功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连续五年每年获得14万元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为紧跟国际病理学教材前沿,我积极收集典型病变特征的切片,并一一拍摄, 作为主编新教材、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及PPT教学软件的原始素材。在我担任主任的9年中,先后主编了《病理学》教材(1994,2000, 2005年版) ,《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2001年),这两本教材曾获2003年度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5年, 出版《病理学多选题》,制作《病理学》PPT课堂教学软件后,我申报获得2005年度上海市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2007年,虽已过65岁,在我返聘期内,我仍利用教研室6000多例尸检资料,在获得国家科委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后,编著了《实用尸检病理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病理学界空白,也获得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2008年5月,我正式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然而,我时刻牢记,教书育人和服务病人是"上医人"的职责与使命,因此并未停止前行的脚步。退休后,我又先后转岗至我校附属儿科医院病理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以及复旦大学关工委继续工作。同时,我还利用网络平台,与同行建立专业群组,开展肾活检病例远程会诊,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近年来,我的努力与贡献获得了广泛认可,获得复旦大学优秀离退休教职工、复旦大学及上海市教委系统关工委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上医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2021年,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中,基础医学院分团委、学生会的学生们为了准备向教育部关工委和中央电视台"读懂中国"栏目选送的素材,曾对我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采访活动,学生问:“您一直在上医学习和工作,从未离开过,上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我几乎脱口而出:“上医就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学习和工作了一辈子,也服务了一辈子,这里承载着我无比深厚的情感,是我此生难以割舍的回忆。”在此,请允许我进一步表达我的心声:是上医这片沃土滋养了我,塑造了我,让我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了今日的成就。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对上医的这份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本文作者郭慕依系上医1959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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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  磊 

审核|黄岸青


来源:复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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