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叶喆民百年诞辰（二）｜常乃青、石婷婷：《继往开来，沾溉弘远——叶喆民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陶瓷》

继往开来，沾溉弘远

——叶喆民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陶瓷

常乃青/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

石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博士后

摘要：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古陶瓷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杰出学者，而他们是整个研究领域能够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基石。叶喆民就是其中一位建树卓著的陶瓷学家。他在弘扬传统瓷学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古陶瓷研究迈向科学化、体系化、国际化，对中国古陶瓷研究体系的现代化建构、陶瓷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以及中国古陶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提升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叶喆民 古陶瓷 陶瓷研究 中国陶瓷史 “叶氏瓷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古陶瓷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陶瓷史、陶瓷考古、陶瓷科技、陶瓷艺术等方面硕果累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陶瓷产业的加速发展，中外学术交流互鉴的与时俱进以及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日益加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均呈现出较大进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丰厚学术积累成为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充分弘扬的历史见证。在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研究者。他们是主导学科成熟和学术进步的根本因素。叶喆民便是这样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陶瓷学家。他成长于对中国近现代瓷业有着巨大贡献的陶瓷世家——“叶氏家族”，在青少年时代就随父亲叶麟趾学习古陶瓷。叶喆民继承家学，终其一生都对中国古陶瓷研究孜孜以求，尤其在隋唐、宋元陶瓷等领域的学术成就最为卓著。他学识渊博，以学术立身，对中国陶瓷史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叶喆民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选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2013年，其又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1]。叶喆民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建树，不仅因为他经年累月的辛勤耕耘，更为关键的是其研究顺应了历史的进步潮流，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所立足的研究视角、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与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化、体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十分契合。本文通过梳理1949年以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学术史进程，将“叶氏瓷学”作为“个案”置于中国现代瓷学体系的整体语境下加以考察，希望借此说明叶喆民的主要学术成果对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积极意义。

一、叶喆民与中国陶瓷研究的科学化

        “瓷学”一词最早出现于陈浏《陶雅》（按：1906年的初稿为《瓷学》，1911年修订后更名），其出现标志着陶瓷学研究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古器物品鉴与考辨之学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且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领域。20世纪初，中国文物与艺术品交易空前繁荣。为满足古陶瓷鉴藏的旺盛需求，一大批瓷学专著应时而兴，如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郭葆昌的《瓷器概说》，刘子芬的《竹园陶说》，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黄矞的《瓷史》，吴仁敬与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等，在今日仍具有独特的学术参考价值。然而，这些专著的主旨思维多囿于传统“格致”思想的旧藩篱，所凭史料往往沿袭自志在博古的鉴赏家之言，其中“书斋式考古”的研究方法以及俗称“口眼之学”的研究视角无法真正得出可观察、可实验、可比较的科学结论，既不能直接指导当时的陶瓷生产与创作实践，又难以满足古陶瓷研究的时代需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基本面貌在20世上半叶开始发生变化，最为显著的标志是研究思维的科学化，其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二是研究对象的科学化。前者指研究者秉持实证主义精神，运用科学思维，对古陶瓷的时代、产地、形制等方面加以分析和归纳。后者指对陶瓷科学技术的关注，即对古陶瓷生产技艺及陶瓷技术史的研究。分而述之，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始于近代考古学在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后，以陈万里、叶麟趾为代表的陶瓷学者以及以李济、夏鼐、宿白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识到只靠文献史料研究，而不结合可靠的实物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物资料，无法在学术上取得新的创建或拓展。因此，他们主动走出书斋，开始对古代陶瓷窑址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所得的遗迹、遗物信息开展古陶瓷研究，尝试突破文献史料的局限，开辟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新道路。与此同时，古陶瓷研究的对象也更加科学化，以杜重远为代表的实业家、以张浩为代表的陶瓷工业教育家、以王琎为代表的科学家、以江思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致力于践行实业救国的理想，通过对地方陶瓷产业的调研，参与有关陶瓷生产技术的科学实验，结合对古代手工艺史的考证，继承和发扬了古陶瓷的烧造技艺，改进了陶瓷生产技术和窑业管理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古陶瓷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不断加快。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小组”，此后其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古陶瓷研究的主要基地。1957年7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轻工业部颁布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2]古代名窑瓷器的恢复与仿制离不开陶瓷的科学研究，国家对古代名窑生产恢复工作的重视，推动了古陶瓷科技史的研究。继周仁在《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按：1958年出版）中运用科技检测手段化验了古陶瓷胎、釉、彩的物质成分并对制造技艺展开研究之后，叶喆民撰写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在1960年出版（按：该书曾于1982年再版）。此书虽然名为“浅说”，但内容深入浅出，通过理化实验所得出的自然科学知识，详细解析了古陶瓷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造过程等工艺情况，总结了古代制瓷工艺的科学原理，弥补了以往一些瓷学著作在论及瓷器形制及其工艺成因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缺憾。[3]该书是叶喆民20世纪50年代于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在父亲叶麟趾的指导下撰写而成的。以之为引，随着21世纪以来国内外科学技术与相关基础理论的加速发展，同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者通过对古陶瓷标本的测定，分析古代的陶瓷烧造工艺，总结古陶瓷的物理和化学特征，对其技术上的疑难问题加以解释，获得了不少新的见解与发现，为古陶瓷研究提供了诸多有力的科学佐证。

        在20世纪下半叶，现代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与类型学方法逐渐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所倚重的主要理论工具，体现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1949年以后，窑址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为古陶瓷的断代与产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出土文物证明。陈万里、冯先铭、宋伯胤、叶喆民、李辉柄、朱伯谦、李知宴、权奎山等学者在对古代窑址的探访中付出了一般身在书斋中的学者难以想象的艰辛，解决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中国古陶瓷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在这一时期，叶喆民参加了大量窑址调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考察了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约30个县（市）的古窑址，撰写了数十篇古窑址考察报告及研究论文，为相关研究工作的后续开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叶喆民对汝窑的窑址调查及史料考证等贡献巨大。1977年，叶喆民与冯先铭赴河南宝丰考察，在清凉寺河沟两岸偶然发现一片汝窑天青釉瓷片，后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证明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1985年，他撰写的《钧汝二窑摭遗》在郑州“中国古陶瓷研究年会”中发布，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叶氏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河北陶瓷产业有着巨大贡献，叶喆民亦对磁州窑尤为关注，曾在20世纪末多次赴彭城等地考察磁州窑系的窑址，撰写了多篇论文，并以前期的窑址考察成果为基础，编撰了《中国磁州窑》一书（按：2009年出版），是目前已问世的关于磁州窑研究最系统、完备的一部著作。叶喆民之所以能够发前人所未发，是因为他将陶瓷科技史研究与陶瓷考古并重，使二者得以有机结合。凭借叶喆民及众多研究者的持续努力，更为科学、系统、多元的古陶瓷研究路径得以形成。

二、叶喆民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体系化 

        20世纪初，传统瓷学虽然已经逐渐从古器物鉴赏与金石考据学中脱离出来，成为较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但仍未形成具有完备知识体系的学科。陈浏在《陶雅》开篇即探讨了瓷学的研究方法：“文之高尚者，谋篇为要。画家之千岩万壑，兵家之千乘万骑，必也大山宫小山，大营包小营，未有不分门类，不序列前后，首尾纷纶糅杂，历历落落而自成一家言者也。”[4]这体现出了清末民初瓷学家对建立陶瓷研究体系的朦胧构想，其中也潜藏着不甚成熟的科学分析和归纳意识。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主义思想在国内的不断推广和普及，中国古陶瓷研究体系“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体系得以逐步构建，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研究视野的多元化趋向——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视角开始在古陶瓷研究中紧密结合。彼时，该领域先后出现了五种研究路径，其研究方法和对象的侧重各具特色。

        关于这五种研究路径，前文已论述过两种：一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和对科学实验的重视，注重借助科技检测手段进行古陶瓷研究，研究者的身份以科学家为主。二是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框架，以出土文物和可靠的博物馆藏品资料为依据，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补正，以此判断古陶瓷的制作年代、产地、工艺等属性。这类研究者多是考古和文博机构工作者。此外还有以下三种：一是传统的陶瓷鉴定学，以孙瀛洲、耿宝昌等老一辈陶瓷鉴定专家为代表。他们大多在民国时期从事过古董营销，是业界的资深行家，后转入公立文博机构专门从事文物鉴定工作。起初，陶瓷鉴定是他们的生存技能，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去学习并实践，通过过眼与过手海量的陶瓷实物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并著书对其宝贵经验加以系统性总结，其中相当一部分鉴定知识至今仍被古陶瓷学界奉为传世品断代的金科玉律。二是偏重于依据古文献研究古陶瓷，以沈从文、童书业、傅振伦等学者为代表。他们的身份多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类史料较为熟悉，在研究中比较重视对文献进行整理和考订，而对传世的实物资料则态度谨慎。相较于陶瓷本体研究，他们更加关注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人”的因素，即乐于对陶瓷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收藏者进行讨论。他们往往能提出比较新颖的观点，指出前人疏漏。他们在陶瓷史中发现并解答的诸多问题，直到如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三是聚焦于古陶瓷艺术，将其作为一种美术门类进行研究，注重陶瓷造型、纹饰、款识的美学分析，研究者多是美术史论领域的学者或是陶瓷美术的设计者、创作者，以邓白、梅健鹰、田自秉、吴山、杨永善等为代表。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者另辟蹊径，探索了新的研究角度，即依托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对古陶瓷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成因加以探究，拓展了研究的深度。

        通过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综合上述各种研究视角的基础上，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体系得以建构起来，陶瓷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在学术史上的阶段性标志是中国陶瓷通史及各类专题史编撰活动的兴起。1963年，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的瓷器》已初具中国陶瓷史研究的雏形。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问世。该书为全国考古、文博、科技、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合作编撰而成，第一次全面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陶瓷器的演进史，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座学术里程碑。2006年，中国古陶瓷研究又迎来另一座高峰——叶喆民所著《中国陶瓷史》问世。该书在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和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按：1989年出版）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增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而翔实。叶喆民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当时最为前沿的考古材料，兼顾器型、纹饰及瓷上书法的艺术分析，不仅阐述了包括近现代陶瓷在内的中国历代陶瓷工艺的发展历程，还揭示了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对陶瓷的影响。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可谓继往开来，是迄今为止论述中国陶瓷发展演变历程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此外，其他学者撰写的《中国陶瓷文化史》《中国陶瓷鉴藏史》《中国瓷器绘画史》等专题史著作均在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体系化建构添砖加瓦。在以中国陶瓷史研究为轴心的古陶瓷综合研究的带动下，“陶瓷地方史”“陶瓷断代史”“陶瓷考古”“古陶瓷文献整理”“少数民族陶瓷史”“外销瓷贸易史”等专题研究协同发展，构建了多学科交叉、多种研究视域交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体系。

三、叶喆民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国际化

        20世纪上半叶，虽然我国国力贫弱、主权丧失，但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物质载体之一的中国陶瓷却在海外汉学界备受尊崇。旅华56年的美籍加拿大学者福开森声称：“在中国艺术中，陶瓷总是被青铜器、玉器、绘画挤到次要位置。但在西方世界，情形却截然不同。西方人学习中国艺术，是从陶瓷开始的。直到今天，西方学者给予陶瓷的关注，仍然高于其他艺术门类。”[5]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了中国陶瓷的盛名远扬，民国时期的瓷学名著《饮流斋说瓷》有云：“凡百工艺，欧美目吾华若土苴等视，独瓷则甘拜下风，尊为瑰宝，诚以瓷质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6]可见，对彼时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而言，陶瓷既是能够支撑起民族自尊心的一张“文化名片”，又是增进民族认同的一副“黏合剂”。陈浏在《陶雅》中更是表达了中国学者对弘扬瓷学的强烈责任心：“居瓷国而不通瓷学，又使寰球之人嗤其生长于瓷国，而并不知其国之瓷之所以显名，则吾党之耻也。”[7]这展现出清末民初古陶瓷研究者对“瓷学家”身份的自觉以及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萌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百年压迫，实现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与文化充分自信的基础上，为了助推新中国陶瓷产业的建设，研究者注重吸纳来自海外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如前文提到叶喆民1960年所著《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就参考了日本学者内藤匡、小森忍的数部外文著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愈加频繁。我国在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初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与域外学者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推动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这一国际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学者对国外学术成果的重视，如1988年徐荣编著的《中国陶瓷文献指南》。该书收录了清初至1985年底三百年间所发表的中国陶瓷方面的专著、论文、资料、简报、图版等文献共7893条，其中含日文文献400余条。中国台湾学者谢明良1998年所编《中国陶瓷史论文索引：1900—1994》一书辑录了10729条已发表的陶瓷史方向论文词条，其中日文与西文文献约占总体文献量的30%。

        二是外国学者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及对中国本土陶瓷研究成果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瓷器研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研究体系。20世纪初的英国汉学家卜士礼、威廉•科斯莫•蒙克豪斯以及英国东方陶瓷学会首任会长乔治・尤摩弗帕勒斯、次任会长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学会主要成员斐西瓦尔·大维德等都是当时研究和收藏中国陶瓷的重要学者。他们对中国瓷器的起源、命名、定义、分期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基础。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外国人对中国陶瓷的关注有增无减，曾任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的柯玫瑰就以研究中国明清瓷器著称。随着中国古陶瓷研究水平的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国际陶瓷学界所称道，一些建树卓著的中国学者获得了受邀赴域外讲学的礼遇，叶喆民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叶喆民应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邀请，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京都同志社大学讲授宋代名窑。1988年，其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讲演《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1991年，受英国“东方陶瓷学会”邀约，在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作关于汝窑、钧窑、鲁山窑、邢窑、定窑、磁州窑的学术演讲，并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商谈合著《中国陶瓷科技史》事宜。1998年，应意大利帕尔玛中国艺术博物馆邀请，分别在罗马大学、都灵大学及意大利八座城市的博物馆作中国陶瓷史专题讲座，后又应英国李约瑟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请，再赴剑桥大学讲授《中国青花瓷器》。叶喆民在古代名窑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包括叶喆民在内的中国学者积极赴海外参与学术活动，推动了海内外中国古陶瓷研究工作的开展，增强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中国外销瓷成为中外学者共同聚焦的研究热点。韩槐准是较早研究我国古代外销陶瓷的中国学者，其专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于1960年出版。在其身后，众多学者前赴后继，远赴海外调查、搜集古代外销瓷的研究资料。叶喆民1996年曾赴印度尼西亚考察当地的中国古陶瓷遗存，并发表了《印尼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一文，初步揭示了中印古陶瓷外销贸易的基本面貌。国外的中国外销瓷研究以日本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最受瞩目，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龟井明德、矢部良明等学者的研究堪为表率，其中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按：1969年出版）中首次提出“陶瓷之路”的概念，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古窑址考察与水下考古事业的进步以及国家对中国海洋经济史和海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视，国内学者在外销瓷器研究中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打开了中外陶瓷研究的新局面。

四、结论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中国古陶瓷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诸多学术先辈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积累起了丰富且宝贵的经验。他们所总结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不仅惠及当下，也为来者指明了方向。作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一位影响力巨大的陶瓷学家，叶喆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为中国陶瓷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继往开来，在承袭家学和延续传统文脉的基础上着力增进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他不但治学严谨，而且视野广阔，其丰厚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古陶瓷研究的科学化、体系化、国际化进程。这种为艺治学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发扬，其开拓之功更应当被更多的后来者所铭记。

（本文刊载于《中国美术》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