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叶喆民百年诞辰(一)|杨小军:《大器晚成,功名有志:叶喆民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文摘   文化   2024-07-03 08:02   北京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纪念叶喆民百年诞辰


        2024年7月18日,是中国古陶瓷学家、书法家叶喆民(1924—2018)百年诞辰。为纪念其在陶瓷、美术、教育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叶喆民再传弟子与《中国美术》杂志合作,于2024年第3期设立“美术日记.百年‘瓷’与‘书’,百年叶喆民”专栏。

        专栏由山东艺术学院戴婷婷任学术主持,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纪念叶喆民百年诞辰”为主题,通过北京艺术博物馆杨小军《大器晚成,功名有志:叶喆民的生平学术成就》一文钩沉叶喆民家族历史及生平事迹,评述其在陶瓷、书法等领域的杰出成就,分析其治学特点与教育理念;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常乃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石婷婷《继往开来 沾溉弘远——叶喆民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一文全面呈现叶喆民在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化、体系化、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首都师范大学邓欢华《初从博涉后专精,为艺传学育峥嵘——叶喆民的书艺成就》一文深入探析叶喆民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





晚年叶喆民(拍摄:王晓岩)




大器晚成,功名有志:叶喆民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杨小军/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摘要:本文通过整理相关材料,发掘古陶瓷学者、书法史家、书法家叶喆民的家族历史及生平事迹,探讨其在陶瓷、书法领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以期对这位因种种原因而几乎湮没于历史中的治学大家的诸多本来面貌予以还原。


关键词:叶喆民 生平事迹 古陶瓷 书法史 书法


2024年是古陶瓷学家、书法史家、书法家叶喆民百年冥诞。他出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贵胄门第叶赫那拉氏。自努尔哈赤立叶赫那拉氏为后起,这个家族与清朝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的命运便休戚与共。清朝以来,这个家族出过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出过文坛名宿、诗词大家,总体而言都醉心文艺,喜爱诗词书画,擅于鉴藏古玩。所有这些祖庭遗风对叶喆民兴趣雅好和品行的养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是位讷言敏行的“天才少年”,十六岁考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译学馆,后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而公费赴日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学习。其一生矢志振兴我国的陶瓷工业,成为中国近代陶瓷工业的奠基人。自此,这个家族中多有人才从事陶瓷领域的研究工作,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被外界称为“陶瓷世家”,叶喆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贵胄门第,陶瓷世家


        叶喆民先祖为叶赫那拉氏,属满洲正黄旗,后因事降为镶白旗。家族先贤中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仅纳兰性德一人便独领风骚数百年,得“清代第一词人”之誉。叶喆民青少年时期喜爱文学,善作诗词,常自比先祖“容若公”。2013年8月,其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笔者陪同其身边照顾,有幸听其亲述家族历史及个人经历。作为满族贵胄门第,其祖上在康乾时期便普遍接受了汉化观念。至少自其六世祖黄英时,便完全按照汉人订立宗谱的做法,对姓名进行简化并编排字辈。黄英生子玉福、玉山,玉山生子德庆,德庆生子忠群、忠山,忠群生子麟祜、麟祐、麟趾、麟祺,麟趾 生子(女)广明、广成、广英、广蓉,取名与汉人传统无异,其中“广明”就是家里长辈按字辈给叶喆民取的谱名。后来,当叶喆民上学识字后看到不少和尚、道士都用“广明”为名,便愤而将谱名改为“哲民”,意欲做一个明哲之人。随着年岁增长,他又因感到自己并不“明哲”,且“哲”字流于俗气,便改写为“喆”,一来追求与众不同,二来希望给自己添些福气。再后来,叶喆民在工作中经历了太多坎坷不平之事,总想早点退休“蛰居”,想再改作“蛰民”,只是当时改名程序已经颇为复杂,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喆民”便成为其使用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的名字。


        民国十七年(1928),五岁的叶喆民进入私立育成小学就读。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三年级的他转入新鲜胡同小学就读。从那个时候开始,叶喆民在文学和书画艺术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绝佳的天赋,“写字课”“作文课”的成绩名列前茅,只可惜“算数课”“体育课”经常不及格。由于“写字课”和“作文课”成绩优异,叶喆民得到了当时的国文教员李慎言、图画教师周松轩的青睐,常常接受他们的课外指导。


        除了学校教师的重点关注和引导外,在文学、诗词、戏曲上造诣精深的伯父麟祜、麟祐也对叶喆民的影响很大。清末以来,满族子弟耽于文艺游乐,许多人在文史艺术上简直达到了臻善至美的绝妙境地。叶喆民的大伯父麟祜曾捐衔礼部候补员外郎,(1)历官礼部郎中并备选资政院议员。(2)其二伯父麟祐酷爱诗词、京剧和品菊,常邀良朋益友到家中赏玩,并以“菊”为媒相互唱和、留赐佳章。叶喆民幼年时就经常参与二位伯父与诸公的诗词雅集,在文史层面打下了坚实的童子功,这一点从后来叶喆民所作律诗中可以得到佐证。


        在叶喆民的同辈兄弟中,长兄广厚与之相交甚笃,常教他篆刻和唱戏。广厚聪慧过人,热衷艺术,善治印及收藏古币,尤其钟情于皮黄、操鼓,曾在家中组“票房”,沪地名伶赵晓兰常来家中与他们同唱。可惜天不假年,广厚二十岁便病故了。叶喆民一生以文艺为友,当与这位兄长的引导不无关系。其父叶麟趾同样对书法和文物兴趣浓厚,不仅支持叶喆民学习书法,还亲自带他拜访名师。此外,父亲和叔父叶麟祥还奠定了叶喆民从事陶瓷事业的基础。父亲叶麟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时学业优秀,深受政界巨擘赏识,其同学中多有高官权贵之子女,如与之交好的徐世襄就是徐世昌之弟。不过,叶麟趾与大多数同学不同。他没有选择传统的仕宦之途,而是同当时的有识之士一道倡导实业救国、科技兴国,因此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公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一心扑在了振兴中国陶瓷工业的实业上。叶喆民的叔父叶麟祥在哥哥的影响下,也考入了京师高等工业学堂学习窑业,兄弟二人最终成为近代中国陶瓷工业的奠基人。父亲学贯中西、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对之后叶喆民从事陶瓷研究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视野有着直接影响。据叶喆民回忆,他年幼时就常常随着大人去窑址捡拾瓷片,回来后长辈们就在家里的小型实验室试验各种配方。儿时的这种经历不仅开拓了叶喆民的眼界,而且让他理解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后来从事研究时,几乎尝试了儿时长辈教授的各种方法。


叶喆民 1943 年自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时所摄

 

        叶喆民的家族同清末大多数满族贵族一样,在易代之际陷入了尴尬的境遇,地位大不如前。1924年,叶喆民出生时正逢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驱逐出紫禁城,清皇室的优渥地位不复存在。彼时的满族上层精英既要承受来自政治上的压迫,又要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怨谤,被蔑称为“亡清遗臭”,一度备受歧视。叶喆民幼年长期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下,因而造就了其愤世嫉俗、刚正狭惼的性情,加之后来家庭出现了种种变故,他的性情更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叶喆民出生那天,丰子恺在朱自清、俞平伯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件作品描绘的是窗外新月如钩,而室内虽有茶杯数只却空无一人的落寞之景。所谓人散后夜凉如水,这幅画像极了叶喆民的家族命运,令其感慨万分,故而晚年时仍珍藏着载有那幅漫画的杂志。(3)民国三十三年(1944),叶喆民刚进入清华大学农学院工作不久,便陷入母亲谭淑和因病逝世的悲痛之中。其母亲出身于山东潍坊颇富声望的谭氏家族,谭父乃当地名医。笔者在叶喆民病危的前几日还听到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表达着对母亲逝去的伤怀。母亲去世后,其父经常外出喝酒至深夜才归,自己的冬袄破了也无人缝补,这让从小家境优渥的叶喆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为了摆脱这种人生的孤寂和痛苦,叶喆民1945年10月在北平(今北京)参加了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国家社会党(按: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并被提名为北平支部监委,后来因不赞成该党投靠国民党,便没有再担任该组织的职位,也不再参与任何活动。


叶喆民家庭合影,前排右起为叶麟趾、谭淑和,后排右起为叶喆民、叶广蓉、叶广成


二、扬名陶瓷,蜚声国际


        叶喆民曾说,书画艺术一直是他的“第一志愿”,从事陶瓷研究才是“第二志愿”,未曾想到后来“第一志愿”反而成了个人的业余爱好。叶喆民之所以后来投身于陶瓷研究,并非本性爱好使然,而是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他从小跟随父亲叶麟趾、叔父叶麟祥学习陶瓷。1944年母亲病逝以后,他陷入“慈爱不在,己将何为”的反思中,将之前喜欢的书法、绘画、篆刻、京剧暂时搁置起来,决定子承父业,遂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陶瓷来。叶喆民1937年考入外国语专门学校外交科学习法语、日语,1938年进入北京大学攻读日本古典文学专业。1943年大学毕业时,他已经能阅读日文、法文、英文图书,尤其精通日本古典文学,毕业论文《〈诗经〉与〈万叶集〉的研究》获得了当时日本古典文学系王玉泉、徐祖正、魏敷训、陈介白几位教授及系主任钱稻荪、院长周作人的肯定和褒扬。在父亲的指导和启发下,他对家藏日本物理学家撰写的一本古陶瓷科学著述颇感兴趣,故以该书为蓝本,同时参考《陶雅》《说瓷》等国内陶瓷文献以及其他中外陶瓷文献,于1956年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陶瓷专著——《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4)这本著作1960年甫一出版便备受欢迎,开创了当时国内科学研究古陶瓷的先河。此书于1982年再版并向国外发行,20 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杂志内分章节配图翻译成日文公开发表。受这本专著的影响,时任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助理、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于1962年将叶喆民从清华大学农学院调入故宫博物院。进院之初,叶喆民便得到机会与陶瓷组组长冯先铭一起,随孙瀛洲赴上海博物馆鉴定十万余件古陶瓷文物。此次鉴定活动历时一个多月,每日设案陈列,件件过手,叶喆民则负责记录,间或还会得到孙瀛洲的悉心讲解。此后,他们又同去河北博物院鉴定藏瓷,在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稀有珍品。经叶喆民参与鉴定并发现的陶瓷珍品有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斗彩瓷瓶、河北博物院藏钧窑大盆等,都是举世闻名的遗珍。由于在鉴定过程中表现出色,国家文物局指名要其总结孙瀛洲的“鉴定经验”,并撰写成文。为此,叶喆民每日都要进一级品库房,对每件藏品亲自过手观摩、记录、测绘,并制成文物卡片,供写作时参考。叶喆民《中国陶瓷史》一书中刊载的两页手绘元青花瓷花卉纹样即为当时所绘。在孙瀛洲这样的名师引领下,叶喆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和工作状态,其间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元明清瓷器鉴定》。1965年,香港《大公报》对文章进行了转载,广受海内外好评,叶喆民由此在陶瓷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可以说,这段陪同孙瀛洲鉴定的经历为叶喆民陶瓷鉴定水平的提升及对全国馆藏瓷器的深入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 2010 年 1 月 2 日随导师吴明娣拜访叶喆民


        此外,对瓷片和窑址的重视也是叶喆民治学的独到之处。在家庭熏陶下,叶喆民自幼便随父亲叶麟趾、叔父叶麟祥到北京一些辽、金遗址及其他省市的窑址捡拾瓷片。至暮年时,仍不顾心肺旧疾与腿脚不利而到北京天坛和扬州、南京等地捡拾瓷片。在叶喆民的客厅和书房里,桌上、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的瓷瓶、瓷盘和各种碎瓷片。叶喆民之所以对瓷片格外重视,缘于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曾说,不要小看那样小的破瓷片,它们能够在陶瓷考古中发挥极大的作用,瓷片和窑址本质上是一个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2009年,笔者当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吴明娣作为叶喆民的弟子,延续了其教学传统——为了让我们重视瓷片和窑址的重要性,她将我们派往河北、河南等地考察窑址。因为课程安排以及考察经费受限等诸多原因,我们在不到十天时间内就探查完了磁州窑、巩县窑、白河窑、当阳峪等多处窑址。当我们回京向叶喆民先生汇报时,被其严厉训斥,认为像我们这样走马观花、囫囵吞枣式地考察窑址必然难有收获。为此,他结合叶麟趾发现定窑以及自己发现汝窑过程中认识到的瓷片在窑址考古中的重要作用,向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讲授,那个场面至今仍令笔者记忆深刻。


        我国五大名窑驰名中外,然而窑址所在何处之谜却长久未解。1933年,叶麟趾考察定窑,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至曲阳寻访,在当地窑址捡拾到不少定窑瓷片,遂带回家中的小型实验室进行化验测试,最终得出了有关窑址的结论。其在1934年出版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指出,定窑窑址就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指出定窑窑址所在。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及中国学者陈万里引用了叶麟趾这一观点。小山富士夫更是根据叶氏的指点,查阅了《曲阳县志》,找到了涧磁村和燕川村,发现了大量残瓷堆积的废墟。陈万里也表示,除龙泉外,尚未见到过这样大体量的瓷片堆积。定窑窑址的相关问题就这样通过叶麟趾提供的线索得到了解决。

        叶喆民自己则指明汝窑窑址的发现与他捡拾的一枚瓷片有关。在五大名窑中,汝窑尤为名贵。据统计,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馆藏瓷器中,汝窑瓷器不超过百件,珍稀程度可想而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专家已多次去过传说在河南临汝(今河南汝州)的窑址,却始终未能找到其具体方位。1977年,中国硅酸盐协会为编写《中国陶瓷史》,亦曾赴河南临汝和河南宝丰(今河南平顶山)考察汝窑窑址。叶喆民也在考察组中。他在考察时无意间于宝丰清凉寺庞大的瓷片堆积内发现了一片类似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瓷器的碎片。关于这件捡拾所得的典型汝窑瓷片,考察组内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组长冯先铭认为一片瓷片不足为凭,应该是偶然混进瓷片堆里的。叶喆民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不会有人故意做这种事情,正如金矿附近必然有金砂之类残存的道理一样,瓷片的发现恰恰说明此处有作为汝窑窑址的可能性,应该适当发掘。回京后,叶喆民当即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瓷片进行化验,得到的数据果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汝窑瓷器十分相近。然而,冯氏依旧认为瓷片为“混进”之物,故未向组织汇报,以致这一发现积压多年。直到1979年,叶喆民离开故宫博物院并入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此事才有了转机。1985 年,叶喆民撰写了《钧、汝二窑摭遗》一文。(5)因在北京参加“第二届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其错过了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因而转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系讲师陈英英代其参会,并宣读这篇论文。叶喆民在文中指明了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发现的那件瓷片正是寻找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和物证,同时也对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窑址进行了论证。他提供的线索和观点在大会现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之后被有心人据此去当地捡拾到了同样的汝窑瓷片。总之,叶喆民的这篇文章为后来汝窑窑址的发掘提出了理论基础。当年,叶、冯二人在考察中同时获得一枚典型的汝窑瓷片,却看法迥异,可见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水平不同会对研究结论的推导造成巨大的影响。叶喆民之所以能够通过一片瓷片而成为最早揭示汝窑之谜者,一方面离不开家庭教育的熏陶,另一方面在于他始终注重陶瓷科学,治学方法与众不同。1956年,当叶喆民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付梓之前,仅有叶麟趾、周仁、陈万里等少数前辈学者提倡陶瓷科学,且仅有少量文章或会议讲稿谈及这个问题。在这本著作中,虽然论述艺术与科学结晶的内容尚不充分,但在当时谈古陶瓷鉴定与欣赏时多局限在“眼学”层面以及陶瓷研究多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起到了另辟蹊径的启示作用。书中谈论到的一些内容,如不同釉色由何种金属制成、釉面为何开片等科学问题,完全不同于古玩界流行的说法。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古陶瓷学者宋伯胤在其文集中谈及王振铎、向觉明教授其“学瓷”之法时说道:“得像陈万里先生在浙江龙泉一带做过的,先到废窑址去捡瓷片,然后把它带回自己的书斋和《处州府志》《丽水县志》《新唐书》《十国春秋》以及唐宋人的诗文一起来研究。前年陈先生出版了一本《浙江与瓷器》,你找来认真读读。”向觉明也曾对他说道:“南京明故宫旧址地上到处是瓷片。”他也确实曾在“四方城”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前捡到过几块青花和白釉暗花瓷片。“虽是断墨残楮,但可以证史、补史。”(6)可见,真正在陶瓷领域 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也都十分看重窑址中的瓷片。


        叶喆民捡瓷片、读书、看瓷器等种种研究瓷器的方法,概括而言就是文献与世代相传的经验相结合、陶瓷科学理论与瓷片检验相结合、陶瓷图像和陶瓷实物相结合。这种方法虽然如今为陶瓷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运用,但在当时并不多见。正是在这种治学方法的指引下,叶喆民在陶瓷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前文提及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还有《中国陶瓷史纲要》《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汝窑聚珍》《隋唐宋元陶瓷通论》《饮流斋说瓷译注》《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史(增订版)》《耄耋琐记》等。此外,他还曾编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国古陶瓷条目”,主编《中国磁州窑》——该书于2010年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1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提名奖”。除了出版专著外,他还经常参加国内外古陶瓷学术会议,并发表《近卅年来邢、定二窑研究记略》《汝窑廿年考察记实》《论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系》《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中国陶瓷史及其相关问题解析》等有关陶瓷探究的论文数百篇。


三、痴情书画,尤善章草


        叶喆民在读小学、中学时,“写字课”“作文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使得当时的图画教师周松轩对他尤为偏爱。叶喆民在晚年时对这位周老师的记忆依然十分深刻,可见其彼时醉心于书画的程 度。关于他对书画的热爱,父亲叶麟趾十分理解,且并未因为自己从事陶瓷研究而要求其一定要子承父业。他对叶喆民说道:“你有你的志愿和爱好,不一定非学陶瓷不可。”正是由于个人的强烈的兴趣爱好以 及父亲的开明理念,叶喆民的书画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他自幼酷爱文学,尤其笃好唐诗,这对他此后的书画创作助益良多。尽管叶喆民大学攻读的是日本古典文学专业,但他还是将更多精力投入了当时不记录学分的业余课程“书法”之中,并由此结识了当时有“北京四大书家”之称的罗复堪。1945年,叶喆民进入清华大学农学院 工作,学院地址在颐和园对面的升平署旧址,即如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所在地,与当时溥心畬的隐居之所相距甚近。在叶麟趾的引荐下,其有幸拜溥心畬和徐悲鸿为师。叶喆民在罗复堪、溥心畬、徐悲鸿三位先生那里先后受业共十五年之久,这种异于常人的机缘也奠定了其后来在书画艺术上的深厚造诣。叶喆民虽然后来并没有走上职业书画家的道路,但对书画的爱重程度超过了自己的本业陶瓷。他曾在2005年的一篇采访文章中讲道:“我今已八十二岁,在我所经历的岁月中,陶瓷研究其实只占一半多的时间,而研习书画则占了大半辈子,尤其钟爱书法艺术。我自幼酷爱书法,后又先后师从罗复堪、溥心畬、徐悲鸿三位先生学习,数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从未懈怠。晚年以后,则以读帖、写作为主。我习书法,最初从唐人楷书、行书入手,然后才直攀魏、晋、南北朝真书,追踪秦篆、汉隶与章草,参以宋人、明人草书。但我天资有限、眼高手低,不敢妄自称‘家’。”(7)

        从叶喆民后来的书学 实践 来看,其更多是受到罗复堪书法创作及书学观 念的影响。叶喆民十六岁时首次遇到罗复堪,深深为其笔下古朴雍容、刚健峭劲的章草之美所吸引,此后将过去长期学习的王文治书风彻底抛弃。在罗复堪的指导下,他改学李邕书风。坚持学习李邕书风三年后,他终于悟得香象渡河的用笔之法,并不断钻研,直至去世前仍乐在其中。此后,他论书法重碑学,屡屡征引罗复堪《论书诗》中的“读尽千碑书始成,初从博涉后专精。此中贵有诗书气,方信人非浪得名”来谈论书法学习,并追踪秦篆、汉隶,参以章草乃至宋人、明人草书,完成了从帖学到碑学的转变。他曾在《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拓本封底援引欧阳修之文:“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从叶喆民后来的书法风格来看,总体可评价为“清秀脱俗、骨力有余,而血肉不丰”,这不仅与其长期学习李邕书法有关,还与其个性有关。古来刚正不阿者的书法大多如此,唐人评价李邕书法时就有“君书如干将、莫邪”“声华当健笔”的感叹。另一位对叶喆民影响较大的前辈是徐悲鸿。徐氏曾对他说:“余悲此道之衰,而归罪于说之谬。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立为标准。”(8)这种殷切希望和嘱托敦促叶喆民在70年后的耄耋之年撰写了《中国书法通论》。他在此书中将各种名碑、名帖集为一体,实现了徐悲鸿“将天下最美书法集为一体”的遗愿。


        叶喆民的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均臻妙境,入古而出新,章草尤具法度。在1972年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书法展览中,叶喆民书写的章草诗文为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所称赞,被选中赴日参展。此后,他多次参加国际书法展览,多幅作品被海外博物馆收藏。基于在书法领域取得的成就,他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民族优秀艺术家”,并列入《少数民族名人辞典》。


        叶喆民曾引清人华翼纶《画说》中“俗士眼必俗,断不可与论画。世间能画者寥寥,故知画者少,但以自娱可耳”(9)之句来自嘲不为主流书法圈和流行书风所接受的境况 。他在书法领域向来注重维护传统和师门斯文,不负师教,不遗余力,书法作品和书学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热爱与推崇。


作者 2014 年 11 月 7 日向叶喆民请教王铎书法


        2018年叶喆民故去后,其夫人黎莲娘女士主动联系笔者,将其生前用过的部分书籍资料及五件书法作品捐赠给北京艺术博物馆,以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在时任馆长王丹的主理下,北京艺术博物馆于万寿阁二层专门辟出一间“学者书屋”,用于收藏、陈列叶喆民及北京大学权奎山两位教授的藏书资料,同社会大众分享两位著名陶瓷学者的学术成果。在捐赠给北京艺术博物馆的叶喆民书法作品中,其中一件其三十五岁时以诰封纸临《王铎草书唐诗》卷可称为“神品”。此作虽为临本,但再现了王铎书法的傲然神采。据叶喆民生前告知,此作当年乃其好友邓散木的鉴藏之物,其曾因喜爱而借至家中观摩、学习。为免原作陷入煮鹤焚琴之难,特存临作,以为王铎书法的学习者提供参考,此举可视为叶喆民的另一重功德。


叶喆民题赠作者《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


叶喆民题赠作者《中国书法史论》


        为了不负前贤、不辱师教,晚年的叶喆民仍竭尽余力地投身书法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叶喆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等院校讲授“中国书法史”课程。2007年,其书学著作《中国书法通论》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其近30年的授课讲义、演讲稿,还集结了其发表过的十余篇书法论文,其多年来的书学积淀及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得以与读者共享。叶喆民对当代书坛的某些乱象深恶痛绝,认为艺术价值与市场价格往往相反,并常常据此告诫后辈要明辨是非,分得清美、丑、雅、俗,锻炼出真才实学。(10)



(本文刊载于《中国美术》2024年第3期)


注释:

(1)参见光绪三十一年(1905)10月12日第4版《京话日报》。

(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各部衙门官互选人备选资政院议员员名清单》(档案编号:04-01-02-0110-007 宫中朱批奏折),名单共160人,钦选32人。

(3)参见《美术史论丛刊》1982年2期。

(4)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 [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60.

(5)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8.

(6)宋伯胤.我是怎样学陶瓷的(代序 )[M]//宋伯胤说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

(7)苏滨.文采风流今尚存:叶喆民教授谈书法艺术[J].装饰,2005(12):20-23.

(8)叶喆民.悲鸿先生谈书法[M]//中国书法史论.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3:350.

(9)同注(7)。

(10)吴明娣.寻瓷访古识汝窑 为艺治学续华章——纪念古陶瓷学家、书法家叶喆民先生[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3):127-1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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