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叶喆民百年诞辰（三）｜邓欢华：《初从博涉后专精，为艺传学育峥嵘——叶喆民的书艺成就》

初从博涉后专精，为艺传学育峥嵘

——叶喆民的书艺成就

邓欢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古陶瓷学家叶喆民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和书法史论家。学界多赞誉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突出贡献，而对其书艺成就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叶喆民的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书法教育等方面入手，论述其书艺成就，借此对其建立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以期丰富20世纪中国书法史的建构。

关键词：叶喆民 书艺成就 书法创作 书法史论研究 书法教育

        自古文人多善书法，可惜书名往往被其文名所掩，叶喆民就是这样“不恐人知”的学者。其自言：“习书七十年，但不以此为业，更不汲汲以此名世。”[1]叶喆民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只因其在中国陶瓷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方面的贡献过于突出，此点被学界所忽视。叶喆民先后师从罗复堪[2]、溥心畬和徐悲鸿三位书画大师。他以章草为根柢，涉猎各类碑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形成了雄浑恣肆、古朴凝重的书法风格。他著有《中国书法通论》[3]，并发表书法论文十余篇，相关成果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他还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讲“中国书法史”一课，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通过全面梳理叶喆民的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总结其书艺成就，不仅可以对其建立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亦有益于20世纪中国书法史的扩充和建构。由此，本文拟从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三个方面，对叶喆民的书艺成就展开论述。

一、以章草为根柢的书法创作

        叶喆民学习书法时秉持罗复堪“读尽千碑书始成”的书学思想，以章草为基础，对各种碑帖旁收博采、融会贯通。他曾言及自己的习书经历：“最初从唐人楷书、行书入手，然后才直攀魏晋南北朝真书，追踪秦篆、汉隶与章草，参以宋人、明人草书。”[4]由此可见，叶喆民真、草、隶、篆、行无不精通，其中又以章草成就最高。

（一）雄浑恣肆的章草

        在章草艺术最为缤纷独特、灿烂辉煌的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罗复堪、高二适、王蘧常等耳熟能详的章草大家及李叔同、丰子恺、张大千等对章草信手拈来的学者和书画家。章草的复兴与罗复堪的老师康有为“若欲复古，当写章草”[5]的观念息息相关。罗复堪在继承康有为“尊碑”思想的基础上，对帖学予以吸收、借鉴，提出了“此碑帖可一炉而冶之，毋庸轩轾也”[6]的书学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地浸润在叶喆民的书法创作之中。

        叶喆民16岁随罗复堪学习章草，这段经历对其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章草风格的分类，清人沈曾植曾言：“《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是今隶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处、收处皆有作意。”[7]从叶喆民的章草作品可以看出，他主要取法索靖的《月仪帖》，行笔方折峻利，字势奇险爽劲，同时融入行草笔意，强化了笔画的牵丝连带，弱化了结体的宽博之态，于浑朴中见苍润。以章草书《唐诗春夜喜雨》为例，结体瘦硬挺拔，诸字起笔斩钉截铁、锋芒毕露，有雄武凌厉之势，而笔画之间的牵连游丝则圆转多姿、自然秀润。叶喆民之所以取法《月仪帖》，当和罗复堪有直接关联。罗氏对《月仪帖》尤为推崇，其作诗赞曰：“章草于今恐失传，中参隶法溯源泉。《月仪》《急就》无多字，变化从心在笔先。”[8]  

        除了在章草中融入行草笔法外，其行草书也大多带有章草笔意。而这种带有章草元素的行草在20世纪的行草书中表现得颇为常见，可视为广义上的章草，又被称为“章草的泛化现象”。[9]在此类风格的章草创作中，叶喆民虽然保留了章草的结体，但削弱了它的波磔和装饰意味，更多地融入行草笔意，使整体自然、融洽，显现出了独到的创造力。其于69岁时所书《唐诗寒食》的首行“春城无处”四字以方笔为主，显现出典型的章草用笔和结体特点，呈方峻宽博之态，各字虽独立，但笔势相连，“不飞”“寒食”则参以行草笔意，一笔而书，自然飞动，特别是第二行的“御柳斜”三字更是极尽洒脱之能事，气势飞扬，飘逸跌宕，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叶喆民之所以能写出如此雄浑洒脱的章草，在于他早年对明代王铎书法的潜心追摹。北京艺术博物馆藏《临王铎草书唐诗》卷就是其30多岁时的作品。该作气势磅礴、苍郁雄奇，颇得王铎草书神韵，在当时便得到了不少行家的赞誉。叶喆民取法王铎，主要得益于徐悲鸿的启发。徐悲鸿对王铎尤为推崇，将之称赞为“自唐怀素后第一人”[10]。叶喆民的草书十分注重线条的力度和笔势的呼应，追求恣意挥洒的心境表达。以《唐诗送刘司直赴安西》为例，全篇笔势雄浑、气势飞逸，或两字一连，或三字一连，或笔断意连，予人笔畅神融之感。《钟南山诗》则更为奔放激越、腾挪跌宕，特别是一波三折的线条，可谓“钩锁连环”“变态不穷”，整幅作品在极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中彰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

        叶喆民的章草最为人称道的是雄浑的笔力。他多以中锋运笔，行笔时凝重迟缓，线条雄肆朴厚、丰茂浑重。这和他常年浸润于秦篆和北碑的学习有关。受徐悲鸿的影响，他对六朝残拓《积玉桥字》用力颇深。该拓用笔宽厚圆润，结体奇宕古拙，气韵雄浑高古，深得徐悲鸿青睐。叶喆民曾向徐悲鸿将之借来摹拓，并把跋文抄录在后，朝夕临摹，笔力渐为深厚。他数十年笔耕不辍的习书积累也使得笔力更添雄厚之势。再者，这种雄强的笔力也来自其本人的个性与气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字如其人”之说，柳公权曾言“心正则笔正”，刘熙载亦言“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11]。叶喆民为人严正刚直，因而下笔果敢、洒脱，无任何犹疑和拖泥带水之处，作品气势苍润老练、古厚磅礴。

        结体也是叶喆民尤为着意之处。对此，罗复堪有诗云：“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书尤贵势峥嵘。秦砖汉瓦旁搜采，偏正欹斜意趣生。”[12]徐悲鸿对此也有精彩阐发，曾总结出“正而奇”“奇而正”两种书法形态。叶喆民认为，“正”和“奇”在表现上各有侧重，或重神态，或重形体，各有千秋。为此，他的书法十分注重字形结构的精心安排，书写时常于欹侧中求平正，于规矩中求变化，以求“稚拙”和“天趣”。其草书《七言诗》首行“第一”二字的结体较为平稳，“枝向”二字则向左倾斜。为了保持整行字势的平衡，“暖初”二字向右倾斜，行末的“开”字则又回归平正之势。诸字虽呈俯仰、倾斜之态，然整体视之，重心依然平稳且气势飞动。《唐诗送刘司直赴安西》《唐诗松下雪》等作品莫不如此。

        在章草的创作中，叶喆民还十分注意墨色的营造，认为墨色就是“字神”，带有燥渴之笔方能营造滋润之韵味，[13]此即孙过庭所言“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因此，其书法用墨浓淡相宜、燥润相济。《唐诗送刘司直赴安西》起笔重墨，一笔而书，墨色渐枯，行笔稍缓，直至墨尽后又以浓墨行笔，整体形成了强烈的墨色对比，犹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不过，要得到墨的神韵，关键还在于用笔。清人包世臣说：“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14]黄宾虹曾言：“水墨神化，仍在笔力，笔力有亏，墨无光彩。”[15]叶喆民的笔力尤为雄浑，墨色自然，颇具神采。

        综上所述，叶喆民的章草在承继率意爽捷、意气风发之八分草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于形态上削弱了章草的波磔和装饰意味，强化了章草的古朴和苍茫意趣，同时融入行草笔意，注重笔画的牵丝连带，强调自由的书写和情感的表达。他还采取雄浑的中锋用笔，营造险峻的字形结构和丰富的墨色变化，从而形成雄浑恣肆而又峻拔纵逸的章草风格，充分体现了碑帖融合的特点。

（二）古朴凝重的篆隶书

        叶喆民的篆隶书虽然存世不多，但它们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章草书，甚至古意更佳。他常征引罗复堪在《论诗书》中提到的“第一等字中要有画意，第二等字中要有篆隶”[16]，对篆隶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叶喆民在篆隶书方面用功很深。他在取法秦篆和汉隶的基础上融入章草笔意，使之更为古拙凝重。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资料室内门上方悬挂有叶喆民82岁时所书“宜学斋”。此三字一进入观者眼帘，便令人不由自主地被其雄厚古朴、苍厚凝重的气息所吸引。隶书“宜学斋”三字用笔方圆兼备，笔力雄肆沉着，结体舒朗峻拔，犹如苍松翠柏。章草小字题跋严谨有致、瘦硬遒劲，犹如清癯高士，令人心旷神怡、肃然起敬。整幅作品以浓墨中锋而书，墨色燥润相宜，丰茂雄浑，每个字的不经意处皆留出枯笔之痕，骨丰而肉润，气韵浮动，妙不可言。

        此作在用笔上吸取了章草的特点，如在起笔处多施以方笔，在收笔处则增加波磔之势，使整体厚重古拙。结体的欹侧之势是该作的点睛之处，如“宜”字的宝盖头左竖短而右钩长，呈左轻右重之势。为了使该字成均衡之势，下部“且”字的两竖微向左斜，整体呈“正而奇”之态。“斋”字的首点和首横偏左，捺笔粗壮有力、位置下移，可见行笔时为求平衡而尽力向右下重按。正是因为结体的“偏正欹斜”之态和雄浑的笔力，才使得整幅作品气韵灵动、格调高古。

        叶喆民对篆书也十分重视。他在致尚爱松先生的信中曾赋诗称赞《峄山碑》：“峄山石刻已失真，独老诗称野火焚……他日寻碑能到此，芒鞋竹杖遂初心。”[17]其于87岁所书“两宜轩”三字亦十分精彩。该作用笔圆浑，行笔沉稳，在字形结构上把小篆的纵势之姿改为横势，各字呈扁平之态，结构疏朗有致，章草题跋则遒劲有力、气息雅静。此外，收笔处融入了章草的波磔之态，三字动静相宜、独具匠心。整幅作品虽全然不见恣肆跌宕的气势，但充盈着气定神闲的氛围，予人平和温致、不激不荡之感，犹如淡然脱俗、与世无争之高士，可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除了章草和篆隶书外，叶喆民的行楷书也充分吸收章草笔意，形成了庄重多姿、古意盎然的艺术面貌。其行书《为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贺词》用笔方圆兼备，笔力雄健，笔势相连，字形结体上吸收了章草的形态特点（按：如“重”“书”“学”等字），整体呈现出碑帖融合的风格。叶喆民为《中国陶瓷史专题研究》题写了“中国陶瓷史”五字，用笔以圆笔为主，线条有篆籀之意，笔势遒劲有力，捺笔处施以章草笔法，结体同样融入章草形态，呈平正宽博之态，整体风格醇厚古朴、沉稳典雅。类似作品不一而足，此处不再赘述。

        这种把章草融入各书体的特色得益于罗复堪和徐悲鸿的书学思想。罗复堪曾提出“草真隶篆欲兼工，今古方圆理可通”，[18]徐悲鸿也主张“爰集古今制作之极则”[19]。叶喆民始终恪守恩师教诲，谨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之精神，冶碑帖于一炉，作品浑然天成、独具一格。他的书法在20世纪70年代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曾受到学者沈从文、唐兰的称赞。1974年，《章草书李白杜甫集句》入选“中日书法交流展”，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在《耄耋琐记》《北京美术史》《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宋代陶瓷纹饰精萃图录》《中国书法通论》《中国书法史论》等著作题名中也可见其翰墨雅韵。

        要而言之，叶喆民的章草参行草以增风姿，融篆隶以强骨力，篆隶书则融章草以求古拙，行楷书参章草以追古意，最终在碑帖融合的作用下，形成了雄浑恣肆、古朴凝重的书法风格。可以说，他的书法诸体兼备，又以章草为最，并以此为根柢融汇诸体，体现了“初从博涉后专精”的书学思想。在章草多元化发展的20世纪，叶喆民自出机杼，打破了碑帖脱离的桎梏，以新的技巧使章草轻松地融入各体书写之中，达到了随性而发的书写状态，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同时，亦使向来令人敬而远之的章草能够被普通观者所接受，为推进章草在20世纪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博而后专，专而后精，精而后博”的书法史论研究

        叶喆民长年从事古陶瓷学研究，对陶瓷史学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所著《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饮流斋说瓷译注》《中国陶瓷史》等十余部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书法史论研究上，他也把陶瓷学研究的方法运用其中，并采用“博而后专”的治学方法，以中国书法史为研究基础，结合自身专业，在陶瓷书法、中日书法交流史、书法鉴赏等研究方面建树颇丰，对中国书法史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补充书史的《中国书法通论》 

        《中国书法通论》是叶喆民为完成徐悲鸿的殷切希望所著。[20]不同于一般的书法史著作按照时间脉络平铺直叙地叙述中国书法史，该作以“论”为中心，选取历代有代表性、稀有的书体和书家展开论述，体现了对书法史的独到见解，如其对“八体书”“飞白书”“茅草书”“游丝书”等稀有书体的论述颇为鲜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注意搜集被人忽视的布衣、女性书家的片纸只字作为图录。这些不被学界重视的书体、书家和书法作品皆可弥补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不足。

        在该作中，叶喆民对汉代以前的书法史着墨较多，格外重视各种金石器物，诸如青铜器、陶器、玉、石盟书、竹简、铜剑、缯帛书、木牍、砖、瓦、权量、诏版、印玺上的文字。这显然和叶喆民长期从事古陶瓷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对考古信息十分敏感，总能将之合理地运用到书法史的撰写之中。

        尽管该作并未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总结中国书法史，但文中关注到了新出土的书法作品，视角独特、论述周详、剖析精微，故而不失为富有真知灼见且能填补书史不足的难得佳作。

（二）具有开拓贡献的陶瓷书法研究

        叶喆民长期致力于中国陶瓷史学研究。他是学界最早对陶瓷书法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撰写的《磁州窑书法欣赏》《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等论文弥补了书法史和陶瓷史上的空白，对中国陶瓷书法的研究有着开拓性贡献。

        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不关注陶瓷上的书法，而叶喆民独具慧眼，对陶瓷书法尤为敏感。其于1990年发表的《磁州窑书法欣赏》首次从古陶瓷研究的角度切入，对陶瓷书法展开探讨。他以新出土的磁州窑陶瓷上的书法为中心，结合文博机构所藏磁州窑陶瓷，运用相关史论文献，指出磁州窑书法为陶瓷装饰和书法研究树立了榜样，在我国陶瓷史和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1]

        其次年发表的《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一文则通过系统梳理古陶瓷和书法的发生和发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陶瓷和书法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22]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学界只是从陶瓷装饰的角度切入，并未深入挖掘两者自古以来紧密相依的关系，而叶喆民从新出土的陶瓷入手，结合古代文献，采取图史互证的方法展开了张皇幽眇的阐发，指出“综观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无不与当时的生活需要及书体演变相适应，既可作为书法史研究中可靠的佐证，亦可从中汲取书法的审美思想。如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古朴、雅拙、豪迈、雄强、飘逸、秀活、端凝、典雅等美质和风韵，各自贯串在历代优秀的陶瓷装饰与造型之中”[23]。这一观点也成为学界对陶瓷和书法关系的根本认识。

（三）独具“远识”的中日书法交流史研究

        叶喆民还是较早关注中日书法交流史的学者，早在1979年便发表了《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一文。该文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从汉代至晚清时期的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史，通过探讨日本书法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中国对日本书法的深远影响，[24]可谓发轫之作，文中的许多观点也成为学界的共识，并被大量引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陈振濂为代表的书法界学者才开始系统研究中日书法交流史，并掀起了相关研究的热潮。如今，中日书法的传播与交流已经成为书法研究的显性对象。可见，叶喆民关于中日书法交流史的论述对系统研究中日书法乃至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这更进一步突显了叶喆民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的学术视野。  

        叶喆民通晓日文，《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中还大量引用了各种日本古籍文献。他曾编撰《日汉辞典》（未刊稿），并长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多次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京都同志社大学讲学。叶喆民对日本书法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徐悲鸿。他在《积玉桥字》题识中曾提及，中国书法“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变本加厉，其道大昌”[25]。叶喆民对该文尤为重视，把它列入《中国书法通论》的序言之中，还特意指出徐悲鸿先生“深知书法的衍化兴衰与来龙去脉”。

        此外，叶喆民的书画鉴赏也颇具功力。他曾对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怀仁的《集王圣教序》、傅山的《丹枫阁记》等作品进行品评、赏鉴。通过对文字、结体、笔势、笔力进行比较，同时结合书学文献，他对作品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现出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他之所以对智永、怀仁、王铎、傅山的书法情有独钟，不仅在于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还在于他们的作品直到今日仍不失为初学行书的津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沾溉弘远、泽及东瀛，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叶喆民开阔的眼界和坦荡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选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的叶喆民提倡图史互证，既注重出土实物，又强调书学思想。他以书法史为研究基础，旁及陶瓷书法、中日书法交流史和书法鉴赏，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初从博涉后专精”的治学方法，又对20世纪书法史的扩充和建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重“书品”的书法教育理念

        自1979年起，叶喆民就在中国工艺美术学院主讲“中国书法史”一课，并多次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讲座。无论是授课，还是举办学术讲座，他总是把讲义内容和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联系在一起，不忘嘱咐同学们学习古人勤奋的精神和博览的态度。他默默耕耘于三尺讲台，为高校的书法基础教育奉献了数十载春秋，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书品”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

        在理论教学中，叶喆民常以历代书论或罗复堪的论书诗为中心，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生动讲授。他重视书法的学习方法，强调要“取法乎上”，要有眼力，要“目鉴”而非“耳鉴”，要分清美、丑、雅、俗。他十分推崇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的“较量真伪，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认为这几句箴言对学习、欣赏或收藏古今书法作品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6]在实践教学上，他主张采取徐悲鸿先生“医字”的临摹方法，即通过对临、背临再改正的过程反复练习，最终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能让初学者有效掌握书法的基本功，他还专门撰写了《书法见阶》一文，从书法欣赏和书法临摹两个方面，对青年如何进行书法学习予以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文中关于如何读帖、临摹、用笔、用墨乃至如何提高书法水平的方法对当下青年的书法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较于技法的传授，叶喆民更注重“书品”。他一生严于律己、刚正不阿，对书坛的某些乱象深恶痛绝，曾作七律诗二首予以抨击，其一云：“书坛大雅久失真，奇逸古朴竟寡闻。狂怪媚俗夸大笔，涂鸦聚墨诩标新。诪张为幻迷学子，恶紫夺朱欺世人。郢质风斤何处问？拙诗写罢自长吟。”[27]他告诫后辈要有真才实学，要明辨是非，不要追摹不知勤奋、只求狂怪的当代“书家”，而要学习智永刻苦练习的精神和批判继承的态度。他还指出，书品的高低在于“字外功夫”，即文艺修养和人的素质。对此，他曾赋诗“诗词人品两称绝，书法鉴藏世尠知。真切有情出自然，风流千古亦吾师”[28]以赞纳兰性德。

        叶喆民对“书品”的要求还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在课堂上，学生如果开小差或者无法回答出其所提出的书法问题，皆会被请出课堂。他尤为重视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曾说：“求学是学生求老师教，而不是让老师求学，求着学生学！”[29]为此，他多引用陆游诗中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终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来勉励学子。叶喆民对教学十分认真负责，要求学生们把课上的书法史笔记在结课时上交，并逐字修改且标注遗漏之处，然后再下发给学生。此般敬业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叶喆民对后辈孜孜不倦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罗复堪、徐悲鸿、溥心畬三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他深知正是先贤们对他的谆谆教诲，才使他在书画和陶瓷方面卓有成就。为此，他先后撰写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纪念罗复堪先生》《悲鸿先生谈书法》《文彩风流今尚存——缅怀溥心畬先生》等文章来缅怀先师的音容和高见。正是由于这些文章留存于世，后来者对书画大家的书法创作、书学思想乃至为人为学的精神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叶喆民对老师的尊崇之心也对后辈学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叶喆民在书法教学过程中继承了罗复堪和徐悲鸿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书品”，注重“字外功夫”。作为一位严师，他尊师重教、精研学术、传道授业、教学有方，为国内外文博界、美术界、陶瓷界及书法界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30] 

四、结语

    绾合上述，叶喆民的书法创作以章草为根柢，融汇各体，自成一格，形成了雄浑恣肆而又古朴凝重的风格，对20世纪草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在书法史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关于稀有书体和书家的探讨是对中国书法史有益的补充。同时，其对陶瓷书法和中日书法交流史的研究亦有突出贡献。这反映出其扎实深厚的“学养”和超然绝俗的“远识”，亦体现了“初从博涉后专精”的书学思想。他教学严谨、敬业乐群，重视“书品”，有着卓尔不凡的学人风范。一言以蔽之，叶喆民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和书法教育等方面贡献卓著，在中国20世纪书法史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毋庸讳言，随着书法史研究不断推进，叶喆民的书艺成就定会被人们所铭记。

（本文刊载于《中国美术》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