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战果”略述
红卫兵曾1个月毁文物6千余件, 边撕字画边唾骂
“文革”抄家，都抄的啥？
北 海
据统计，“破四旧”开始后，仅1966年8月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人。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多数毁于“破四旧”期间。
“破四旧”运动接近尾声后，以便能把“文革”推向高潮，就办了一个“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当时为筹备这个展览，展览组织者走访各个抄家仓库，发现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收藏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从一大批艺术家如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马连良、荀慧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1967年6月2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在京开幕。
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等材料。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一个古董专家曾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他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这4件宋代钧窑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当时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卡车，古籍足足装满3卡车。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沙俄大使等高官。解放后，其家庭要员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事后多年，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与人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据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显示， “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地契、变天账41294件；反动旗帜1048面；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据《文史精华》丁大华/文)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全视当事人机智与否。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 也属我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30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予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 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相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来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2000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
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1300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陕西扶风县已有1700余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1966年9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所谓“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良卿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1987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1100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来源：半个历史
红卫兵曾1个月毁文物6千余件
边撕字画边唾骂
中国新闻周刊网
红卫兵破四旧时毁坏了多少珍贵文物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清理破四旧现场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话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载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明”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求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文革”抄家，都抄的啥？
上海市“文革”抄家档案资料
作者：夏河
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它大大小小的章节，每个章节，都有它的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是后来人对历史的探视，对未来的照亮。
“文革”抄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被抄对象家，哪些东西在必抄之列，估计很多人不甚了了。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兹以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红卫兵查抄清单数例，略作管窥，或可释疑。
一、金银珠宝类
1966年8月30日，查抄襄阳南路306弄的（“历史反革命”，后被平反）石家，抄走大条黄金26条、中条黄金3条、小条黄金46条、金元宝3只、金戒指13只、手镯7只，银杯、银碟子、银锁片、银镯各若干等等。
又，1966年9月3日，查抄华山路106弄的（“资本家”，后被平反）林家，抄走金银锁片4只、金银链条6条、金十字架2只、金别针4只、金戒指1只、翡翠戒指4只、银餐具2箱等等。
又，1966年8月31日，查抄东大铭路810弄吕家，抄走黄金14.5两、金戒指3只、金手镯2只、银元14只、项链1串、大小珍珠32粒、大小翡翠14片、红宝石1粒，别针、耳环、耳串各若干等等。
又，1966年8月—9月，三次查抄新闸路944弄32号的（始定为“资本家”，后定为“反革命分子”）高家，抄走黄金54.52克、白银959.95克（此黄金、白银两项，作价共计204.14元）、金戒指2只、镶宝石戒指1只、镶宝石手镯1只，翡翠片、小黄锁、水钻耳环、翡翠别针若干等等。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有一位受害者竺某，被抄银器仅“帽器”19只、金牙（包金）1只。银行作价，帽器0.42元，金牙0.76元，共计1.18元。不清楚所抄竺某的“金牙”，是正在口中的金牙，还是藏留家中某处的纪念物金牙。红卫兵抄家的本领，或者说警惕性，实在令人叹服。或因竺某是一般群众，所以1970年7月，单位即申请退回竺某。从资料上看，竺某似乎是1973年2月16日收到退款。
二、现金、存单、公债类
前述石家，另抄走美金20792元、英镑1元、港币1元等。
又，前述林家，遭3次抄家，前后另抄走银行存单12张共计2553.86元。存单金额自10.34元、20元，至533.52元不等。公债56张，共计1868元。美钞320元。现钞320元。
又，因怀疑庄家藏有武器，1968年9月1日，公司派人查抄其家，金银首饰外，另抄走港币8元、存款1304元。
现金被抄，存款被冻结，被抄者生活困难，或有其他正当理由，似乎可以申请“借出”。比如1969年4月，上海向明中学郭延华同学被批准赴内蒙古插队落户，家人因无力准备行装，就提出了这种申请。负责人说“经研究，并请示工宣队，可从陆达权冻结存款中取50元”，但不知为何，几天后，陆达权拿到的只是20元钱。而这位郭同学家被冻结的钱款，前后共计9万元左右。
又，1969年3月，张兴镛因儿子上山下乡到黑龙江某农场插队落户，须购买棉被、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恳请商借一百元”，亦被批准。
三、文物书籍类
1968年8月，邱朝瑞家被抄走各种已废纸币1000余种、中外邮票7300余张。（纸币发行者为中央银行、各地方银行、解放区、各地方军阀等等。邮票，涉及纺织品图案设计、颜色搭配、花型造型、商标设计诸内容。）
又，1966年9月，查抄“反革命分子”陈世忠，抄走文物“字画”类18件、“铜器”类1件、“陶瓷”类2件、“玉石”类6件、“竹木漆”类3件、花瓶2件。被抄书籍729册。所抄书籍，俄文工程技术书384册外，中文图书有：《家》《春》《秋》《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西厢记》《红楼梦》《征四寇》《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金瓶梅》（48册）《万象》杂志等。
又，前述新闸路高家，作为“文物”被抄的有：铜宝剑1把、砚台1方、墨1根、绣花片4片、象牙章2枚、牛角章4枚等。1966年8月30日，被抄黄色书36本、黄色画报8本；9月5日，又被抄旧书17本。不清楚在1960年代后半期，什么样的书是黄色书、黄色画报。但我们看高朝钊1985年5月22日向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索书单，差不多可以稍知端倪。高朝钊所列书单如下：
《史记》《康熙字典》《辞源》《石头记》《金瓶梅》《清宫十三朝演义》《济公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醒世恒言》《喻世恒言》《拍案惊奇》《傲慢与偏见》《简爱》《悲惨世界》《高老头》《贝姨》《金融家》《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三剑客》《约翰克里斯多夫》《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双城记》《福尔摩斯探案》《飘》《啼笑因缘》《天方夜谭》《萧伯纳小说集》《红楼梦》等32种。
高朝钊的图书，大概率是找不到了。因为有一张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清理分类表，清清楚楚写着“古书5、旧书13、中文报刊6、外文书刊18，共37册，废书纸总重量6斤”。这37册，与高朝钊所写32种，不尽相同，但重合者必多。都进废纸收购站了。1985年8月22日，上海市文清小组补偿高朝钊“查抄文物图书经济补偿人民币500元”，包括上交书37册6斤。
四、生活物资类
前述高家，先被定为“资本家”，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现在以高家为例，看当时抄家情况。
1、所抄“衣物”类清单3张，计有63种。所列衣服，大大小小，均有收购价。价较昂者，如女式长毛绒短大衣1件，作价16元；女中式皮袄1件，作价22.40元；男丝绵上衣1件，作价30.40元；米色男羊毛衫1件，作价12.80元……价较低者，如女式布帽1顶，作价0.08元；女短丝袜1双，作价0.40元；被虫蛀男士马甲1件，作价0.8元；已破女式短袖衫1件，作价0.64元；女式三角裤（已破）1条，作价0.16元……共计340余元。处理时间为1968年8月7日。
2、所抄“纺织品”类清单1页，计有10种：大红绸背面1条、白绒布6尺、黑毡呢8尺、红绸3.1尺、白花绸2.5尺、黑绸料子5.9尺、红软缎被面1条、绸布12尺、印花布3.5尺。共作价46.32元，8折收购价为37.06元。
3、所抄“家具”类清单2页，计有24种。如书橱1只，价24元；三用沙发1套，价68元；椅子4把，价16元；樟木箱1只，价44元；藤椅1把，价4元；小茶几1只，价2.4元；红木椅子4只，含断腿1只，价30元……共计作价689元。以上家具，收购方是建新家具门市部，收购时间是1968年7月9日。
4、所抄“瓷器及玻璃器”类清单4页，计有48种。如瓷茶壶1把，价0.80元；磁小碟9只，价0.12元；牛奶杯1只，价0.24元；磁小酒杯7只，价0.17元……共计20余元。其中有若干瓷器未作价，未作价的器物后，盖有“文物物品无价接收交市统一处理”章、“四旧商品无价接收交市统一处理”章。这些器物处理时间是1968年7月13日。
5、所抄“废旧物资（铜器）”类清单2页，计21种。如铜汤婆子2只，价3.75元；黑太阳镜1副，价0.04元；切面包刀1把，价0.16元；手电筒1把，价1.20元; 台灯1台，价1.60元；男女皮鞋3双转为废品6斤，价0.24元……共计25.03元。收购时间，1968年7月9日。
6、所抄“电器”类清单1页，计有6种。如华生牌电扇1台，价84元；电熨斗1只，价4.40元；收音机（喇叭有故障）1只，价14元。其中，电面包烘烤机1台，为“四旧”商品，不作价，上交。
7、1966年9月另被抄：照片簿1本、信件1包、麻将牌1付、大小图章9枚、黄色唱片10张、热水瓶2只、面盆2只、大衣2件、西服上装2件、西裤2条、背心3件、旗袍2件、绒线衫1件、丝绵袄1件、绣花被面1条、被单1条、绸料1块、丝袜1双、枕套1对……
又，前述邱朝瑞，政治身份是“有剥削经历”，被抄生活物资类有：小型望远镜（日货）1架、半导体收音机1台、手表1只、小孩皮大衣1件、围巾1条、中山装1套、花呢1段、衬衫1件、绒布1段3.7公尺、西装2套、西裤1条、绸缎2小块（0.9公尺+0.92公尺）、“女卡丝三角裤”2条等。
我们不清楚，当户主的基本生活物资如热水瓶、牛奶杯、衣装、皮鞋等都被抄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更不知道当女性的三角裤，甚至是已破三角裤，都不被允许保留，女性最后的尊严还有几何。
“四旧”也罢，“革命”也罢，有时，无非就是权力的膨胀与肆虐，人性的沦丧与泯灭。
不知是否出于政治调查的需要，邱朝瑞1955年、1956年工作总结，反右倾斗争运动在党小组的自我检查，1958年4月5日支部大会讨论内容，入党志愿书，转党报告，劳动保险登记卡，自传表，出身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说明等文字资料，亦被查抄。
更有甚者，前述陈世忠家藏之订婚证书、结婚证书、结婚合影，亦被抄走。
金庸《鹿鼎记》第五回，韦小宝与索额图去鳌拜家抄家，抄出二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其他物品，书吏另行造册，造册清单，金庸没写，所以具体抄走了哪些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热水瓶、汤婆子、牛奶杯、衬衣裤子、三角内裤之属，不会入查抄者法眼。
《红楼梦》第一0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有贾府被查物品清单，金银珠宝、皮草呢绒等都写得明白，而桌子椅子、耳环金牙，明摆着亦不值查抄者一哂。
当然，那都是满清王朝的事了。抄家革命，自当与时俱进。
来源：半个历史、枯斋漫读，老知青家园
荐读：
.阅后请在下方点击【分享】【点赞】【在看】，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