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值主席制证明总裁其实就是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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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8 10:01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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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来，唐代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多时有至十几人，最少则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
开会是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记录，等于现在之书记长。此项主席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大家意见，不仅由他综合记录，而且最后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唐代的政府组织》钱穆先生说，唐代政事堂会议，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中书令和门下侍中。这是钱先生所理解的宰相，也是世俗所理解的宰相。而事实上，别说唐代，早在东汉以后，就没有丞相一职，却又有传统宰相之权，这也是从古至今，始终存在宰相一说的原因。
既然没有宰相一职，又有宰相之权，如何理解？或者说，这个宰相之权，是如何确认的？
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签字盖章权，也就是掌印权。皇帝的诏敕，需要中书门下两省副署，所谓副署，也就是皇帝画敕之后，由中书门下两省盖印。盖了印，就是正敕或者朱敕，没有盖印，就是墨敕。最初，中书省的印，掌握在中书令手里，而门下省的印，掌握在门下侍中手里。所以，他们掌有中书门下两省的实权，也就成了世俗所认定的宰相。后来，皇帝将这两个省的品级提高了，由正三品提为从二品。同时，又将中书令和门下侍中虚置了。怎么虚置？让他们将印交给了侍郎，也就是副手。古代，一个县只有一个印，掌握在县太爷手里。而当下的今天，一个县有无数的印，别说县一级，就是村一级，都有几个印。印太泛了，效力也就没了。所以，现在的权力，与财力相关，财政权，就成了权力平衡的关键。以前，财政权掌握在县长手里，县长作为县一级政府的二把手，却可以用财政权来力压一把手。现在，财政权从县长手里放给了常务副县长，县长的权力就弱了。唐代削弱相权，玩的手法差不多，明升了中书令和门下侍中的品级，却又将盖印权交给了副手侍郎。慢慢的，再在侍郎身上加一顶帽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没有人认定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宰相，而是认定中书门下侍郎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平章事其实是一个临时职位。政事堂会议有十几个成员，这是因为政事繁杂，需要集思广益，听取各方意见。政事堂成员，有不管部的甚至品级很低的，这是因为政事堂太重要，要拉低品级。
这所有做法，都是为了分权以及轻权。后来却成了西方民主制的发端。西方民主制，自然不是学习了中国的政事堂制度，只不过，权力由私权向公权转变过程，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使然。
政事堂的最高官是中书令和门下侍中。这两个职位被虚置以后，侍郎开始负责，加平章事衔，就变成了掌印人，成了中书门下两省的实际长官，也成了丞相。如果侍郎只有两个人，一省一个，那就还是二相制。实际上，这两个省，侍郎不止一人，实际掌握相权的，也就有好几个人。也就是说，政事堂会议，领有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都有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一起开会的话，就有一个听谁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首席，是轮值式。可见，平章事，也是就几个人共同掌握盖章权。这就是典型的众议制了。只不过，唐朝政事堂的众议，可以称为小众议，而今天西方的众议，是大众议。众议制是小众议好还是大众议好？此非本文议题，仅提一提，略过。众议制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众议，就是众人平等表达权，一旦出现对立意见人数相近时，根本无法形成大多数意见，往往争执，甚至尖锐对立。对此，中国人早有深刻理会，认定但凡二人并立，就一定是比，必然是三种结果，一是从，二是北，三是化。为了解决这一根生的矛盾，人们想出了很多方法，唐代政事堂的做法，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即在同一个集体中，置三几个最高职位者，又安排轮值主席。
今天的联合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轮值主席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在联合国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今天的联合国和过去的国联一样，成了一个不管合众体，政不出联合国的大门。人们为了这个联合国的轮值模式想了很多办法。但这很多办法在合众体中有一个强大无比的权力实有者，就像沙丁鱼中有了一条鲶鱼，平衡就永远失去了。唐代政事堂的情形和今天的联合国轮值制很相似。唐代政事堂上面，有一个总裁判，这个总裁判就是更高一级的御前会议。联合国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总裁判，却有一个潜在的总裁判。不管有人是否承认，这总裁一旦存在，就是对民主制的破坏者，总裁实际就是独裁。正因为如此，唐代的政事堂会议决策，总有点策而不决，哪怕是小事，也总是在吵吵嚷嚷，总在平衡。一旦有点大事，就直接送到御前会议进行裁判。
唐代政事堂会议，中书令和门下侍中虽然职高，但往往不是轮值主席。轮值主席才权重，却又重不过中书令门下侍中，这就非常尴尬。政事堂会议总是争论，又往往争而不决。要么，政事堂会议内部一团和气，表面上其乐融融，暗地里权争不断，派系纵横。要么，谁都不敢承担责任，只得矛盾上交，直接去御前会议。此时，人们或许会说，幸好有个上位权的御前会议，也就是有个总裁判，不然，就可能像台湾一样，陈水扁下台，立即就进了监狱，同样，马英九下台，受到了司法指控。如今的美国也在走这条路。原本，尼克松是因为被弹劾下台，却并未因此承担司法处罚。但到了特朗普和拜登，两人将权力争斗，引向了司法领域。对于这种众议机制可能导致的泛滥和反嗜，唐代的政事堂，后来也慢慢变了，不完全是钱先生所说的轮值制，慢慢开始出现了明确的相权。到了后期，干脆连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也不设了，以侍郎为首长。这也就是侍郎一职，升到巅峰的原因。而在政事堂，众议制的平等表决权之外，又加进了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否决权，这就又一次形成了相权。有了相权却没有相职，用一个新词代替了，叫首辅。唐代之所以出现如此变化，在于行政制度在唐时出现了两项新创，其一，行政的三省制初步形成，其二，相职三品的初步确定。玩来玩去，其实都是皇帝在进行权力洗牌。推动这一洗牌的，并非因为皇帝的公权力的觉醒，恰恰相反，皇帝一心只有私权力，为了全面掌握私权力，他必须控制公权力，控制的方法，就是制衡。
这就有点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意思，思维路径不同，目标却一致。在公权力的制衡方面，唐代的政事堂众议制，已经非常超前，非常现代了，同时，在那个有着强烈集权意识的时代，任何创新都会受到反制，会不断出现复辟。所以，任何制度的发展，必然是波波折折，进进退退。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一部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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