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楼吃早餐，见老板娘闲着，和她随意聊了几句。
老板娘是湛江人，早年去深圳打工，认识了一个台湾籍男子，恋爱并且结婚，成了台湾媳妇，生了儿子之后，在台湾住了一段时间，不习惯，带着儿子回到家乡，开了这家早餐店。
早餐店在我家楼下，只要回到这里，我就来吃早餐。最近几年疫情闹的，我回得少，就算回来，也少在外面吃饭，所以，有一两年没见了。
别人五一假期是去旅游，我利用这个假期看望亲人，前两天去广州看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这两天就陪伴岳父岳母以及看望侄外孙，谈到最多的，是孩子的教育。和早餐店老板娘聊天，自然问起她的孩子是不是该上学了，为什么不去台湾上学。
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点到了老板娘某种神经，她颇为激动地说，绝对不能去台湾上学，那里的学校不是教知识，而是教仇恨，教偏执。不仅学校，家里、社会都是如此。台湾的绿色区域，充满了偏见和戾气。
她说，几年前，家公家婆来过大陆，在广州、深圳、珠海住了好几个月。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对大陆的一切赞口不绝，一旦回到台湾，天天变着法子骂大陆各种不好。
如果确实是找了些大陆的不好数落，她还算能接受，可他们是完全胡说八道，说什么楼房太矮，街道太脏，厕所在外面，连门都没有，臭不可闻，大陆人太穷，连饭都吃不饱，衣服穿得破破烂烂，诸如此类。
她说她的家公真是个奇葩人，天天骂民&进&党，可只要是投票，必然投民&进&党。不仅如此，孙子这么小，他竟然天天跟孩子说，要支持民&进*党，要恨国民党，天天教孩子偏见，给孩子洗*脑。
孩子的姑姑在澳大利亚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非常富有，整天不是在她耳边说大陆怎么落后，就是说台湾怎么先进。问她，你们在大陆，能吃到海鲜吗？一定吃不上，到台湾就要多吃，回去就没得吃了。这话连家公也听不进去了，说，你中学的地理怎么学的？湛江是海滨城市，海鲜当饭吃。姑姑又换了个话题，说你到台湾来，要经常到台北去看一看，台湾是亚洲四不龙，台北的最高建筑是101层，这在大陆是绝对看不到的，想都不敢想。
老板娘说，他们无论怎么说，她都忍了，但抱有巨大偏见在儿子面前说这些，对孩子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她就不能忍。又一次，小姑子说到台北的101层时，她没有忍住，就说，什么亚洲四小龙，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整个台湾的GDP，还不到江苏的一半，更不到广东的一半。在大陆，有七个省的GDP超过台湾，台湾排在福建之后，第八位。
小姑说，不可能，那都是大陆吹牛。你被大陆的宣传欺骗了。
老板娘说，你赚了那么多钱，在海外也走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去大陆看看？你没有去过大陆，又怎么知道大陆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你说GDP数字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高楼是不是真的？台北的101层真的值得你那么自豪吗？那么我告诉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整个大陆，100层以上的高楼，有好多幢。台北的101，只能排在第六。如果不是近些年大陆限高，台北的101，恐怕20名都排不到。台北除了101，还有什么？400米以上的高楼还有几幢？可在大陆任何一个省会城市，400米以上的高楼，都有好多幢，不仅大陆几十个省会城市比台北漂亮得多，甚至很多地级市，都要比台北漂亮。
她的小姑子根本不相信，说她是被洗&脑了。
老板娘说，她真的很痛苦，不敢让儿子去台湾。其实，儿子也不愿意去，平常如果有谁对儿子开玩笑说，你是台湾人，他就会跳起来纠正别人，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湛江人。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读书的三个纬度四条路径和三大误区》，谈到读书的三个纬度是搞清楚我在哪里，作者在哪里，客观在哪里。
这话虽然是从读书角度说的，实际谈的却是哲学世界观。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仰天长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如果是今天通过网络提出来，不知会不会像“挖啊挖啊挖”一样爆款，成为网红，被网民弄出无数个版本并且得出无数的答案。
这三个问题未能形成围观，只是在哲学圈小范围地传播，被认定为哲学的终极问题。如果如央视多年前满大街问大众是否幸福一样，拿这三个问题搞一个社会调查，恐怕会被网民骂死。
这三个问题，就是我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对自我进行定位。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我在宇宙中的坐标。只要确定了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空间坐标，就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三个问题。
然而，怎么确定我的形而上定位？我作为思维主体，可以确定我目前在广东省湛江市，或者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广东省。然而，就算我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广东省，但如何确定中国广东省在太阳系的哪一位置？在银河系的哪一位置？
我们以什么视点在太阳系内对自己定位？更大一点，在银河系，我怎么对自己定位？
苏格拉底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终极问题，关键在于他解决不了这个定位问题。他能解决的，是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进行定位，并且形成思维定式。
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个人的空间定位，哲学家或许能得出一个更加宏观的坐标，但普通人只会找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从自我中心出发的思维模式，只可能形成以自我为纵坐标的思维树，因为每一个人认知的不同，结果成为思维树上高低不同的各个点，由此构成了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个树状体系，是典型的思维之障的产物。
要突破这种障碍，必须跳出自我中心，站在我的对立面进行思考，也就是时刻明白思维的局限性，突破这种局限性的方法是相对思维，也就是确定一个相对的思维点，使之成为自我中心思维的参照点。
我提出，看书要明白作者在哪里，其实也就是找到他在哪里，思维参照点在哪里，突破自我中心，确定第二个思维点。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自我的认知，也就是更加客观的认知。
自我中心的思维，我称为我思维。突破自我中心，立足于客观的思维，我称为他思维。
我思维之外的这个他思维点，就是一个更加客观的观察点，一个更加客观的思维点。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唯物主义哲学建立的一个视点。站在这个视点回答哲学的三个终极问题，会更加客观，也就会更少主观偏见和个人思维障碍。
但他思维也不是没有局限。
我之所以将这种思维称为他思维，而不称为客观思维，是因为思维由主观来完成，思维的主观取向，决定了思维之障。主观向更加主观的方向偏离，就变成了唯心主义。主观向更加客观的方向偏离，对客观的极端强调，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唯物主义。
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对自然的偏执，认为人不需要做任何事，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在此思维下，道家对社会治理提出无为而治的理念，就是极端。另一方面，对客观思维的极端强调，还容易造成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主观的忽视甚至轻视，从而片面强调集体性而导致全社会的自我丧夫。
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恰恰在于中国哲学对客观思维的强调。儒家讲中庸，但在哲学思维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诸子百家，却忘了中庸而走极端。西方哲学更加极端，引导整个西方思维定式走向自我的极端。
极端思维直接催生了学术排他性。
怎么超越这种极端，达到真正的客观？也就是我总结三个纬度中的第三个，我称为客观在哪里，也可以理解为我思维和他思维之外的客观思维。
一定有人从我的表述中发现了问题。既然我在哪里是主观，他在哪里就是客观。已经有了客观，现在为什么又冒出一个客观？这个客观，和他思维的客观，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思维是主观思维，他思维是客观思维。这种理解不错。但是，客观思维还是思维，只要是思维，就是我思维的结果之一，哪怕这种思维再客观，也是主观结果。这是他思维的思维之障。
所谓他思维，也不过是我选取的一个更加客观的思维角度，是以物为思维的基点。任何人的认知都有障，自我的思维之障，也就容易形成思维之误。
我思维存在偏激，是思维之误。他思维也难免我思维的障碍，同样是思维之误。怎样避免这种思维之误？
唯心主义哲学将这一问题交给了上*帝，认定上*帝就是形而上，决定一切。上&帝不是人，是神，所以上&帝不会有错，更不会有误。于是，这一问题顺利解决了。
其实，上*帝思维也还是人思维，只要人思维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帝也解决不了。
唯物主义把这个问题交给客观，认定客观存在就是存在，就是正确，人思维暂时解决不了，是认知问题，要正视。
但是，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客观思维也是人在思维。只要是人在思维，就脱离不了我思维的障碍，无法超越人的思维局限，
我提出客观思维，是希望突破思维局限，超越我思维和他思维，找到一个更高的思维支点。比如毛主席诗词安得倚天抽宝剑的思维支点是天。唯心主义认定的他思维支点是上帝。唯物主义认定的思维支点是客观。这里的天、上帝和客观，都是超越我思维局限的一个空间思维点。
能站上这个思维点，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忘我进而无我，忘他也无他，让思维成为一只无我无他的太空眼睛，或者一部没有主观的太空相机，甚至一种机械性的超智能。
要做到我思绪或者他思维，不难。若要达到无我无他的客观思维，就是登天。但人如果不让思维登天，就会永远陷在思维之障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是歪理，摆脱不了的就是思维之障。
客观上，人是无法让思维脱离自我而独立的。只要是思维，就必须建在自我基础上。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强调他思维和客观思维？他思维或许还有一个参照点，那就是我思维的反面。客观思维必须超越我思维和他思维。这个思维支点就失去了。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客观思维，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客观的思维支点，除非唯心主义的上&帝，否则这个客观的思维支点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无法建立的。
我们学习或者建立客观思维，只是利用主观思维的支点，去寻找客观思维的路径和方法，达到客观思维的无限趋近。
如果说，思维必须要有建立思维的支点的话，那么，我思维和他思维，就像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将思维集中于一个支点。客观思维就像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可以凭借思维的不受局限性，建立无数个支点，也就是观察点。
回到前面所举的例子，台湾绿营正在进行的事，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其实，只要理解了思维之障，就能明白，民*进*党的思维之障，就是我思维之障，一切以民*进*党利益为发端，根本不会考虑整个台湾的利益，更不会考虑台湾全体民众的利益。
台湾民&进*党的基本组成是一帮律师，律师只有一个形而上，那就是法律，而他们又是最讲方法论的团体，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让方法论去践踏形而上。也就是说，律师的行为准则是方法至上，只要能达成目的的方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方面，律师坐而论道可以，方法一堆一堆的，但要干实事，真是不行，加上毕生工作就是在法律中找缝隙，钻空子，思维早已经形成偏执的定式，难以改变。
受这一思维之障局限，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把经济抓好，甚至根本没有能力把具体的行政工作做好。另一方面，他们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却又必须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因此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从别的缝隙寻找自圆其说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找客观，把责任推给别人。只要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他们必然使用各种方法，而绝对不会考虑客观。
陷入这种思维之障的显然不止台湾，不止民&进*党，美国希望保持在国际上的领先优势，试图像从前一样，采取某种极端的利己方式，将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国家干掉。
世界大事纷纭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正所谓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一件相同的事，但究其实，无不是思维之障的结果，是我思维中利益驱动。
人性如此，国性恐怕也是如此。对错难分，差别只在思维的支点和认知的高低，也就是形而上。
特朗普希望通过打毛衣战来解决这一问题，拜登变本加厉，搞起了全面压制。普京希望杀鸡（基）儆猴。内塔尼亚胡其实也是想杀鸡儆猴。
看起来，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但究其核心，所有的方法论，都受世界观所导引。世界观错了，哪怕正确的方法论，也可能造成错误的结果。
我认为，美国这些年的决策是错了，一错再错。究其根本，美国人奉行的哲学世界观，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我思维世界观。
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又何尝不是如此？
自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一旦动起真相，才知道只不过狐假虎威，外强中干。
当年日本认定自己三个月可以完败中国，普京或者内塔尼亚胡，或许以为只要自己出手，便能摧枯拉朽，一举定乾坤。
真正能够秋风扫落叶的，确实只有美国。当年，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何等的神速。
最终，美国输了，不是输给了阿富汗，也不是输给了伊拉克，而是输给了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客观，可惜人思维是我思维，是思维之障，他们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点。
唯心主义世界观原本就难以脱离我思维之障，何况，处在权力顶端的那个人，我思维还存在高低之分，就成了障中之障。过去成功的经验，反而成了约束进一步取得胜利的障碍，又是一道障中之障。
今天那些大国领袖们，既有经验主义的客观之障，又有我思维的主观之障，还有人的认知不同所形成的认知之障也就是智力之障，障碍重重，只可能在障中困斗，至少暂时看不到突破的曙光。
无论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还是俄乌面临的问题，中东面临的问题，抑或亚洲面临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各有不同难题，不同挑战，甚至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正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全是形而下。而在形而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既我思维的狭隘性形成的思维之障。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思维之障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一个党团、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思维之障，就根本不可能通过看几本书，上几堂课解决，也不是某种历史性的改朝换代所能解决。
要解决这件事，必须是文化属性的彻底突破，需要文化体系上的客观思维。完成这一思维升格，哪怕经历几千年，恐怕也会功败垂成，这种文化根性的改变，既关乎文化基因，也取决于文化积累。
这些思维，就是形而上思维。站在形而上看今天的台湾，民*进*党只会毁了台湾，因为他们会从根上毁了台湾文化，因为民&进&党的根&性文化就是我思维中最偏执的那部分，不是普通的狭隘，而是狭隘的极端。
国民党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台湾的救星。
几十年前，国民党在大陆未能拯救中华民族，今天或者未来，国民党在台湾同样不能拯救台湾，只有一个原因，国民党同样是一个我思维的党，我思维的最高形而上，也就是成为上*帝。
人不可能成神，所以，国民党只可能平庸，且狭隘，还盲目自信并且和民*进*党相比，方法论方面严重缺陷。
狭隘是最古老且流毒深远的思维之障，它甚至远不止阻截一个人的人生空间，甚至会阻截一个民族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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