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美欧出口管制合作将迎来新的博弈与挑战。美国对中国技术和经济影响力的遏制手段或将进一步升级，而欧洲在战略利益与经济依赖之间的摇摆也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出口管制合作的变化不仅关系到高端技术的获取，更关乎产业链安全和全球竞争格局。在这一关键节点，美欧的政策走向无疑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
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和国会的到来，拜登政府为构建新的盟友出口管制议程所做的外交努力面临严峻考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篇分析指出，未来可能的三种情景，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跨大西洋出口管制合作的走向。
近年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逐步演变，旨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而技术管制已成为核心议题。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从传统的军事物资管控，逐步扩展为管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主要工具。欧洲同样在调整政策，愈加重视通过出口管制应对新兴技术威胁，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出口管制成为了针对俄罗斯经济的经济制裁工具。
尽管双方在战略目标上日益趋同，跨大西洋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依然脆弱。拜登政府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设备方面采取了迅速且有时单边的措施，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此外，许多欧洲决策者仍然认为，出口管制应以防止敏感技术落入军事领域为主。他们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常常模糊了国家安全与经济、商业威胁的界限，尤其是针对中国工业主导地位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这种对国家安全边界的不同认知，阻碍了进一步的政策协调。
然而，拜登政府在总体上还是成功地推动了美欧技术管制议程的协调。通过广泛且耗时的外交努力，拜登政府在与欧盟各成员国及企业的合作中，克服了诸多政治障碍。随着美国大选结束，这种平衡可能会被打破，跨大西洋政策的协调基础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以下二种可能的情景，描述了选后对跨大西洋合作的影响。
情景一：强硬脱钩，技术封锁加剧
特朗普连任，其第二个任期会在鹰派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下，推动更加激进的与中国脱钩政策，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放弃拜登的“窄领域、高围栏”策略，即只控制最敏感和军事相关的技术，同时保持其他贸易自由。特朗普政府中的关键人物可能认为，美国需要欧盟更大力度的支持来实施其扩大后的出口管制，而这一支持需要通过施压来实现。
共和党主导的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已提出单边收紧出口管制的政策建议，主张扩大受限技术清单。共和党议员也提议了相关立法，旨在不等待盟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迅速加强管制执行。
在这种情景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推动与个别欧洲国家达成双边出口管制协议，类似于此前与荷兰和日本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协议。共和党领导人还呼吁扩大这些协议的范围，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芬兰等国家都可能成为合作对象。
尽管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策略可能为欧盟合作提供一些激励，但尚不清楚他的政府会对欧洲盟友施加多大的压力。虽然共和党领导人强调盟友合作的重要性，但目前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像拜登政府那样在这些关系上投入大量资源。如果美欧之间能维持务实但交易性的合作，特朗普可能会避免对欧盟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甚至提供某些激励措施。
情景三：全面对抗，合作受阻
在第三种情景下，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共和党强硬派可能推动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甚至可能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特朗普政府还可能制裁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如宁德时代，进而扰乱全球清洁技术供应链。这类措施可能严重损害跨大西洋关系，促使欧盟准备反制关税，甚至动用反胁迫工具。
在这种局面下，跨大西洋在出口管制上的合作可能仅限于现有安全协议的最低限度。合作进展可能依赖于北约框架下的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战略，包括对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领域的风险评估及其军事应用。然而，这种合作很难为经济韧性提供实质性支持。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跨大西洋出口管制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方面。美国仍将寻求欧盟的合作，但随着美国越来越关注本土工业竞争力，同时排除中国制造技术的使用，欧盟可能会要求更多积极的合作条款。
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
跨大西洋出口管制合作的前景将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首先，华盛顿对域外管制的频繁使用，可能会激化欧洲内部寻求自主出口管制的声音。其次，中国正在加大对技术相关出口的控制，保护国内关键创新企业。随着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升，这一趋势可能推动美欧管制政策的趋同。最后，如果中国采取与欧洲利益明显对立的外交或安全政策，例如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中俄之间的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可能会促使跨大西洋合作的加深，但在出口管制协调方面仍将面临挑战。
这些因素表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跨大西洋出口管制合作需要新思路和新方法。美欧在出口管制上的紧密合作将带来双赢，但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到来，也将为这种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跨大西洋合作的成败，将取决于双方在国家安全、全球贸易和国内经济等广泛领域上，能否充分考虑对方的政策优先事项与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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