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第一年，也就是1969年秋天。那年风调雨顺，秋粮喜获丰收。10月的晴朗天，一场送公粮大战打响了。生产队粮仓大开，刚刚经数日太阳暴晒，粒粒饱满、稻香扑鼻的爱国粮一一装入知青的箩筐。说实话，下乡不到一年，要知青爬山越岭，送公粮到县粮管站是十分艰苦的。十来天的送粮期，男知青每人一天至少挑2担90斤公粮，每担来回要走10多里山路和独木桥（跳板），将180余斤公粮送到县粮管站。遇到独木桥冲跨时，还得多绕行6里路，因为送粮就像军令，不得延误。
第一次挑担走那么远的山路，紧张、好奇、不安交织在一起。送公粮不时要上下坡，尤其走下坡时，路滑不小心后箩筐碰地，稻谷自重轻，筐内的谷子就会抛撒出来，这时你想放下担子去拾捡几乎不可能，这可是天大的浪费。
送粮最要命的是我们年纪轻没经验，只知一股劲地往前冲。本想硬撑着走，可是撑不了半小时，浑身大汗淋漓，真想放下担子歇一歇。好不容易走了半程，到了路边休息，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身。此时，肩上已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待勉强站立起身继续前行时，已没有出发时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态，只能弯着腰，碎步慢行。当我们蹭到县粮管所时，肚子咕咕直叫。交完公粮，就到县城老街小饭店用全国粮票或自带大米换成米饭，买一碗豆腐炒辣椒。填饱肚子，原道回府，准备下午送第二挑公粮。
谁知一到知青户，进门就躺在床上真不想再挑，但送爱国粮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能不去吗? 那几天，第一挑公粮9点出发，中午12点回到知青户。第二挑3点出发，傍晚6点多回到知青户。此时，全身瘫痪，连烧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在那时年轻体壮，倒下就睡，一觉醒来，体力恢复了。
在后续几天的送公粮中，我们学会了老乡教我们挑担的要领，准备两条厚毛巾，一条擦汗，另一条轮流垫肩，还要甩手疾行，抬头看路，掌握好呼吸节奏。在送公粮的路上，女知青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与男知青一样挑担。有个女知青体重只有73斤却挑了50多斤稻谷。还有一个女知青，因左肩受过伤，硬是靠右肩挑起80多斤的公粮坚持到县城。在知青送粮队伍中有一对是姐妹，还有一对是姐弟。他们互相只能在精神上鼓劲，不能在体力上帮助，因为他们挑担的重量已到了极限。一担公粮送完，擦汗的毛巾很快就如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在送公粮的狭窄山路上，我们受到对方“礼让”待遇。途中，迎面遇到苗族大妈时，她们会用苗语亲切地说：供棒，阿海姆（意思是：好样的，可怜你们了）。遇到苗族少女，她们用初恋般的眼神向知青微笑。遇到壮年社员他们用鼓励的话说：叠啊（加油）。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越来越好，不但不用送公粮，而且种粮还补贴钱，农家的粮食吃不完。送公粮是项消失的农活，但它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学到了苗族乡亲在自家口粮极端困境下，为国家送公粮的爱国品质。（作者1969年赴贵州台江县台拱公社南省大队一小队插队落户。）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