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和酒
周光荣
斯按：这两天在江边走路，两次碰到了周光荣。32年前，我们两人同为诸暨市委办副主任，曾经共坐一个办公室。后来又相继担任《诸暨日报》社长兼总编，现在还住同一小区。他是著名的“走路达人”，我说他是诸暨走路爬山的“教父”，好像一直是诸暨市爬山协会会长。今天有雾，我下楼迟，碰到他时他已经走了2个半小时，说下午还要走2个小时，晚上再走1个半小时，每天平均走20公里，3万步以上。今天匆匆闲聊，又说到了喝酒，他说曾经写过我喝酒（估计至少20年前写的），他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说是让人把文章转给我，在“吾国斯文”发一下。因为揭了我的不少“短”，我不发有点说不过去。不过上了年纪，回忆往事，还是颇为有趣的。
周光荣年纪略长于我，却精干多了。他体重120斤，我则比他重得多。
四叔就是斯舜威，斯舜威就是四叔。倒不是他排行第四，而是他的姓决定了他在当时的市委办同仁中的排行。比如，梁（两）培甫成了“二叔”，宣（三）水品成了“三叔”，斯（四）舜威成了“四叔”，胡（五）柏明成了“五叔”，骆（六）陈尧成了“六叔”，戚（七）志远成了“七叔”，又硬凑着将陈伯（八）永叫成“八叔”，而我周（九）光荣则成了“九叔”，当然三叔、九叔等等都是因为这些人的姓氏和诸暨土话里的数字刚好谐音的缘故。
那时候我与四叔斯舜威一个办公室，知他多了一些。知他是文人，小说、散文、诗歌样样拿得起；知他是性情中人，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也可以与你面红耳赤，当然端起酒来的风范可称酒中仙人。近几年，四叔在学习研究书法上颇下功夫，有了一定的造诣，好像也成了一块叫得响的牌子，听说写出的字已经可以标价卖钱，看来他由“文人”摇身一变而为“墨客”了。
但是想要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四叔和酒。说四叔是性情中人、酒中仙人不是空穴来风，王旭烽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想必一定是他的性格感染了王旭烽，才使得这位女才子提起笔来为他书上一笔。四叔善饮，在圈子里有一些名气，那时候我碰到他，会故意问他：“今天喝酒了吗？”听上去像一句某个品牌酒的广告词一样。这样的时候他会很有兴致地跟你讲喝酒的种种美妙滋味，比如让岳母炒上一盘豆腐干肉丝或三两只小菜，比如放上一碟花生米，比如温上一壶陈年老酒，那样的老酒是可以温暖人的心情，温暖整整一个季节的。碗、筷已经备好了，那么一手端碗喝上一口，一手拿着一本《古文观止》或其他一些什么杂志，暖暖的字暖暖的酒温暖自己的心灵，那个滋味不是仙人才会有的感受又是什么。听得这样描述得多了，我也对酒渐渐有了感情，有时会喝上三五盅，酒量也渐渐大了起来。他没有让我去喝酒，却教我懂得怎样去认识酒。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一直在与酒亲密接触着，记得有年夏天的某一天中午，他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夫人，告诉她，让她赶快放两瓶啤酒到冰箱里。看来中午一下班回到家，他一定会端起啤酒杯悠哉悠哉的了。
当时的市委办公室是楼国华任主任，四叔和我是副主任。办公室的那些年轻人都血气方刚充满朝气，大家互相以“叔”相称，亲密无间如一家人。那时候一伙人人模人样地去植树，去打篮球，打了篮球后去喝酒，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工作干得有滋有味。楼国华主任在球赛失败但酒赛得胜后一挥手喊出的“所向披靡”，也让人感到有无穷的滋味在里面，那时候因为年轻因为激情，因为那种与年纪有着密切关系的血性，喝酒常有过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市委办所有人马去楼国华临时租住在护村路的家中喝酒，十六、七个人浩浩荡荡，把他的家里搞得热闹非凡，把一大坛陈年黄酒喝得没剩多少。当然这温软的黄酒是最容易醉人的，没有几个酩酊大醉那才叫怪。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叫来了水电局的吉普车，送“醉人”去人民医院挂盐水。其中有一个叫杨雪苗的，吐得昏天暗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同样喝得很多的杨胜，当时任市委副书记，他像医生一样地去搭杨雪苗的脉搏，说光荣，杨雪苗的脉搏没有了，我摸不到杨雪苗的脉搏了，把楼国华的夫人王春梅吓了一跳。她是真正的医生，马上去用手一搭，说，不是好好的嘛。原来杨胜也喝得不少，把脉搭在了手背上。
那样的醉酒场面也许可以用昏天暗地来形容，大概有7个人醉了。四叔当然当仁不让地是其中之一，后来郑燕国和傅志强扶四叔回家，在市府宿舍的楼下，刚好遇上了“笑话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周全新，他当时任副市长。根据他的说法，他当时时看到这三个人时，三个人斜斜扭扭但相互支撑着，像一个三角架一样，如果其中一个人想要离开，那么三个人恐怕会同时倒下。这三个人组成的“三角架”，在那个漆黑的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显得遥远的夜里，想必也是一道风景。这样的风景，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想起大把的从前，想起曾经的激情岁月。
后来四叔任了宣传部长，我则接替他从文化局到报社工作，两人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性情中人，他对工作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但是工作之余他又会让你感到绝对轻松。有一次宣传部召开会议，请办公室的黄婉芬和边飞英两位女同志去买水果。她们买回来香蕉和荔枝，一人一份在桌上分发。四叔一看就笑了，说：“你们莫非有意而为之？”被他这么一点，大家一看也笑了，原来不少人面前摆着两颗荔枝，一根香蕉。类似这样无伤大雅的笑话，他是没有少讲的。那个时候他只是你的朋友而已，而不再是上级或者其他，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自然就会常发生喝酒喝得云里雾里的时候。有一次我俩和傅建祥、楼铁锷、朱评等人一起在西子宾馆喝酒，最后酒都喝得差不多了，四叔和朱评在宾馆里先是抱成一团，亲热得要命，后来却为比钱多钱少的事抬起扛来，四叔拿出了2000元现金，朱评没带那么多钱，急了，说我有信用卡，结果信用卡也没找到，只拿出一张身份证。楼铁锷说身份证也行的，至少可以证明你的身份。朱评很硬气的样子，说不行不行，结果把身份证烧了并且抛出窗外以示自己是个够朋友之人，大有一股豪气。但是后来据说，他烧的身份证是过期的身份证。这样的结局，恐怕是平常的喝酒人或是“酒”外之人，所不能够想象得到的。
四叔喝酒，很有风度，也有气势，是那种大将风范。那两只手端起酒杯，将酒往口中一倒，然后翻转酒杯将杯口朝向众人，以示自己喝酒时的光明磊落、滴酒不剩。说他的酒是“倒”进口中的，那是因为他的酒杯并不沾唇，据我猜测，酒一定是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落入了喉咙。此番喝酒模样，又有几人能及。他是东白山人，他的酒风让我想到，他应该也是典型的诸暨人，典型的一介豪情诉于笔墨的文人。只是过去了这些年，当年那帮朋友的喝酒氛围渐渐淡去，也许跟年龄有关，也许跟时势有关吧！
四叔有两对父母，一对生父母和一对养父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了这段历史。对于他而言，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状，一定让他对亲情有了和别人不一般的感悟。
说段与酒无关的话题，是因为觉得不在这里提上一笔，难以让四叔活龙活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四叔口吃，按说他供职宣传部应该也属于“靠嘴巴吃饭”的一个类型，但是他却偏偏口吃了。他曾经写过的一篇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口吃的人，大约是因为他有口吃的经验，和对于口吃的诸多想法，才会活脱脱地写活文中的人物。他的口吃与我的另一位朋友是完全相反的两个类型，他在作报告或现场讲话时，似乎感觉特别好，往主席台上一坐，讲话流利，从不口吃，操起普通话来更是如此，许多人都很难理解，是会场的严肃气氛让他思维敏捷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而我另一位朋友的口吃，在平常情况下，捧着一杯茶与他慢谈的时候稍好些，但是遇到一些集会或是稍稍令人感到紧张的场合，他的口吃病就更加厉害了。有人称四叔在会场上突然不口吃的那种从容为“生理变化”，这样的变化，也让人奇。
四叔调到杭州已经好多年了，在《浙江日报》所属的《美术报》任总编，四叔的日子大约会有天高云淡的感觉了。但是如果听到四叔的声音，或是突然想到四叔，那么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他端着酒杯像那酒中神仙似的样子。四叔和酒，是一篇散文，大约也是我一壶珍藏着陈年友谊许多年了的温热老酒。
读《楞严经》笔记之四：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吾国斯文第1770期 斯舜威）
读《楞严经》笔记之三：“具足万行，十方如来”（吾国斯文第1767期 斯舜威）
我们正处在“大周期”的哪个阶段？读《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札记（上）（吾国斯文第1766期 斯舜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