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我们从电影开始。我们或许可以在电影的前90分钟依旧认为俄罗斯少年是受俄罗斯寡头家族胁迫的牺牲品，甚至，假想，他最终留在女孩身边，走向好莱坞结局。但是，他终于在私人飞机登机梯前，也就是刚刚从宿醉和毒品中醒来的刹那，露出了阶级敌人的残忍獠牙：是的，我将同你离婚：让一位虽然略有社会经验，却仍涉世未深的女孩经历戏剧般的过山车。潜台词是，之前的所有一切，钻戒、貂皮、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乃至一纸隆重婚约，统统是一场儿戏而已。我绝不能为了你而丢弃可能从父母处所继承的巨额财富，并将屈从于父母的要求而重返俄国，告别这一场荒唐游戏；而你是否在游戏中受到情感剥削，受到欺压和摧残，那么，一切都可以金钱来补偿，不是吗？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
凭借《阿诺拉》（Anora），肖恩·贝克斩获了第77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电影作者之一。放弃了此前对于边缘人物的雕琢（如《佛罗里达乐园》和《待绽蔷薇》），贝克转而创作了一部展现阶级矛盾、意识形态差距、代际价值观割裂的极具政治隐喻的影片。当然，他并没有放弃他所擅长的人物刻画，从男、女主角，到孔武有力而温情脉脉，甚至心怀正义的俄罗斯（疑似黑手党）青年，他镜头中的人物依然是动人的。
我为之担忧的是，假若所有的影片，都被制作成了类似《悲情三角》式的明晃晃的政治寓言，那么，电影是否距离其本初的意义有所偏离，甚而言之，电影是否因为追求政治正确及其所能够捎来的堂皇荣誉而不由自主地堕于格式，沦为幻灯片式的明晰却失于迂回的表达？
普遍以为，小津此言是在讽刺他的同胞、深谙好莱坞法则的无比工整正的黑泽明先生。我无意延续这一议题，因为，作为一名时装评论员，我理应率先讨论我所效力的产业，纵然，时装与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阿诺拉》的重点是嘲讽，是对于极富人阶层之丑陋面貌的揭露和嘲讽：富人可以花费对其而言不过沧海一粟的钱财，而玩耍一位出自贫民阶层的女生的情感。他是否付出了代价（钞票）？是的，但是，与此同时，他是否有了剥削和侵榨之实？是的。
时装领域中，时装作者（设计师）信笔由缰，尽可博采众长。本来么，时装需要给养，时装需要来自音乐、电影、当代艺术、建筑学、哲学乃至泛文化领域的给养。
然而，问题总是会出现的。世界经济普遍下行，保守主义抬头——尤以美国为甚，由此而生的民族主义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长空间。于是，时装产业所习以为常的「灵感」和「借鉴」陷入了一种显然的危险：文化挪用，或者说，资本借助高位文化之尊，以刻板印象挪用和消费低位文化中的形象或符号，形成了文化剥削和侵榨的事实。
通常以为，文化挪用与灵感汲取的区别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尊重所借用文化的历史和内涵。但是，今天看来，Jean Paul Gaultier早年对于和服和印度纱丽的「借鉴」是否有了「挪用」之嫌疑？，Vivienne Westwood的设计也曾引用非洲和亚洲的文化元素——尤其指非洲的珠饰和亚洲的旗袍，假若我们刻舟求剑，普而遍之，那么，恐怕没有人能够逃脱民族主义者的批评。
是不是天塌了？
社会学家安娜·马丁（Anna Martin）曾指出：
而这种剥夺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作品中，也反映在全球化时代中不同文化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上。
沿着马丁的思考，威尔第的《蝴蝶夫人》中的形象是否文化挪用？是否利用了彼时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幻想和神秘化倾向，进而以「东方」视角形成异文化对西方观众的吸引力？蝴蝶夫人形象的塑立是否并非对其原生文化的尊重和致敬，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异乡」的符号来戏剧化表达和消费？
从反方向来看，曾经铺天盖地的Logo（真假莫论），是否代表低位文化对于高位文化的挪用和消费？是否构成了对于高位文化的误读和刻板印象？是否亦应受到谴责？
曾经有一位歌者与我分享她创作Rap的经历，她说，如果我的血脉中，并没有非洲裔美国人所经历的挣扎和苦难，那么，我所创作的Rap仍成立吗？
我颇尊重她的审慎和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可是，这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竟需要为道德负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身为创作者之一，我们恐怕会陷入束手束脚的局面。
我们是不是因此陷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人人自危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强烈感受到，我们处在一个泛泛而论且语焉不详的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话剧台词说，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今天，视力不再是决定性要素。我们以美女和帅哥统称男性和女性，将所有职位、地位不详者，统称为老师。无论你来自哪里，效力何方，统统成为「咱们」。
因为我们太过敏感，太过小心翼翼，为了「安全」，所有的一切，也太过潦草。梁朝伟先生在《无名》中讲，表格么，总是粗陋的。可是，如若是为了安全和避免出错而接受普遍的粗陋，我深不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的表征。
换一个角度，重新切入。文化挪用问题每每引起广泛关注，追根溯源，与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经济压力和政治动荡密切相关。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化和群体在寻求表达自己的声音与身份认同。而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也使得文化认同的问题更加尖锐。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也反映了人们对强调「根源」的渴望。如此般的政治氛围中，当某一文化被以消费的方式剥离其内在价值并被异化时，文化挪用的事件显得尤为敏感。文化挪用在当今社会不仅仅是创意表达与文化交流的问题，更是对文化认同与文化平等的深刻关切——若某一文化被视为单纯的消费对象，无疑会被视作是文化的压迫与剥削。
我们变得敏感多疑。我们变得烦躁和易怒。
全球化背景中，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带来了创意与灵感的源泉。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认为，文化交汇的地方常常蕴含着变革和新身份的产生，这种「间隙」不仅是文化碰撞的场所，也是新意义和新的社会主体的诞生地。然而，如今，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怕是我们面对的首要命题。当灵感汲取与文化挪用的界限模糊时，我们总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更为深入地反思：我们的借用是否已经超越了文化的表皮，而对其历史、背景、身份给予了真正的尊重？如何避免文化的消费主义，并在多元化的全球社会中实现平等与尊重？
而接下来的事实是，催生化学反应的「间隙」变少了，不是吗？究竟是令人哭笑不得，还是大是必然？
文章的最后，回到电影，回到《阿诺拉》。想起资产阶级男生始乱终弃，想起贫民女生的悲惨遭遇，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也想起了莱昂那德·科恩的《Everybody knows》：时代变了，世界的样貌变了，可是人性未曾，也始终没有变。
编辑：唐卓伟
撰文：晚唐
新媒体编辑：Summer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