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莎·万斯（Usha Vance）从小在严格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郊区安家。乌莎从小沉稳冷静，成绩优异，性格中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她的父母对她寄予厚望，从小就教导她要努力成为一个独立、成功的人。知识、成就和自律成为她生活的重心，个人的成功也是她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2003年，乌莎进入耶鲁大学，独立的生活让她如鱼得水。她在学术上成绩优异，不仅因聪明才智备受赞誉，甚至被校报评为“最美50名学生”之一。尽管她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但乌莎对外界的目光并不在意。她将注意力放在学业上，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低调。她的朋友克里斯托弗·拉皮尼格（Christopher Lapinig）回忆道：“乌莎总是保持距离，似乎从不被外界影响。她冷静自持，很少透露自己的想法。”这种沉稳的个性让她显得神秘，朋友们称她为“黑匣子”，因为她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进入耶鲁法学院后，乌莎选择了带有社会正义色彩的课程，例如难民援助、信息公开等法律项目，这让人们普遍认为她可能有进步派的倾向。她并不热衷于讨论政治，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拉皮尼格也指出：“她在选择上总是冷静、有分寸，绝不轻易表露政治立场，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法学院，她的成绩依旧名列前茅，还积极参与了《耶鲁法律期刊》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这些经历不仅让她在同学中备受尊敬，也展示了她作为一名未来精英的潜力。
乌莎在法学院的第一年遇见了JD·万斯，这段关系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JD的出身与她截然不同，来自俄亥俄州的乡村，成长环境充满了贫困、暴力和动荡。乌莎和JD之间的反差吸引了她。JD的幽默和坚韧让乌莎觉得他是个特别的人，他们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情侣，成了耶鲁法学院备受关注的一对。
乌莎在卡瓦诺团队
乌莎在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美国上诉法院担任卡瓦诺法官的书记员（助理）。作为卡瓦诺的助理，乌莎展现出卓越的法律分析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深得卡瓦诺的信任。她不仅负责处理复杂的法律案件，还参与了法庭意见的撰写工作。法官同僚们称她思维缜密、判断准确，并称她的工作风格为“精确到毫厘”。通过这一职位，乌莎进一步打磨了自己的法律技巧，同时在联邦司法体系中获得了重要的职业声誉。
当卡瓦诺在2018年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乌莎的职业选择又一次被置于公众视野。卡瓦诺的提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伴随着指控和反对声浪，许多同事甚至朋友对卡瓦诺的品德产生怀疑。然而，乌莎在卡瓦诺事件的早期仍保持低调，但在私下里她对朋友表达了对前上司的支持。她在私人邮件中提到，自己曾亲身见证过卡瓦诺的职业操守，并认为这些针对他的指控“并不符合事实”。尽管这场风波让她的立场备受关注，但她依然谨慎而克制地支持了卡瓦诺，显示出她对前任上司的忠诚和对自己职业经历的自信。
离开卡瓦诺之后，乌莎加入了Munger Tolles & Olson律所，成为一名公司法律师。她在律所的工作极为出色，以严谨的法律素养和出色的分析能力获得同事的认可。律所的进步派文化和家庭友好政策十分符合她的价值观，乌莎迅速成为律所内备受瞩目的年轻律师，被认为有望成为合伙人。她的同事曾表示，乌莎在处理复杂案件时表现出了卓越的思维能力和极强的责任感，堪称律所的明日之星。然而，丈夫JD的书《乡下人的悲歌》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迹。
2016年，JD出版了《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讲述了他在阿巴拉契亚的艰苦成长经历。这本书迅速走红，被视为了解特朗普支持者心态的“必读书”。尽管这本书让JD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乌莎却对书中的内容持保留态度。她的朋友索菲亚·尼尔森（Sofia Nelson）回忆说，乌莎曾对她提到，自己对丈夫在书中公开家庭隐私的做法感到不安。尽管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心存疑虑，她依然支持JD的写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反对。
然而，随着JD的书获得广泛关注，他的职业方向也发生了改变。JD逐渐与硅谷亿万富翁彼得·蒂尔建立联系，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他从一开始对精英阶层的批判，逐渐转变为接近精英圈，甚至在政治立场上越来越向保守派靠拢。JD从早期对特朗普的批评者，逐渐变成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并公开批评职业女性的生育选择。对于那些选择不生育的职业女性，JD认为她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的朋友和乌莎的朋友对此感到震惊。拉皮尼格说：“JD的言论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考虑到乌莎的背景。”尼尔森也提到，JD的转变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对职业女性表现出一种不尊重的态度。
面对丈夫日益激进的言论，乌莎保持了沉默。她既没有公开反对JD，也没有对他进行劝说，而是继续在他身边，成为他事业的支持者。2018年，当JD宣布参选参议员时，乌莎的生活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支持丈夫的竞选活动，她选择辞去律所的工作，带着孩子搬到俄亥俄州，全身心投入到JD的政治生涯中。这一决定让许多朋友不解，因为在他们眼里，乌莎原本有着光明的职业前景。
资深法律评论员大卫·拉特（David Lat）认为乌莎的离职让她失去了在律所更进一步的机会。“像乌莎这样拥有丰富经历和学历的人，理应成为律所的合伙人。她的选择意味着她为家庭和丈夫的政治生涯牺牲了自己。”拉特还指出，JD为参选搬到辛辛那提，而那里没有Munger律所的办公室，这让乌莎的职业生涯几乎陷入停滞。他认为乌莎放弃律所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了成全JD的政治抱负，而不是她个人的选择。
乌莎在JD的竞选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频繁陪伴在他身边，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然而，随着JD的言论愈加激进，他不仅公开批评职业女性，还多次在演讲中倡导传统性别角色，声称“美国社会需要灌输男性美德和女性美德”。这些言论让乌莎的朋友们感到困惑。拉皮尼格对此表示：“她的沉默令人难以理解。按理说，JD的立场和乌莎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尤其是考虑到乌莎作为职业女性的背景。”然而，为了家庭和丈夫的政治生涯，乌莎依然保持沉默，这种态度被外界解读为对JD的无声支持。
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乌莎为丈夫发表了支持演讲，但她刻意回避了特朗普的名字。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几周后，乌莎在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透露，自己并未让JD提前审阅演讲稿，所说内容是她的个人立场。许多观察家认为，乌莎的这一表态显示出她对丈夫激进路线的矛盾心态，可能并不完全认同JD的保守政治立场。
然而，在竞选过程中，乌莎的种族背景也成为了一些极右翼分子的攻击点。白人至上主义者尼克·富恩特斯公开质疑JD是否能代表“美国身份”，因为他的妻子是“非白人”，儿子的名字还带有印度风格。对此，乌莎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沉默面对。JD则在媒体上表示：“我的妻子坚强出色，完全能够应对这些。”这种言辞让乌莎的朋友们感到意外。拉皮尼格评论道：“JD的态度显得冷漠，仿佛乌莎的困境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在朋友们眼中，乌莎似乎成了丈夫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陪衬，逐渐被他的光环掩盖了自己。
曾经的朋友们都记得，乌莎在法学院是那个充满自信、才华横溢的女性。她的朋友尼尔森感慨道：“法学院时的乌莎是一个有独立想法和坚定目标的人。如今，她却成为丈夫竞选活动中的背景，失去了过去的光芒。”在JD的激进立场和保守政策下，乌莎似乎逐渐远离了自己曾经的价值观，甚至在一些朋友看来，失去了原本的自我。
随着竞选活动的推进，乌莎在活动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她带着孩子们站在JD的身边，展示出一个团结的家庭形象，这在很多朋友眼中，是她对家庭的无声付出。然而，她的朋友们都知道，乌莎从一个极具职业前景的公司律师，到如今放弃自己的事业，完全投入到丈夫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转变让人倍感惋惜。
对乌莎的老朋友们来说，她从独立、自信的职业女性变成了万斯沉默的陪衬，逐渐失去了原本独立鲜明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