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九年（1804年），一位名叫张澍的知县因病辞官，回到了他的家乡甘肃武威。
张澍自幼聪慧，十四岁便离家求学，此次荣归故里，自然是亲友往来、热闹非凡。
在武威北隅，有一座名为清应寺的禅林，其正殿之后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当地人称之为“姑洗塔”。
这座塔据传是当年阿育王为藏佛骨所建，历经风雨沧桑，依旧巍峨挺立。
塔为六角形，高达十三层，登至塔顶，武威城内外的景致可尽收眼底，因此，清应寺香火极盛，游人如织。
张澍与亲友们自然也来到了这里游览，在寺中观览畅谈之时，张澍偶然发现了一座被青砖封砌的碑亭。
张澍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对碑文石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疑惑不解，为何要将石碑封闭起来？于是，他向住持询问。
住持也无法说清楚是何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将碑亭砌死，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恐怕其中是有妖孽祸祟之类的东西……”
张澍越听越觉得蹊跷，决定亲自探究真相。他让仆人找来工具，将青砖一一撤下。随着青砖的脱落，一座高达丈余的石碑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尘封多年，石碑上的灰土足有一寸多厚，张澍让仆人拂去上面的灰尘，石碑上的文字便显露无遗。
然而，当张澍看到上面的文字时，他有些惊讶。
这些文字字体方整，与当时的楷书无异，乍一看似乎都可以识别，但仔细一瞧，却又无一字可识。石碑的额部还篆刻着“天佑民安之碑”六个大字。
张澍精通史地知识，他知道“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的年号，因此，他断定这座石碑是西夏所立，而石碑正面那些古怪的文字，应该就是早已失传的西夏文。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这种文字是西夏王朝在建立后，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特性而创制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它仿照汉字的结构和笔画，但又独立于汉字之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
西夏文形体方整，类八分（汉代隶书的一种），而书颇重复，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因此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
张澍发现这座石碑后，不禁慨叹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于是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收在其《养素堂文集》之中，而这块石碑，则被后人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和西域探险的盛行，大量的西夏文献被发掘出来，其中，黑水城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
黑水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是西夏时期所建立的军事重镇，西夏灭亡之后，蒙古人继续在此经营。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亦集乃”，西夏语“黑水”之意），以镇守河西走廊通往漠北地区的必经之路。
洪武五年（1372年），明将冯胜率军北伐，破黑水城，城池自此被彻底废弃。
1908年和1909年，俄国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曾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挖掘。
他发掘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仅西夏文献就多达两万四千卷，这些文献包括了经卷、文书、绘画等多种形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科兹洛夫将这些珍贵文物带回俄国之后，放置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保存。
当时，俄国汉学家伊凤阁正在皇家地理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他具有非常优秀的汉学素养，对西夏文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由于科兹洛夫并不懂西夏文，所有文献的放置都显得杂沓错乱。
伊凤阁受命同其他几位汉学家一起对这些文献进行编号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伊凤阁先后发现了《音同》《文海》《杂字》等一系列西夏文辞书。这些辞书的发现，为西夏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发现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这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双语辞书，其编纂目的是为了方便西夏人和汉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这部辞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西夏文和汉文关系的宝贵资料，还为西夏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番汉合时掌中珠》为刻本，共三十七页，是一部“汉文—西夏文”双语词典。
这部词典的编纂者骨勒茂才，是一位深谙西夏文与汉文的党项族文士，他深知语言不通所带来的隔阂与障碍，因此在序言中感慨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骨勒茂才决定编纂这部词典，以期为当时的塾师们提供一部西夏语—汉语双语教学的基础教材。
《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收录了大量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西夏文字，包括日月星辰、干支风雨、山河名物、身体发肤等共计一千五百零四个词条。
这些词条的编排方式极为巧妙，每一个具体的词条共分为四行，从右往左依次是：汉文注音、西夏文、汉文、西夏文注音。这样的编排方式使得学者们能够迅速掌握西夏文字的读音、字义和字形，极大地推动了西夏文字的研究进程。
知名学者黄振华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言》中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一九〇九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向世人公开，再次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俄国汉学家龙果夫、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以及日本汉学家石滨纯太郎等人都对西夏文字抱以极大的热情，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推动了西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著名学者罗振玉在京都避难期间与日本学者保持着长期的学术往来，经常参与京都的学术活动。
一九一二年，伊凤阁应邀来到日本访学，与罗振玉相识并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他，为他后来开展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九二二年罗振玉归国后恰逢伊凤阁担任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翻译，二人由此得以再次相见。
其间，伊凤阁又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罗振玉。
罗振玉命长子罗福成将手中照片上的文字一一抄录出来，并作校勘，于一九二四年在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刊行。
虽然这部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并非全本，且有些抄录的内容还存在讹误，但它却为中国学者们的西夏文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
此后，罗福成、王静如等学者都开展了对西夏文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过随后中国几代学者披荆斩棘的开拓和努力，如今已有六千余个西夏文字被辨识出来，大量的西夏文献也得以被成功解读。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夏学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有许多谜团和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