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斯大林同志》里面咱们说到，托洛茨基同志在列宁同志的葬礼这一重大场合上，竟然没有露面，托洛茨基同志是怎么想的呢？
托洛茨基同志说他上了斯大林同志的当，是这么回事儿吗？让咱们来理一理时间线。
列宁同志病重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也病了，在医生的建议下，1月18日托洛茨基同志乘坐火车前往苏联南方疗养。
1月22日一早，托洛茨基同志的专列抵达第比利斯车站的时候，收到了斯大林同志的电报：“1 月 21日下午6点50分列宁同志逝世，逝世原因是呼吸中枢麻痹，葬礼将于1月26日举行。斯大林。”
托洛茨基立即回电：“我认为有必要返回莫斯科。”
一个小时后收到斯大林同志的回复：“葬礼将于星期六举行，您将无法及时赶到。政治局认为，以您的身体状况，您应该继续前往苏呼米。斯大林。”
于是托洛茨基同志决定继续前往疗养地，然而他一到苏呼米，就得知葬礼要推迟一天到星期天举行。托洛茨基同志说斯大林同志骗了他，早知道推迟一天的话，他完全有时间赶回莫斯科，参加甚至主持列宁同志的葬礼。
斯大林同志当然很有心计，不过这件事实在是怪不到斯大林同志的头上。葬礼推迟一天的决定，是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治丧委员会，于1月25日才宣布的，推迟的原因也很简单：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天里，即便是用上炸药，工人们也来不及在冻土上为列宁同志挖好墓穴。
第比利斯距离莫斯科将近2,000公里，以那个年代苏联火车的速度，真的是要跑上四天才能到达。也就是说，葬礼定在星期六举行的话，托洛茨基同志的专列刚好是赶不上。
不过别人可不管赶上赶不上都在往莫斯科赶，莫斯科火车站里一列一列的都是载着各位领导干部的火车，您托洛茨基同志就不能跟他们一起赶路？
再说了，您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您要是担心坐火车来不及，完全可以命令南高加索军区派一架飞机把您送回莫斯科，这样的命令有人敢违抗吗？
大家都以为托洛茨基同志无论如何都会赶回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过去三天，一直有报道说他正从疗养的高加索赶回来。人们不止一次聚集在火车站等着迎接他，官方的摄影师也被派到圆柱厅前，准备在寒冷时分拍摄他到达的场景。直到最后，许多人还是相信他会来。”
托洛茨基同志的儿子列夫·谢多夫 (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 那一年才17岁，列宁同志去世的时候，列夫·谢多夫也在生病，发烧到38度以上。但他还是从病床上爬起来，前往圆柱厅去向列宁同志的遗体告别，他也实在无法理解为啥他爹没有来？
几十年后托洛茨基，那时候已经不是同志了，后悔地说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回来。”
说托洛茨基同志对列宁同志感情不到位恐怕不够客观，后来托洛茨基回忆说，1月22日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就想一个人待着，显然这个消息把他打懵了。
同志们说您不能这样，您总得表示点儿什么，于是托洛茨基同志提笔匆匆忙忙写了一篇简短的悼词：“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在，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领袖逝世的消息，带来的感受。我们将如何前进，如何找到道路，如何不走上歧途？……我们所有人都因历史的恩赐而与列宁同时代，与他一起工作，向他学习，我们心中充满无限的悲痛……我们将如何前进？”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段话很感人，或许也表明了托洛茨基同志此刻顾影自怜的心境，那个懂他欣赏他的人不在了，未来托洛茨基同志的路该怎么走？
就在托洛茨基同志到达苏呼米的那一天，1 月 23 日，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位年轻干部，写信给他在莫斯科的领导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 同志，报告说他拜访了托洛茨基同志。“伊里奇的死对他影响很大，他认为目前需要的是团结。……只有集体才能取代列宁，托洛茨基同志身体不适。”这位干部的名字是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
列宁同志离世之前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列宁同志离去后，首先需要有人来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对于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中最让人瞩目的职位，“三驾马车”却都选择了回避，或许他们觉得谁接手这个职位，都会成为另外两位乃至广大革命同志的“公敌”，不妨先韬光养晦。再说党领导一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便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也越来越像是一个装饰性的职位。
于是“三驾马车”掌控的中央政治局，推出老好人李可夫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李可夫同志是另一位没有参加列宁同志葬礼的高级领导，原因跟托洛茨基同志一样，都在养病，去的地方比托洛茨基同志更远，他们两口隐姓埋名前往意大利去治疗了几个月。
李可夫同志的缺席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不大，毕竟大家都认为李可夫同志只是一位技术官僚，不具备成为领袖的潜质，要想成为列宁之后的革命领袖，必须是思想家、理论家，斯大林同志他是吗？
有说法是1924年斯大林同志的写作产出，比他1917年在《真理报》的时候还多，最重要的著作是《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同志总结了列宁同志的学说，认为列宁的思想并不只是适用于“俄罗斯的现实”，列宁同志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方针，列宁同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伟大的继承人。
负责研究列宁同志的机构号召大家撰写文章缅怀列宁、回忆同列宁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于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纷纷拿起了笔。
如果您认为这些回忆文章只是用来缅怀一下列宁同志，那您就图样图森破了。没有人能够代替列宁同志，但是如果从革命伊始就是列宁同志的战友，同他并肩战斗，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支持他，被列宁同志信任和尊重，无疑将对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
党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正在成为神化的历史，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历史，对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什么时候入的党、早期的革命经历、在党内不同时期拥护或者支持过什么观点、在革命实践中担任过什么角色、与党的创始人的关系如何，这些历史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抬高或者美化自己的历史地位，对于巩固自己当下的地位十分重要。贬损他人的历史作用，也是打击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方法。按照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 的说法就是，所有关于的历史写作都是“投射于过去的政治”。
在表现自己于关键的历史时刻“与列宁站在一起”，而自己的对手“反对列宁”的“比赛”中，托洛茨基同志表现如何呢？
1924年5月，托洛茨基同志拿出了他的回忆文章《论列宁》。十月革命当然是托洛茨基同志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功绩，功劳也确实堪比列宁。他的回忆录讲述的是两个革命者的故事，重点着墨于他与列宁同志之间所谓的特殊的亲密关系，列宁同志正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才，发动的十月革命……
在列宁同志越来越被神话的当口，这合适吗？
托洛茨基同志还谈到，列宁同志承认在1920年波兰战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进军波兰，这咱们在《共产国际》那篇里面提到过。虽然原因不同，当时斯大林同志也反对列宁同志的这一决策，但人家斯大林同志就不再提这一茬：“谈论伊里奇的错误不好。”
莫洛托夫同志立即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列宁论》进行了批判性剖析，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自我夸大、贬低列宁同志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列宁同志描绘成十月革命中党和群众的领袖和鼓动者，而是把他描绘成一个“阴谋家，而且是一个相当不成功的阴谋家”。
季诺维也夫同志也严厉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同志，然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做得又怎么样呢？季诺维也夫的回忆录里说：“有一次在巴黎，我们为他（列宁）的新书成功而喝酒，在咖啡馆里坐到凌晨。”
听起来还不错？结果后面跟了句：“不过说实话，除了少数社会民主党人，我想不出来还有谁会读这本书。”
您这话什么意思？是夸列宁同志呢还是讽刺列宁同志呢？
这种错误斯大林同志会犯吗？不但不会犯，斯大林同志还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全部著作。
当然季诺维也夫同志也会说肉麻的话：“像海洋一样浩瀚，像勃朗峰一样险峻而难以企及，像南方的太阳一样温暖，像宇宙一样博大，像孩童一样仁慈……”
或许是受到同志们批评的刺激，托洛茨基同志接下来又抛出另一篇重磅长文，引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请看下篇《文学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