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学讨论》里面咱们说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一纸雄文《十月的教训》，得罪了党内一大票老布尔什维克。在1925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强烈要求将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党，但是跟以往一样，这一次还是遭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反对，列宁同志主张团结，希望能够集体领导……
有人说，在把自己的对手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他这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本人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想必斯大林同志看得更明白，因此不但不同意开除托洛茨基同志出党，甚至还让他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斯大林同志还需要托洛茨基同志来制衡“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位。
最终只是剥夺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军事人民委员和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面的职务，由刚刚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伏龙芝同志接任军事人民委员，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 (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 同志成为他的副手。
说是“剥夺”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托洛茨基同志根本没有等到“剥夺”，1月15日就递交了辞呈，然后去亚热带的阿布哈兹疗养去了，就这么有性格不是？
斯大林同志批评托洛茨基同志总是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批评的没有问题吧？
对于失去“军权”托洛茨基同志不但不在意，甚至有些欣慰。你季诺维也夫不是一天到晚说我要搞什么“波拿巴主义”的军事政变吗？现在红军都交给你们了，就问你们的脸打的疼不？
托洛茨基同志的人“把持”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直让“三驾马车”放心不下。在这次会议之前，三驾马车就开始往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面掺沙子，把像伏罗希洛夫这样跟托洛茨基同志不对付的同志，安排进去。
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 (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 同志发现，红军指战员接受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领袖”这样的教诲，这怎么行？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可不是托洛茨基的个人武装，“革命军事委员会才是红军的领导”，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要查清楚，到底这是谁的主意？
托洛茨基同志的“军权”是一定要拿下的，拿下托洛茨基同志后，加米涅夫同志假惺惺地提议由斯大林同志接任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斯大林同志没有“上当”， 他清楚地知道，只要掌控党，就能掌控一切。
当年列宁同志第三次中风无法主持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人代替列宁同志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关于由谁来替代列宁同志发言，那时候斯大林同志提的是托洛茨基同志，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拒绝了，反而提出请斯大林同志来宣读报告，斯大林同志也没有。最后政治局表决请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共产国际主席的身份来宣读报告。
这样接下来的几次代表大会，也都是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宣读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俨然成为“三驾马车”里面挑头的人。现在主要“敌人”托洛茨基同志的羽翼被剪除，党内的斗争呈现出新的局面，老布尔什维克们开始重新站队，意见分歧主要发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面。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跟“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所冲突，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发生在已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工人的伟大起义后的第二天，社会就已经处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后来发展中被称为“社会主义”。
这个“第一阶段”只是一个过渡，马克思觉得这只是几个月或者几年、而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这一阶段人们按劳分配，社会由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领导，随后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共产主义”或者“完全的共产主义”。受到资本主义束缚的现代生产力将得到完全解放，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实现“按需分配”。
然而现在革命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完成，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初期，曾经用“战时共产主义”作为标签，然而土地、资源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没有让俄国成为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意味着一个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社会，列宁同志需要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列宁同志提出：“要么灭亡，要么赶上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超过它们。”他还提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
所以请大家记住，咱们小时候听到过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说法那是有出处的，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说法。
遗憾的是列宁同志英年早逝，让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没有机会充分实现。
在列宁同志去世之前，苏联实行的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显然跟许多同志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党内的“左派”早就想抛弃这一政策，开始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党内的“右派”也不认为新经济政策符合共产主义的要求，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暂时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同志，1921年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支持了列宁同志，但很多同志说他的支持不情不愿、十分勉强，他觉得新经济政策背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列宁同志本人也承认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战术上的撤退”，这种“撤退”要退多长时间列宁同志也没有给出准确答案，只是非常含糊地表述：“很长一段时间，以年为单位”，“不少于十年，可能更长”，“25年太悲观了”。
因此清楚的是，新经济政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只是还要保留多长时间的问题。然而在权力斗争中，这些细小的分歧就会成为政治是否正确以及对党是否忠诚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那他在党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那么党内的“右派”是谁呢？是斯大林同志吗？这一阶段斯大林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的立场并不明确，1921年列宁同志引入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表示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与其说是支持这一政策，不如说是忠实于列宁同志本人。
那时候反对新经济政策就是反对列宁同志，这比政策本身更重要。而现在，对于是否应该保留新经济政策，或者保留多长时间，斯大林同志希望先等等，看看大家是什么想法。
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问题是实现工业化，这个阶段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争，争论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
这方面“右派”的代表人物是布哈林同志，布哈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新经济政策逐步建立起来。首先要让农民富起来，布哈林同志认为农民有了钱，他们就会从城市购买工业品，工业就会随之增长。“农民的购买力越强，我们的工业发展就越快。”
布哈林同志谦虚地称这一思想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列宁同志的“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的构想，看布哈林同志多有水平。
布哈林同志强调，在俄国落后的条件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非常漫长”，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最多只能形成一种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然而只要党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可以在苏联内部完成。
细心的同学可能品出味道来了，这不是“一国社会主义”吗？
布哈林同志的这个想法跟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大相径庭，其实也跟列宁的思想不一样。在列宁同志的心中，内部发展总是与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与其他国家工人革命带来的援助联系在一起。1918年11月8日列宁同志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它需要至少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而我们不能把俄国列为其中之一。”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产业工人占少数、小农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取得最终成功：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及时支持，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达成一致。
这才是布尔什维克普遍认可的观点，尽管在国外，比如1923年秋天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看法，但这种观点仍然被广为接受。
即便是斯大林同志，也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写道：“要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足够了，这已经被我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努力。”
既然布哈林同志代表的是党内的“右派”，那他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温和派比如李可夫，还有担任苏联首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 同志，都认可布哈林同志的说法。他们认为缓慢培育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只有在外部和平，还有其它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下，才能成功，因此必须放弃对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依赖。
对于布哈林同志等“右派”的想法，党内“左派”的同志是如何看的呢？请看下篇《一国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