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战争暴行》里面咱们介绍了发生在阿富汗的这场战争中双方犯下的罪行，而对这样一场战争，那时候苏联国内的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对苏联国内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是一场“不存在”的战争。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苏共政治局采取严厉的措施来保守秘密，派往阿富汗的官兵回国后，不准谈论有关战争的任何事情。
1980年奥运会期间，从阿富汗战场上回国休假的官兵不准去莫斯科，怕他们跟外国人接触，把秘密泄露出去。在阿富汗阵亡官兵的家属，也不得跟任何人提及他们亲属死亡的情况。
1986年10月20日，喀布尔市中心，一位红军士兵和一位阿富汗军官在媒体前面合影
苏联官方的说法是，苏联军人是在阿富汗履行“国际义务”，这种“国际义务”是和平的。电视上不断地播放苏联和阿富汗官兵热烈拥抱、苏联医生治疗阿富汗儿童、苏联军人赢得民心、苏联妇女与阿富汗妇女交谈、苏军官兵分发食品和药品的画面，到处都是笑脸。
官方对此严防死守还闹出了笑话，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йно́вич) 说1980 年的时候，一部福尔摩斯的电影一开始过不了审，是因为里面提到华生从阿富汗战争归来……
直到1985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那一年，关于记者可以发表和不可以发表的有关战争内容的严格规定，仍在制定中。克留奇科夫和瓦连尼科夫签署了一份，由国防部和外交部起草的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的清单。
媒体可以报道苏联军人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候的死伤情况、击退叛军进攻的情况以及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援助相关任务的情况，不得报道比连更大的单位的军事行动，也不得报道战场经历。
电视也不会直接报道战场上的情况，记者可以写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士兵的英雄事迹，但不能涉及他们所在部队的详细信息。
然而一旦死了人，棺材开始运回家，就是那“200号货物”。无论政治局如何努力，无论政治老人如何冥顽不化，秘密终究无法保住。
1981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给每一位烈士的家属发一千卢布，让他们能给烈士立上一块墓碑。但是政治局的思想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 质疑道：“立碑？在碑上刻上发生了什么吗？这在政治上合适吗？”
安德罗波夫一听有道理，说虽然烈士下葬应该有荣誉，但现在立碑还为时尚早，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同意。苏斯洛夫还总结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让在阿富汗牺牲的烈士父母情绪稳定，不应该随意发挥，要有个简洁的标准说法。”
于是不但没有墓碑，阵亡官兵回国后连荣誉和悼念活动都没有了，相反，棺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送到家人身边，同时弥漫着“如果敢把秘密说出去后果自负”的气氛。
当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都不知道在阿富汗发生了什么，1980年7月萨哈罗夫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再次呼吁苏联撤军。他还给苏联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几千苏联人和几万阿富汗人被杀。不光是游击队，首先是和平的公民、老人、妇女、儿童、农民和城镇居民，一百多万阿富汗人成为难民。”
普通的苏联人可能不像萨哈罗夫那样消息灵通或者勇敢，后来许多人说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以后才知道在阿富汗正在发生什么。不过这未必是真的，有过那种生活经历的同学都知道，官方新闻封锁是一方面，自我审查也是一方面。那些外交人员、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同志、学者，多多少少还是知道情况的，但是他们敢说出来吗？
像草根写这些东西，为了能够在国内平台上发出来，首先也要自我审查一番，把敏感词去掉，把敏感内容叙述得含糊一些，不可放飞自我。
关键词：放飞自我……
但是新闻封锁也好自我审查也罢，架不住小道消息满天飞。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后不到一个月，莫斯科就开始流传起“遥遥领先的预言”来，说塔什干的医院里挤满了受伤的军人，飞机运载着棺材回家，莫斯科好几个单位挂出了死者的遗像，这些单位都有人派到阿富汗……
尽管有禁令，回家探亲的官兵、记者、护士和文职人员，总会在唠家常的时候透露出来些东西。他们跟爹妈说，爹妈跟邻居说，“谣言”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而且越传越邪乎。
等到棺材回家，秘密就彻底保守不住了。就像一位青年顾问说的那样：“一个人往家里写信，全村都会知道。棺材回了家，整个地区都知道了。”
苏联的保密只能让人不敢公开谈论这件事，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什么牺牲？值不值得牺牲，能不能换来想要的东西？
随着战争陷入困境，连那些想尽快解决问题的党政军领导，还有那些真心希望为阿富汗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人，都开始了绝望。
有人知道这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列昂尼德·谢尔什涅夫上校是愿意了解和倾听阿富汗人心声的苏联军人，他在阿富汗走街串户，了解阿富汗人想要的是什么。发给第40集团军官兵的那本小册子里，有关阿富汗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他写的。
1981年他加入第190军事鼓动宣传队，这是为了赢得阿富汗民心组建的众多单位之一。队里有苏联医生、电影放映员、青年顾问、 政治宣传员、年轻的阿富汗艺术家，还有一位毛拉。队伍的计划是去往喀布尔北部的村庄分发食品、治疗病人、给农民放电影。
当然，这支队伍也必须在坦克和装甲车的保护下工作。
谢尔什涅夫在实际工作中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军队不仅参与战斗，还帮助当地人民，否则战争必然会永无休止。
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自从1981年3月下旬以来，阿富汗几乎各个地方的军事和政治局势都陷入了停顿，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同期更糟。更让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没有大的叛乱团伙、地理条件不利于他们活动的地区（北部、平原、与苏联接壤的地区），情况也变得极其严重。这意味着以前采取观望态度、与苏联人民亲近的部分少数民族（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现在也加入到反对人民政权和苏联军队的斗争之中。”
他还批评了阿富汗政治领导人和军队，说圣战者有足够的军事技巧，不仅能够长期抵抗软弱的喀布尔政权，而且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来对抗苏联军队。
他把他的这些想法汇报给上级，第40集团军副司令告诉他说，他的工作是关注他的手下而不是阿富汗人。他找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阿赫罗梅耶夫认认真真地听了他的话，但随后告诉他说：“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战斗而不是卷入政治。”
1984年谢尔什涅夫干脆直接给当时的总书记切尔年科打报告，说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冤冤相报，开始系统性、大规模地对平民滥用武力。“我们已经陷入到一场针对人民的战争，这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敢越过上级直接给总书记写信，谢尔什涅夫胆子不小，好在病重的切尔年科虽然没能做什么，但在他的报告上潦草地批了句话：“谢尔什涅夫同志不能动。”
有了总书记这句话，谢尔什涅夫没有被处理或者下放，但是晋级速度就不理想了。
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查戈洛夫上校就没那么幸运了，1987年8月他给国防部长亚佐夫写信，说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巨大的物质li投入和大量的人员伤亡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
他还说，纳吉布拉的民族和解政策不会带来军事或者政治上的突破，因为纳吉布拉政权在大多数阿富汗乡村遭到抵制。人民民主党已经是过去时，想让人民民主党与在巴基斯坦的七个圣战组织任何一个结盟，都是幻想。
察戈洛夫建议采取“激进措施”来帮助进步力量维护阿富汗社会的民主，重建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友谊。
不过查戈洛夫只是叨叨出了这些问题，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没人护着，他就被从军队中赶了出去。
有这些想法的苏联军人只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官兵来说，不存在怀疑和批评这一选项。按利亚霍夫斯基将军的话说就是：“一支军队开始选择执行哪些命令、不执行哪些命令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支军队了。”
况且对于苏联这样的体制来说，虽然有人反对战争，但是爆发如同越战期间美国反战运动那样形式的抗争，是不可想象的。
普通民众反对战争的方式，是给党政机关和报纸写信。大部分信件都是在阿富汗服役、牺牲或者即将应征入伍的人的母亲。姐妹和未婚妻写的，或者是即将参军入伍的男青年，这些人对在阿富汗的牺牲最有共鸣。
他们说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毫无道理，“为了外国人的利益，我们儿子的鲜血洒在异国他乡……”
“他死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荣耀……”
“我们的政府有什么权力把我们的军人留在阿富汗呢？”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媒体中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公开谈论此类内容后，对在阿富汗的军人来说，可谓是好坏参半。在阿富汗的苏联军人感到自己吃了很多苦，但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然而他们在自己的人民中遇到的却是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人们不敢指责做出出兵决定的领导人，只好迁怒于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官兵，他们成了这个不受欢迎的事情的替罪羊。
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出兵阿富汗的初衷是想帮助阿富汗共产党稳定政权，结果现在越陷越深，苏联领导层打算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请看下篇《戈尔巴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