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山，在瑞安、温州乃至全国都算得上“名见经传”的名山，因为南朝齐、梁间陶弘景曾在这里寓居过，后人以人名山，又以山名地（历代陶山曾用她冠名区、乡、镇的行政机构驻地）。这些事也早已成为瑞安人世代相传的常识，毋庸笔者再赘述了。但笔者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除陆续获知一些有关陶山的历史人文资料外，还曾听父老们津津乐道与她有关的红色故事、民间传闻，垂暮之年与朋友谈起，似觉鲜活。于是在友人的怂恿下，简录部分于后，供同龄的陶山人作回忆的线索，也与青年人分享。
陶山，在《辞源》中与八万多词条同列
《辞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汉语大型工具书，1915年至1931年相继出版正编和续编。到1958年出齐4册，全书共收汉字12890个，复词84132条，地名一般只收县及县以上政区名称。但瑞安县除瑞安入选为词条外，还有陶山也以山名与五岳一起跻身《辞源》词条之中，实属幸运。全中国名山数以万计，而陶山只是一座低山小丘，既无奇峰异洞，又无圣泉险瀑，在当今温州市域中除雁荡山作为国家级风景区入选外，其他如原属瑞安的仙岩及泰顺、文成的多个山峰都未被列入。
《辞源·陶山》作如下表述：“山名，在浙江瑞安县西。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居此，因名。道书以此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参阅《云笈七签·二七洞天福地》《读史方舆纪要·九四温州瑞安县》。”也就是说，陶山是因陶弘景这位曾主张儒、释、道合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作出贡献的名人纪念性住地而被遴选列入《辞源》，成为该书84132条复词词条之一。因此，陶山人、瑞安人除感到荣幸之余，又会觉得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陶山，曾召开过万人示威大会
这个大会的全称是：浙南反军阀战争示威大会。
历史背景是：1929年3月，蒋介石从两年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取缔革命组织后，又与桂系军阀李宗仁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全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扩充军备，在各地强拉民夫当兵，发行公债，增加赋税，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同年，浙南遭到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温州至少有70%的户口没有米粮，30多万人处于待毙的境地。农村阶级矛盾更趋激化，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浙南地区先后爆发多起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1930年7月16日，中共浙南特委在永嘉、瑞安交界的陶山寺山背，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阀战争示威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主席台上高悬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上散发宣传《土地法》《苏维埃政纲》《反军阀战争宣言》等传单，并宣布成立浙南革命委员会。中共浙南特委，永嘉、瑞安县委，游击队，赤卫队、妇女协会，农会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演讲。群情激昂，红旗如海，为浙南空前未有之盛举。
为保卫大会安全召开，瑞安陶山桐浦乡桐岭人、中共浙南特委委员、红军游击队副队长杨德芝等率部在桐岭等隘口，阻击从温州前来镇压的浙保四团。陶山及附近地方的数百妇女除担负维持大会秩序、安全的任务外，还担负大会用餐等会务工作（据《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瑞安市志》《瑞安市志（1997—2012）》等资料摘录）。
这次大会影响深远，笔者在近30年后的1958年在陶山还听到父老们饶有趣味地讲述当年万人大会的一些细节，并笔录当地一首民谣：“当红军，闹共产（原歌词是‘共产入共产’，觉得欠妥，后改），火轮船用铜包。碰见‘清乡’就开火，一百粒子弹打死九十三。”歌中的“火轮船用铜包”句，指当时红军游击队用小汽轮在金潮港下游江中阻击国民党军警。“清乡”，即指国民党搜捕革命人士的反动武装清乡队。万人大会载入吾党光荣史册，是陶山红色故事中闪耀光辉的一页。
陶山甘蔗和陶山板锄
陶山甘蔗很早就以其松、脆、甜等特色享誉遐迩。笔者儿时常见家乡附近的路亭中甘蔗小贩们向路人推广一种促销游戏叫“甘蔗剖刀”，先是卖主对每株甘蔗讲好价格，比习惯的“蔗段”价格要低一半左右，条件是让买主一只手用刀在蔗顶扶住甘蔗直立，然后用力将刀从蔗顶中间劈下去（像劈柴爿），随着甘蔗向一边偏斜，刀也会向一边偏出，从顶端切口到下面偏出的切口之间，这一段才是买主所得部分，如刀劈空，那么买主一无所得，如刀直劈至蔗臀，便可得整株甘蔗。买主剖蔗时，旁观者为之喝彩。试用这种游戏的甘蔗，必须是陶山甘蔗，因为蔗质松，过节部分遇刀即松开，如其他地方产的甘蔗，刀遇过节部分就被阻挡劈不下去。这个游戏便成了陶山甘蔗销售的“专利”。
那么，陶山的甘蔗与板锄，又有什么联系呢？记得1958年笔者到了陶山参加劳动，才发现这里的锄头（俗称板锄）比塘下、莘塍一带涂田里用的锄头及山区开垦的锄锥要薄，锄板面积要大而且轻，特别是板锄的柄，不是硬木棍，而是圆竹棒，用起来省力得多。因为陶山的泥土沙粒成分多，较松、软。这或许是陶山甘蔗质松、脆，水分多，连刚从嘴里吐出的蔗渣还会“弹跳”的原因吧！
陶山半街亭
笔者1958年初到陶山时，看见街道中段有座普通的路亭，但对亭口的小匾额上三个字：“半街亭”，觉得十分新奇，并引起许多猜想：一是直观地告诉参观者：这是一座建造在陶山街半段的亭子，自觉这个猜想未免过于表面浅显；二是说明此街道尚达不到标准，仅完成一半，希望后人赓续未竟的部分，后又被自己否定了，因为笔者从未听过国家或民间习惯上有对街道的规模标准的规定，便没有区分“整街”或“半街”的名称，只有旧街、新街、长街、短街之别；三是陶山人对家乡此亭的谦称，说客气话，如古人称自己的家谓“寒舍”“蓬门荜户”等一样。孰是孰非，笔者至今仍未有正确答案。日前想到此亭名，便写信给陶山的朋友，托他代为打听。回答是：此亭因陶山新街建设，已经拆除，尚未重建。于是，又产生遐想：如今的陶山街已非昔比，要否在街边建亭是城镇规划的大事，但“半街亭”这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好名字，被湮没遗忘，实属可惜，如果能选一适当的位置，予以重建，仍名“半街亭”，配上一些明指、暗喻陶山古迹新貌的壁书、楹联，不失为旅游、接待客人休憩的好所在。例如笔者小学时读过写无锡五里香塍的“惠山街，五里长；踏花归，鞋底香”之类的民谣，韵味之浓，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念想。
“陶山普通话”与“陶山捉逃兵”
“陶山普通话”，初听起来像是句贬义词，似乎批评陶山人说的普通话夹杂着当地方言，达不到标准。其实是理解错了，陶山人说普通话并不比其他地方差。便究其源头，原来这句话竟是从“陶山捉逃兵”中来的。
“陶山捉逃兵”的故事，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温州、瑞安城曾数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地区退守陶山、三溪一线。解放战争时期，陶山又是国民党部队“剿共”（即袭击以湖岭为中心的中共浙南特委机关驻地的游击区）驻军的前沿。当时陶山区公所的驻地在陶山，该区还同时管辖今湖岭片区。也就是说，陶山向西前进不足四五公里便是湖岭一带中共军民游击区了，国民党部队的逃兵常常从陶山附近一带山村的国民党军队里逃跑出来，经过这里。国民党瑞安县长及驻军长官都会到陶山区公所坐镇，督促当地乡保长们带乡丁（乡公所里的警察）在树林或路口捉逃兵。这些捉逃兵的人即使在路口捉住了逃兵，也会因被花钱买通而私下放跑逃兵，回头又要编些谎言，来欺骗搪塞县长等人的追责。县长等人大部分是外路人，乡保长们只好用半是普通话、半是本地话与上司进行语言沟通，这些谎话说多了，传出去，被人编成了快板，成了百姓嘲讽的笑料，到处流传。笔者现在还记得一部分：“县长报告，陶山捉逃兵，逃到山上爻，拿刀的拿刀，拿枪的拿枪，一个也捉不牢！”稍加分析，其内容确是游击区群众及逃兵者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军警强拉壮丁的写照。那么，后来有人自谦说自己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借用“陶山普通话”这个故事而已。故笔者借拙文之后为“陶山普通话”本义的误解，加以澄清，以消除误会。
作者：宋维远
文章原载：天瑞地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