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之子，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郭志鸿教授，因突发心脏病，于2024年11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郭沫若共11个子女，去世的郭志鸿是其第四子，郭志鸿并不为世人所知，读书人更熟悉的是郭世英和郭民英，郭世英是郭沫若第六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终年26岁；郭民英是第七子，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终年24岁。说到郭世英和郭民英，我就想起了郭沫若晚年作品《李白与杜甫》，今天就来说说这部“谜书”。说《李白与杜甫》是一部“谜书”，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既无前言，又无后记，郭沫若没有表露一点写这本书的原因；二是郭沫若在书中强烈地扬李抑杜感到诧异，这与他对李白与杜甫过去的评论不符。郭沫若在1950年代曾经为杜甫写过一则楹联，对杜甫做了高度肯定：“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澜。”1962年6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其中又有这样的评价：
安史之乱以后，举凡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事件，杜甫所能接触到的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用他的笔蘸满着血泪，把他们写了出来。他的诗歌是当代的一面镜子。他所反映的现实，既真实而又生动，沉痛感人，千古不朽。……
可是，20年之后，郭沫若却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甫大加鞭挞，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都认为这是郭沫若一贯“紧跟”的表现。因为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郭沫若马上紧跟主席老人家的喜好，高度褒扬李白，极度贬低杜甫。
（二）
但据周国平说，郭沫若写作这部作品另有隐衷。周国平与郭世英是北大同学，当年常去郭宅，与郭氏夫妇及其子女有过交往。1968年，郭沫若连失两子，开始对自己的命运作出反思，曾在给周国平的信中提到：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周国平据此思考《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原因，下面这段话很有见地：《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10月，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两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
（三）
邵燕祥先生在阅读了周国平的分析后，也曾经就此谈过自己的观点。邵燕祥认为，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他其实对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动向看得很清楚，在文革之前就曾想过抽身，曾经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但未获同意。文革开始，郭沫若马上表态支持，但后来还是受到冲击，儿子郭世英失踪，他本想向周总理求救，但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任何人都很难再为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再写一本厚厚的书。其实，郭沫若的天性更近于李白，连同积极入世求用，也和李白相近。而他中年以后的经历，却又恰如老杜之“奔赴行在”。到了晚年，饱经沧桑之后，对于杜甫的每饭不忘君，“自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郭沫若怎能不痛感其虚妄？
所以，郭沫若评论杜甫时，既有略嫌矫情的鄙视，也有偶尔流露的怜悯，这其中，应该为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成分。
郭沫若感觉自己性格更像李白，可是却不得不像杜甫一样不断“颂君”，甚至他连杜甫都不如，杜甫还能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而郭沫若自己却只能一味歌颂。看来，到了晚年，他也讨厌起自己这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了。![]()
人到晚年，加上两个儿子的惨死，郭沫若似乎活明白了，他多像李白一样冲冠一怒，“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啊，一辈子小心翼翼，却也是“一辈子言行不一致”，多想学学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啊！如果上面的看法符合郭沫若当时的心境，那郭老晚年一定会多一点铮铮傲骨。可是，1976年，郭沫若再次写诗，大呼“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在生命即将结束之前又一次“紧跟”形势，就让人很不理解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对政治的态度上，郭沫若和李白之间，至少差了一千个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