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追求爱情，也可以不追求；
可以步入婚姻，也可以不步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入这个故事吧。
1928年，姚可崑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
那年夏天，她有事要去一位名为杨晦的兼课老师那里拜访，在老师家里遇到一位青年；
“交谈时，有一个青年不言不语坐在他的对面。杨晦没给我介绍，我也没向那青年打招呼，谈完了我们要谈的事我就走了。”
隔几天，姚可崑和好友游中山公园，在公园里遇到了比她高一年级的同学郝荫潭，而郝荫潭身边也有一位青年。
当时的姚可崑并没有注意到，在杨晦处遇到的青年和在公园里与郝荫潭散步的青年是同一个人。
更不会想到这“一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她终身伴侣的冯至。
有杨晦和郝荫潭在中间牵线，姚可崑和冯至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每次见面，冯至都只是在一旁默默做事不说话，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
但，姚可崑心里已经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也许自己每次参加这些聚会，不过是为了见冯至一面。
而冯至呢？他早已在诗中透露自己的心意，连续好几首诗用同一个开头——
走进了那座花园？
冯至与姚可崑（摄于1930年9月冯至出国留学前）
1929年，姚可崑终于和冯至一同走进了“那座花园”。
冯至开始给姚可崑写信，姚可崑也会回信；
周末，冯至会邀请姚可崑去中山公园、北海公园见面，两个人“边走边谈，说古论今，背诵自己喜爱的诗词，彼此心领神会，仿佛融汇成一个整体，旁若无人”；
散步到晚上，冯至会送姚可崑走回学校，然后互道“再见”。
1930年，冯至去德国海岱山留学，后又转学到柏林。
1932年，姚可崑结束了她在北平的学业，也踏上留学的旅程。
姚可崑到达欧洲时，冯至来接她，然后握住了她的手。
冯至和姚可崑在柏林呆了半年，后又一起转学去海岱山。
姚可崑说，如果给他们在国外的生活两个关键词，那就是：学习和散步。
姚可崑说，在此之前，每到达一个新地方，她都会感到警惕、不安；
但和冯至一起，这种情绪就都消失了。
“他像是一片平湖，我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河水流入湖中，也融入他的平静。”
等到了海岱山，他们住进了同一栋楼房，姚可崑的卧室比较小，冯至的卧室更大，还有一个小阳台。
他们时常在这个阳台上，瞭望西方的远景，看夕阳西下；
也是在这个阳台上，在四年前冯至给姚可崑写第一封信的那天，他们准备了两朵玫瑰，四两饼干，二人面对面订了婚。
冯至姚可崑的订婚照（1933年6月6日）
1935年，冯至博士毕业。
为了逃避国内结婚仪式的繁琐，他们二人于7月20日在巴黎结了婚。
婚礼上只叫了八九个朋友，酒席间，大家谈笑自如，别饶风趣。
姚可崑说：“我和冯至也跟大家一样，谈东说西，与平常没有两样。但我内心里却充满难以形容的快乐，回想我们北平的相识和两年的别离，回顾我们在爱西卡卜和海岱山的学习与散步，到现在都成为过去，告了结束。从此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怎样使这新生活过得更有意义，这就完全要靠我们二人怎样努力了。”
回到北平，冯至和姚可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家。
他们在西单附近租下了一个四合院，把冯至的父亲接过来住，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接着，1936年6月8日，姚可崑生下了女儿冯姚平。
但这个家的建立过程却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一帆风顺。
一方面，姚可崑的生产过程并不顺利，一度高烧昏厥，打针抢救，忙了三天才脱离危险期；
“冯至守护着我，二人把体温表当作最可靠的伴侣，看那表上的小格降一格则喜，升一格则忧。”
另一方面，北平动荡，冯至和姚可崑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北平，到同济大学任职；不久，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同济大学几度迁校，冯至和姚可崑一路跟随。
就这样，生产时落下的病根，奔波的辛苦，再加上对时局的担忧，让姚可崑的身体越来越差；
先是患了阿米巴痢疾，又在1938年10月突发疾病，失去知觉、不省人事一连十天十夜。
“十天僵卧，不吃不喝，有一天夜里打了三次强心针，我都不知道。冯至坐在我床边，拉着我冰凉的手，日日夜夜守护着我。”
冯至的身体，也在那段时间里被拖垮，经常与病魔搏斗，得过回归热、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背上疽痈等有名堂的疾病。
姚可崑说，那段日子，很多年后她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后怕，日子总是战战兢兢地过着。
“每逢我走过昆明大西门，我总是本能地不敢向左边看，因为那边有家棺材铺，横放着几口棺材，我偶一瞥见就毛骨悚然。”
姚可崑和冯姚平
时间流转，经历奔波和劳苦，一家三口终于等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旧历的正月初一，姚可崑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冯姚明。
“我常常想，我们的大女儿生在战争爆发的一年以前，小女儿生在战争胜利将及半年之后，她们姊妹二人对于我们的战时生活好像一个是序曲，一个是和乐的尾声。”
再后来，日子慢慢变好，一家四口再次一起回到了北平。
冯姚平考入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冯姚明也在一家人的呵护下健康成长。
1947年，她们认认真真过了一个春节。
“我把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吊灯上加上彩纸的灯罩，冯至到隆福寺街买了一盆状元红。”
在这本回忆录里，姚可崑的记忆从1928年写到1965年，便暂告结束。
为什么结束在1965年呢？
“只因‘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浩劫，人间的一切都违反常情，回想起来不知从哪里落笔。”
那段日子同样难熬，冯至被赶入牛棚受批判。
但姚可崑从未与他“划清界线”，反而觉得他更加可爱。
那时，冯至被拘留在外文所，每星期六晚才被准许回家一次；
所以每周六晚上，姚可崑就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总是靠着窗子向外望，直到看见树木间出现一点亮光，看出是冯至手里拿着手电筒一步步地走近，我才把心放下。
“那种心情，跟我们年轻时的幽会有些相似。不过那时总是他等待我，这时却是我等待他。”
终生的伴侣（摄于1990年）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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