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二)

文摘   文化   2024-03-31 06:27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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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本坛以读寒山为主,但许久没有更新了,引起读者关心,今将读《红楼梦》心得付于此,与各位共享。】

(二)“情”“礼”冲突

作者通过描写“假”宝玉的感情经历,满纸“情”的捧举与讴歌,“礼”的鞭挞与嘲讽。宝玉代表“情”,贾政代表“礼”,贾母则是调和者。整部作品贯穿的思维是对婚姻(和合)界限的质疑。开篇即借贾雨村之口抒发了仁恶之争、情礼之争的大通议论;“好了歌”彻底否定了礼教的家国情怀。今天的我们掩卷思之:婚姻为何以“礼”制约?不能以“情”主导?礼的界限在哪?情的界限在哪?“和合”的界限在哪?宝玉(作者)始终徘徊在“情与礼”相冲突的矛盾痛苦之中。脂批甚至批评:“守礼俟命,终为饿莩。”

万泉按:《红楼梦》非一人创作的成果,系两代人+团队集体创作的收获,原著自有交代,百年“红学”多有探究,本文不赘述。文艺作品的作者意向与作品意向常有异向,面世后其社会效果也不一定体现作者本意。

男一号贾宝玉,在这部小说中的人设既不是伟大的情人,也不是所谓追求高尚爱情的典范,而是“情与礼”的观察者兼拷问者。宝玉经历的感情种种:幻情、乖情、愚情、亲情、情情、情不情……他对于黛玉、宝钗、妙玉、湘云、袭人、晴雯、秦可卿、王熙凤等人都有“情”,甚至于秦钟、蒋玉菡等男性朋友也有“情”。这些“情”在其生活中都很暧昧,更糟糕的是与“礼”存在严重冲突。当然其情欲与肉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贵族男子(宝玉)对“性”分分钟唾手可得,而“情情”则是不可轻易得到的精神追求,且要把“情情”“和合”为婚姻,那就难上加难。为家族政治、经济方面考虑,贵族的婚姻无不在“亲上加亲”兜圈子。大观园的生活圈非常有限,可供成人了的宝玉情感选择的范围狭窄,加之“礼”的限制,“情”多般走进死胡同。所以读者往往十分同情宝玉的“滥情”,去袭人家见到她亲戚女孩,听刘姥姥讲女孩的故事等等,都十分倾情,甚至忘乎所以、寻根究底。

《红楼梦》中情侣皆被社会冷漠无情地蔑视,倍受打击,结局都很悲惨。唯一例外是开篇讲述贾雨村与娇杏的婚姻,虽从女子偶尔的回眸之情开始,但后面是一步步依礼而行。娇杏,脂批“侥幸也”。实际上其时任何女子都没有婚姻选择的自由,娇杏也是被动的!作者对女子舍生忘死追求自由爱情及婚姻的行为极为感佩:智能、尤三姐、司棋……金哥儿与张公子因王熙凤弄权被拆散因缘,双双自尽,悲剧被脂批誉为“一双美满夫妻”。

宝玉的情事经历颇为吸引读者。他与袭人初试云雨,此“情”并没超过对大观园其他女子的“情”,甚至排在他身边丫环中无性事的晴雯之后。他于袭人并无真爱,乃传统典型的主奴关系,然“便如此,亦不为越礼”。揭开他们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女方就是主人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这里也毫无“和合”可言,女方连人身保障都没有,袭人差点被宝玉踢死。浓墨重彩描述的“混账老婆”赵姨娘的惨死是所有姬妾的写照,皇帝的小老婆元春同样如此。

《红楼梦》在增删过程“隐去天香楼一节”,可能认为贾瑞之死足以表达礼教对“乱伦”的决绝,“十恶”不赦之罪,是人们观念中的道德底线。在前十二回就快速解决了这个简单问题,表达的方式也较隐晦,“作者用史笔也”。

宝玉厌恶科举之途、经济之道,却钟情“情不情”,“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企图打破高低贵贱的界限、亲戚朋友的界限、男男女女的界限、甚至爱乌及屋人与物的界限,“重情不重礼”“情极之毒”。宠儿被礼压制,强要任性自由。

《红楼梦》超越以往历代小说,不晦“龙阳之兴”。这是今日西方“政治正确”的一个话题:同性恋是不是合理的“情”?

全盘继承周礼的儒家,对人伦主要强调的是“三纲五常”,起先对“男同”问题有点暧昧,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史上著名男同不绝于世,汉代皇帝有专宠,南北朝不乏传闻。唐代对男同虽有禁令,但历代官场文坛此风不断,所以造成作者(宝玉)于此观念上的左性。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有老婆就好)、灭人欲(别的莫想),主流文化对同性恋是排斥的。明末清初的硕儒们则言:“女淫以人学豕,男淫豕所不为”,对同性恋深恶痛绝。据学者考究,在清代尤其是清初,北京严厉禁娼,于是相公男优充当了倡妓的角色。(参见张杰《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月版。)

《红楼梦》诞生之日,正是北京“男同”兴盛之时。贾宝玉之于秦钟、蒋玉菡、北静王,就是这个哏。第三十三回宝玉大遭笞挞,差点被他父亲打死。作者在此,表面上看来是向“礼”投降了,但内心并不服,黛玉劝宝玉“你从此可都改了吧。”宝玉却说:“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作者对宝玉性取向混乱而招致毒打的描写,是对“爱情”的困惑。这个成长中的男孩,最喜在内帏厮混,其对人性、伦理的探究足以使人发疯,因此创造一个前世不开窍的石头、今生不入流的傻子来发问:为何“有情情处特无情”?此问高过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

《红楼梦》对“礼”的描述处处可见:秦可卿的葬礼、元妃省亲的国礼、贾琏又娶的婚礼,刘姥姥的百姓人情皆“礼势必然”,还有宁荣二府世态人情、琐碎的“家常之礼数”“规矩礼法”充斥于整部小说的叙述过程:内外有别、男女有别、尊卑有别、嫡庶有别。

西周王朝替商之后,为了教化天下,周公姬旦制订《周礼》,犹如国家“宪法”,创建了一整套可具体操作的礼制,包括饮食、起居、祭祀、婚姻、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规范人们的行为。礼制改变了商天下的野蛮混乱,延续周天下八百年国祚。“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告别蒙昧,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惜《红楼梦》作者生活在历史螺旋式上升的黑暗弧弦之处,发现了问题,看不到方向。“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情与礼的严重冲突,给作者(宝玉)造成的思想混乱可想而知。宝玉与秦钟的关系,乱礼乱情乱性,却自以为是。宝玉对“玉颦云三人难解难分”,“亲不问疏”,血缘愈近用“情”愈深,这分明就是与礼教规则、婚姻禁忌对着干。脂批曰“此书系自愧而成。”

引文及情节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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