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当初进了高校,现在应该已经死了

文摘   2024-11-01 21:20   四川  
  今年8月9日,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黄永远副教授因突发急病去世,终年37岁。
  据新闻报道,黄永远去世时,正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做访问学者。此时离回国还有一个月,他却不幸于7月31日突发脑出血,送医后被宣布脑死亡,延至其父母赶赴韩国见了最后一面后,才于8月9日被撤去生命支持系统,永远停止了心跳。黄教授脑出血的诱因,如果纯粹从医学角度来解释,那当然很复杂。但许多报道和缅怀文章,都在暗示或明示,这病就是累出来的。
  今年以来,连续有不到50岁的高校中青年教师去世,于是涌现出了一批自媒体文章,把这些案例汇总起来,然后哀叹青年教师现在太忙太苦了。不过,著名医学科普作家李清晨老师对于这种哀叹不以为然。他直斥这些感叹是“关注偏倚”:“和全国人民相比,和所有行业相比,所谓的学者是不是更辛苦的一拨人,根本无从谈起。”“你要没取得任何成绩,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你啥时候死,都是无声无息的。
  我在微信上看到黄教授去世的消息后,就转发到朋友圈,并加了一句评论:“如果我当初进了高校,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我当然觉得李清晨老师说得有道理,但只要不去比谁“更辛苦”,那么说现在的青年教师确实非常辛苦,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现在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今年正好满十年。这十年里我自以为一直在努力工作,也经常有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但我必须承认,比起面临教学、科研、论文写作以及非升即走的职称评审等诸多压力的青年教师来,我的生活确实是相对清闲的。即便如此,人到中年,健康问题也还是越来越多。今年7月我就突然犯了非萎缩性胃炎伴胃糜烂,至今未愈。因为这个病,我的饮食不得不受到很大限制,很多喜欢吃的东西现在都不敢吃了,生活质量可以说明显下降。——好在比起许多重病来,这终究还是小病,我肯定是不会去瑞士请人协助自杀的。
  然而,比起可能面临的早逝风险来,我觉得在高校工作还有更可怕的一面,就是对言论自由的箝制。
  这种箝制来自方方面面。首先是政治正确的压力。在当下这个大举报时代,你稍微讲错一句话,麻烦就不请自来。2014年的时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说他在学校开了一门叫《西方文明通论》的通识课。在课上只要从正面阐述西方文明,学生就很抵触、很反感,有些学生听了他的第一堂课都会惊呼“崩溃了”,更有学生会向学校举报。2014年的时候都是如此,十年之后,大学课堂是个什么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而且,比起最终闹成舆论大事件、被学校开除的个别例子来,更多的情况是连一些很普通的话,都会惹出麻烦。在校方的压力之下,教师自己不堪其扰,又不想丢掉工作,只能忍气吞声,自我封口。比如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绩崧老师,多年前以网名“文冤阁大学士”活跃在网上,但近年来基本销声匿迹,连公众号都不写了。据他自陈,不写公号的原因,“一则家中变故,令我消沉;二则单位施压,致我不快”。我的微信好友里有一些是高校教师,平时基本看不见他们发朋友圈,偶尔发一两条,也都是这讲座那活动,绝无私事。有些人是从来就不发;有些人可能已经把我删除或屏蔽了;但我确信,还有一些人真的是不敢发。
  不过,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政治头上。没有政治因素,照样还有别的因素在箝制着言论自由。其中的一大因素,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氛围是不正常的,缺乏健康的争鸣环境。
  关注我这个公众号比较长时间的读者应该知道,我一直推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认为这是现代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公民应当好好掌握,去克服各种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传统思维。我还多次亲自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当今舆论中的常见话术,比如去年就分析了日本排放核废水事件中国内舆论场上的一些常见逻辑谬误,为此喜提全网封禁半年。
  所以当我最近看到郑州大学教授、逻辑哲学家王路(现年69岁)在其公众号上发表了标题就非常醒目的《“从心里瞧不上批判性思维”》一文之后,我也是“从心里”就觉得不快。但出于理性,还是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读完之后,我确定这篇文章确实没有营养,唯一的用处就是让人能够看到,中国哲学界现在存在怎样一种畸形的氛围。
  王路从十几年前就瞧不起批判性思维了,并因此与业内支持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学者展开了多轮争论。2009年,他发表了《批判性思维再批判》一文,从中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源头在于大学逻辑课应该如何设置,而且这场围绕逻辑课的争论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王路自己做现代逻辑研究,所以他极力主张,大学逻辑课应该多教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他把自己这派观点称为“取代论”。与之对立的则是所谓“吸收论”,认为大学逻辑课仍然应该以传统逻辑为主,适当吸收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王路认为批判性思维无非就是传统逻辑的一个变种,所以支持批判性思维的人也都是“吸收论”者,是和他不共戴天的人,这就是这场争论在本世纪延伸到批判性思维头上的原因。
  我自己不是大学教师,对于这场课程设置的争论没什么兴趣;特别是想到这背后通常都有利益之争,就更觉得无聊。在我看来,只要是上过大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大学本科课程是分类别的,有本专业的必修课,有本专业的选修课,有非本专业的必修课,有非本专业的选修课,最后还有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从我自己工作十几年以来的实际经验来看,现代逻辑是比较高深的学问,我在日常分析问题、撰写文章时几乎用不上,而批判性思维对我却非常有用。如果让我决定大学本科逻辑课的设置,那么我当然主张,课程设置应该以实用为原则,所以最好能把批判性思维作为所有专业的必修课,与《大学语文》同一等级,至少也要设置为面向全校的公选课。至于现代逻辑课,可以作为哲学专业以及其他对这门学问有强烈需求的专业的必修课,或是一些对这门学问有一定需求的专业的选修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各得其所。为什么非要争什么“取代”,什么“吸收”,把一个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虚假两难(false dilemma,这是批判性思维所指出的最常见的逻辑谬误之一)
  当然,我可以退一步,觉得哲学界这些人喜欢争论一些虚假两难的问题,也是他们的自由,就让他们争论好了。但我还有个观点,就是认为学术争论的目的在于进步,争论只是手段。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就算彼此无法说服对方,但通过健康的论争,至少可以了解对方对某些问题的详细论述,甚至达成一些基本共识。这样一来,如果双方后来又开始新一回合的论争,就可以在先前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讨论新问题,达成新共识,学术也就因此不断进步。
  遗憾的是,我从王路的文章中,看不到这种“争论-共识与进步-争论”的螺旋上升。他在2009年那篇批评批判性思维的文章中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思维”一语本身定义不清;二,用“批判性”来修饰“思维”是多此一举,因为所有逻辑研究都是批判性的(需要指出的是,“批判”这个词在哲学上常用来指反思和辨析,与日常用语中的含义不同);三,批判性思维本身无法作为一门越钻越深的学科,世界上可以有逻辑学家、心理学家,但不会有批判性思维家。
  在网络上检索可知,王路那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引来了其他学者的商榷。人民大学教授陈慕泽和河南大学教授马佩(后于2014年去世),就先后分别发表了《再论逻辑学与通识教育》和《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批判的批判》,对王路的立论做出了反驳。我基本认同他们两位的观点。
  比如陈慕泽明确指出,通识课和专业课是不同的,不要泛泛说什么“大学课程”。正如我上面所述,这就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吸收论”和“取代论”的虚假两难,点明了这种争论的伪问题本质。批判性思维作为通识课讲授的内容,本身当然没有必要独立成一个学科;事实上,它是教育学的一部分,而世界上当然有教育学家。
  陈慕泽还指出,硬抠英文critical thinking这个名称,或是硬抠其约定俗成的中文翻译“批判性思维”,都是眩于名实;“从定义讨论定义”只是文字游戏,更应该“关注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实体形态”。
  到这时为止,这还是一场正常的学术争鸣,双方都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接下来的共识和进步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今年发表的这篇《“从心里瞧不上批判性思维”》中,王路不仅重复了他十几年前的观点,而且大言不惭地说:“这些观点发表多年,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反驳我这些观点的文章。”这就很奇怪了,陈慕泽和马佩的商榷文章,王大教授是根本就没看,还是看了也当作没看见?为什么要说这种很容易就能被外人拿着白纸黑字的证据反驳的瞎话?十几年前就被人反驳过的观点,十几年后还要原封不动地自说自话,一点看不出达成共识、取得进步的主观意愿,王大教授真觉得这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吗?
  了解了这场争论之后,我越发相信,如果我当初留在大学,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即使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死,但看到自己陷在这样一个草台班子里,里面颇有一些人,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但你还无法公开批评,否则只能自找麻烦,那么至少心肯定是死了。相反,现在我作为一个学术界之外的散人,就完全可以有话就说,直抒胸臆,因为我的心没有死,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至于中国学术界以后会怎样发展,是继续维持草台班子的面貌,庇护着许多“普信男”,还是能有所起色,那就不干我事了。反正我在研究批判性思维时,主要看的还是外国书。

宝宝的画和天牛的话
一、亲子功能。展示宝宝的绘画作品,将来可能也有书法作品及其他手工作品。这属于小家庭的自娱自乐。 二、昆虫世界。主要是关于天牛的书籍、论文、物种、趣事等等的介绍。这属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小圈子里跟同好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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