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里，我们一直在试点，现在我们准备扩大规模了。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你能在一个社区引入电动三轮车，并且让大家共享，就可以产生多层面、系统性的积极影响。
从我的口音你或许能听出来，我不是非洲人。我在澳大利亚长大，在大学里学的是非洲历史，完成学位后，我想走出书斋，于是去赞比亚做了志愿者。
我去了赞比亚北部的一个村庄，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或者应该说像村里其他女人一样，我不得不学会从河里打水。
那条河离我住的地方大约3公里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你得学会用头顶20升的水桶，并且滴水不洒地走回去。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掌握这项技能，她们会笑着帮我打水，不然我可能根本洗不上澡，也做不了饭。
我发现非洲女性真是超级英雄，她们举重若轻，让困难的事看起来很轻松。
在这个村庄的生活让我意识到，出行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不仅是女性每天需要走很远的路去打水，还意味着农产品因无法运到市场而腐烂，孩子们因路途遥远而辍学。更严重的是，孩子们无法按时接种疫苗，孕妇无法去卫生所分娩。
后来我在非洲大陆工作了30年，期间主要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讲述边远地区被遗忘的儿童和家庭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时常回想起之前在赞比亚的经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非洲农村女性仿佛生活在一个停滞的时空里。她们仍然要头顶水罐去打水，要头顶重物长途跋涉。这种现象已经变得根深蒂固，成了一种常态。
这不仅仅是说，她们的时间被大量占用，据联合国妇女署统计，非洲妇女每年花在取水上的时间共约 400 亿小时。当我们在焦点小组里跟她们讨论时，我们还发现这也是个让人筋疲力尽的苦力活。
当一件事根深蒂固并成为常态时，这意味着你很难去改变这件事，你要去说服大家这个事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想先介绍一些背景信息。我要说的是，非洲面临交通危机。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交通工具严重短缺。在非洲，每千人大约拥有44辆车；在中国，是每千人115辆；在美国，是每千人838辆。这个数字还没有反映城乡差异，这些车辆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所以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和迫切。
然而，非洲13亿人口中有70%居住在农村地区。他们构成了80%的农业劳动力，并且生产了非洲大陆80%的食物。他们非常关键，但是，其中许多人居住在离市场很远的地方，大多数人住在全用途道路2公里之外，而这些道路甚至可能都没有铺过。
我们还发现，非洲家庭至少20%-30%的收入消耗在交通上，比如送货去市场、送孩子到学校或者诊所。这是很大的生活成本负担。
虽然摩托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它们不适合农村女性。摩托车需要跨着骑，而大多数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会穿裙子。如果你还要带一个孩子，还有一个50公斤重的化肥或种子袋，骑摩托车就变得不可能了。
最后，即便家里有一个交通工具，通常也都是由家里的男人掌握，这就更难上加难了。
01
2014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来到中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
我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比我之前生活过的其他地方都快。这里有新的主意、新的发明，运输、通信、购物等领域的创业迅速规模化。还有共享经济，我们不需要占有物品，而是需要的时候去用就行了。
当然，中国的交通非常方便，有高铁、地铁、共享单车，还有三轮车。它既经济又可靠，并且正在变成电动的。
这与我的日常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被困在许多会议中，问题谈得很多，但解决方案的实践却很少。受到中国这种氛围的启发，我开始更多地了解社会企业、创业和影响力投资。
2017年，我决定抛开一切顾虑。我想，为什么不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电动车革命带给非洲农村的女性、改变她们的出行方式呢？
所以虽然父母很替我担心，我还是以46岁的高龄，跟我的联合国工资条说了再见，回到非洲成立了美力非洲。
为了融资，我做了一个PPT和商业计划，心想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朋友们很快告诉我，你这个事情太新了，而且没有验证过，融资很难。
所以我在2018年回到中国，跟清华大学的朋友和同事重新建立了联系。徐迎庆教授是清华一位很棒的学者，他和彭瑞文一起运营着未来实验室。他们听了我的想法，说会找一些学生来帮我启动试点项目。
所以我们找到了五位博士生，来自社会学、能源、汽车机械等不同的专业。他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和文献搜集，帮我们设计了试点项目。
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我们不想只是把中国的三轮车原封不动地进口到非洲，那样行不通。
我们要让它变得适用于非洲，还要给它一个非洲名字。我们叫它“Hamba”，在津巴布韦的主要语言之一恩德贝莱语中，Hamba的意思是“走吧”。
我的联合创始人费利西蒂在距离津巴布韦首哈拉雷大约1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农场。我们在她的农场启动了试点，与那个社区的小农一起工作。
这有点疯狂，我们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三轮车如何适应非洲的路况，需要进行改造吗？当地的女性能驾驶它吗？（她们大多数可能只学会了骑自行车，有的可能自行车都没骑过。）如何让大家买得起？如何让商业模式立得住？还有就是，如何给三轮车充电，电从哪里来？
这些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懂。于是我们直接试点，边做边学。
我们众筹了一笔钱，进口了50辆三轮车到津巴布韦，河北的技术人员也随着三轮车一起来了，他们教当地技术人员如何组装。清华的学生们也来了。不到两周，试点就启动了起来。
第一年的试点涉及到与女性的合作。我们拿出来30辆三轮车，让三个女人组成一个小组，共享一辆三轮车，并共同尝试做一些创收活动。
起初，男人们非常嫉妒：为什么是女人们得到这种交通工具？为什么不是他们？但他们逐渐明白了，如果女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她们就能赚更多的钱，也不会那么唠叨他们了。
我们还要教这些女性学会开三轮车，我们开发了一个五天的驾驶课程，她们必须通过考试、拿到认证。我们一位女学员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能开车”。所以，光是看到这些女性学完驾驶课，获得证书，就已经非常鼓舞人心了。
随着三轮车的引入，我们看到了性别关系的巨大转变。比如男人不得不问女人周日是否可以顺便载自己去教堂或去参加葬礼，不是男人载女人去哪了，而是女人在给男人搭便车。
在试点的第二阶段，我们的三轮车增加到了约60辆。我们开始实验她们可以用三轮车经营哪些业务。我们让一些做生意的女性来申请用车，她们的生意需要用车。
这张照片上的女人开着三轮车卖二手衣服。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坐在市场上干等，而是可以上门推销。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用户苏珊，她开了一个家庭面包坊，她家离她卖面包的地方有10公里远。现在用三轮车她每天能运一百个面包去卖，她的收入大大增加了。
整个社区都有很大的用车需求，我们不希望只有社区里最有钱的人才能拥有三轮车，像私家汽车一样使用它或整天闲置。我们希望它每一天、一整天都能派上用场。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迷你版的滴滴。我们雇佣了一些女性司机，她们会开着三轮车去拉人、拉货。这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用车的需求很大。你可以想象，它可以拉农产品，可以在人们需要去诊所的时候送他们去诊所，还可以打电话给司机预约时间。
我想分享一个可爱的故事，在我们的一个站点，一位司机告诉我，她在送孕妇去诊所的路上，在三轮车里顺利接生了一个婴儿。这就是我们正在产生的真实影响。
在农业方面，三轮车也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这些女士的农场离她们的家3公里远，有了交通工具，她们能够把更多的化肥和家里自制的粪肥带到田里，还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她们的产量呈指数级增长，当然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02
经过头两年的试点，我们确认了需求是存在的、女性是可以驾驶的，也确认了三轮车可以帮助用户增收。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怎么给Hamba充电，电从哪里来，还有如何找到合适的电池。
接下来我会讲一讲这些事情，但首先作为背景，除了交通危机，非洲还面临能源危机。
非洲大陆缺乏可靠的能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非洲55%的人口用不上电，即使有电，电网也常常不稳定。所以人们会用柴油发电机，如果负担得起的话，因为柴油很贵，在农村也不常见。
汽油是进口的，很贵，需要用外汇购买，而且加油站通常集中在城市。在农村的汽油要贵得多，而且通常供应量较小。
能源危机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讲电动出行可能改变游戏规则，但首先得确保有足够的能源来给车充电。好消息是，建立一个太阳能的、可再生的小型电网的成本现在更加便宜和持久。
虽然我们有现成的中国三轮车，但中国的三轮车用的是铅酸电池，充电时间长，中国的农村有稳定的电网，所以不成问题。但它不适用于电网不稳定的非洲农村。而且，在我们试点的农村，卫生所、城镇或市场跟人们的住房之间的单程距离是15到20公里以上。铅酸电池最多能让三轮车行驶50公里，这是不够的。
我们也试过现成的锂电池，但锂电池主要是用于储能的，而且不适应非常颠簸的路况。所以我意识到，我需要给自己找一个“马斯克”。
我们研究了整个电池行业，在中国寻找做电池的公司。显然，头部公司不会理睬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跟我们在非洲农村探索试点。
但我们非常幸运地联系到了赵睿忱，他是一位专攻锂电池的博士工程师，他在特斯拉工作过，而且曾经坐在马斯克旁边。我感觉，哇，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
过去3年间，虽然因为新冠疫情，基本只能线上沟通，赵睿忱一直与我们合作研发适用于非洲农村的电池和充电系统。我对睿忱说，我想要续航100公里的、安全的锂电池，并且希望它寿命周期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因为回收废旧电池已经是一个挑战。
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智能的电池管理系统，用来调节和管理电芯，确保它能够持续很多个使用周期。
现在，我们的电池有双重生命。第一重生命是充当三轮车的电池，我们希望一块电池能让三轮车跑上大概五六万公里。然后当电池开始退化时，还可以继续用于储能。我们现在还想测试的是，电池也可以拿去给电动农具充电。
我们搭建了一个充电站，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充电站。
我们的充电站选择建在既有太阳能又有电网的地方，既可以接入太阳能，又可以接入电网，输入的能源会进入一个集成的逆变器。
我们建立了一个换电的体系，用户不需要拥有电池，而是按次付费换电。因为他们家里的电不够，即使他们有一个小型太阳能家用发电机。电池也非常昂贵，需要保养和维护。
所以每辆三轮车都有两块电池，一块在使用时另一块在充电站充电。一个充电站可以辐射周围30公里的范围，人们可以来充电站更换电池，我们也上门换电，这样可以减少用户往返充电站的路程。
但显然，这一切的顺利运转都需要有本地的技术人员来维护和提供服务。我们在当地建立了组装三轮车的工厂和组装电池的工厂，希望搭建起本地的生产和服务生态。
这张照片中的女性是罗比，她是我们年轻的工程师之一，她来中国培训过，正在不断学习和成长。
非洲有非常多年轻、有能力、聪明的人，即使人们没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他们也渴望学习。如果非洲要过渡到绿色交通，就需要逐步培养本地人才。
睿忱的团队帮我们开发了为期一个月的基础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我们在当地的一所职业培训学校进行了试点教学。现在大约有20名学生在美力非洲和我们的站点工作。
03
因为疫情，还有我在联合国儿基会的经验，我们还意识到，我们想服务的是整个社区，这就意味着为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支持。
我在非洲农村度过了很多时间，去过没有车的农村诊所、没有车的派出所。没有交通工具，公务员很难完成他们的工作。
于是我们在一个叫伊加瓦的诊所进行了试点，伊加瓦诊所负责给方圆30公里的大约6000人提供卫生服务，然而诊所却没有车。
需要用车的时候，他们只能打电话给上级，请求给他们派车。但情况往往是，即使上级有摩托车或汽车，也可能没有汽油可以把车开过来。所以他们束手无策。
伊加瓦诊所的护士奇德莫和她的六位同事都通过了三轮车驾驶培训，他们非常充分地利用了我们的三轮车。
▲ 奇德莫护士（左二）和同事们
他们在30公里的服务范围内建立了6个移动站点，三轮车开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就到哪里，人们不再需要花一整天走17公里去诊所了。
他们给大人和小孩接种新冠疫苗、HPV疫苗、麻疹疫苗。他们可以开车去给HIV阳性或结核病人送药。一些病人需要吃药，但可能不愿意或者没有力气去诊所。他们还可以接孕妇去诊所生产，再送她回家。去年当地流行起小儿麻痹症，但有了交通工具，他们就能够及时去应对。
现在他们是当地表现最好的诊所。
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跟当地卫生部一起试点，进一步证明电动三轮车可以在公共卫生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设计的充电技术既可以用于诊所的冷链存储，为诊所提供基本的灯光和电力，同时也可以给三轮车换电，并对社区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我想我们都意识到气候在快速变化，而非洲正处于气候危机的前线。非洲只占了全球排放量的4%左右，但它受到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仅在今年，南部非洲就遭遇了严重的干旱，雨季45天没有下雨。所以这真的，现在它正在发生。
我坚信，我们不能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能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必须紧迫起来。
过去5年里，我们一直在试点，现在我们准备扩大规模了。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你能在一个社区引入电动三轮车，并且让大家共享，就可以产生多层面、系统性的积极影响。
在商业模式方面，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模式，今年我们已经进行了精简。
我们实行租赁购买制，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者可成为我们的用户，12个月的分期付款之后，三轮车就归用户了；用户也需要达到一定的换电次数，我们要求每周至少换电4次。这意味着她们一周要用Hamba跑400公里以上。我们不希望Hamba闲置。
我们仍然致力于女性用户，让女性在用户中的占比保持在75%。我总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男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把女人送上驾驶座呢？
创业至今，我逐渐明白，美力非洲意味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它关乎可再生能源，关乎电池技术，关乎出行，关乎出行带来的自由。
最后，我经常想到一句非洲谚语：“如果你想走得快，就独自前行；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一起前行。”
美力非洲走过的旅程已远超我创业时的预期，但是在这段旅程中，我很幸运结识了很棒的伙伴，以及相信我们的事业的人。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有300辆三轮车，放在中国，这看起来很少，但我们野心很大。我们希望每一个小农，每一个农村女性，都能拥有一辆三轮车。
谢谢大家。
文字内容根据试讲有所增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