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将反复言及不稳定无产者。“不稳定无产者”由表示不稳定、脆弱的形容词precarious与名词Proletariat（普罗列塔利亚特，即无产者—译者注）复合而成。在找工作的漫漫长路中身心俱疲的青年、被视为“故国糟粕”而远行千里只为在中国梦上孤注一掷的韩国侨民，他们都属于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通常指：在新自由主义范型下，随着劳动力弹性机制不断深化而被迫游走在工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不稳定劳动者。但同时，其所指范围也涵盖女性、青年、老人、少数族群、残疾人、罪犯、移民、低保人士等多类主体。与过去享有安稳工作的劳动阶级不同，不稳定无产者并无“社会认同”。同时，他们也极易遭受异化、失范、焦虑、愤怒等不良影响。因此，盖伊·斯坦丁将这一群体称为“新的危险阶级”。

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传统工业社会下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能力大幅降低，合同工/临时工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韩国社会下的工作与劳动呈现隔断化、碎片化的特征。而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也随之围绕着劳动、青年、福利、基本收入等主题被广泛使用。但与此同时，国内外对此表达的适当性与可应用性均提出了辛辣的批判。

研究者们的质疑大多在于：这个概念的出现隐含着将北半球雇佣劳动者（主要为白人男性）面临的特定变动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意图。1980年代，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使大批正式工沦为失业者。但此事需被视作一特殊事件吗？南半球的大多数人一直都在所谓“非正式”经济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北半球也有大量被排挤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将“非正规”生活视作日常的流众（尤其是女性）。对于关怀着“不稳定生活/劳动”的具体性与多样性的人类学家们而言，这个概念仿佛选择性地无视了以毒品、盗窃、性交易等违反社会规则的方式勉强过活的人们，并且，它还与一种“祈盼着某类新阶级能够代替过去激进无产者”的怀旧nostalgia情绪交织在一起。

但是，就如“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极具象征意味的口号—“我们都是那99%的人”—短期内凝聚了大量民众一样，这个概念（指“不稳定无产者”—译者注）也以一种开放的形式吸引着因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深化而遭受排挤的民众。虽然，“不稳定生活”的意义具有其主观性，斯坦丁也强调“不稳定无产者正与自己展开战斗”（换言之，这个群体内部时刻处于分裂），但我在认同上述所有批判的同时，仍认为此类抵抗形式在形成短期凝结力的层面上会显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失业不再只是一时的状态，过去中产阶级享有的安定的雇佣结构也将不复存在。我们需认识到不稳定生活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另一种普遍。并且，比起接受鼓吹穷人对穷人仇视的治理术，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共识，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这种治理术下变得脆弱不堪。但如今，能做到这些绝非易事。所以，我们也只好将这无望之望偶尔寄托于可造就实体的命名咒术之上。不稳定无产者也好，民众the multitude也罢，发现、发明“抵抗主体性”这一任务即便会引发演绎性错误，我们也很难轻易对其失去兴趣。与马克思将处于生产劳动之外的寄生者定义为“流氓无产者”不同，不稳定无产者超越了贫困与劳动、福利保障者（低保）与雇佣劳动者等被默认许久的差别与区分，就这一点而言，它也有使我们感到欣喜的价值。

2010年初，韩国部分研究者与活动家参照欧洲与日本，开始对不稳定无产者这一命题展开积极讨论。他们质疑“临时工的目标是成为正式工”的惯例，提出必须确保临时工也能够好好生活的条件。2011年，活动家雨宫处凛将日本的非正式员工阶层全面设定为不稳定劳动者的著述在韩国翻译出版；李真经与申知瑛也将与包括雨宫在内的日本非正式员工活动家们（同时他们自身也是不稳定无产者）的采访编辑成册，共同编写了《共谋吧！万国的不稳定无产者们》一书。书中，劳动者不再是“工厂阶级”，而是“街头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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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만국의 프레카라이트여, 공모하라!』

这些“彷徨的存在”在2012年的劳动节公开了“总罢工”宣言，并与两大总工会分离出来独立地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游行。临时工、准备就业的青年、无业游民、失业者、残疾人、女性运动家、性少数群体、基本收入活动家、艺术家等400余名的参与者喊出了“No Work, No School, No Housework, No Shopping”、“废除义务抚养制”、“基本收入全民化”、“性劳动也是劳动”、“反对性别操演化”、“停止消费、让城市停下来”等口号。这场游行极具挑衅意味但同时却也进行得十分轻松愉悦。它向我们展示了焦虑、绝望、愤怒等不良情绪并非生活之不安的唯一归途。

青年不稳定无产者在日韩两个国家不再是“新自由主义劳动弹性化的牺牲品”，他们开始作为“新纽带与文化政治的抵抗中心”发挥作用。不稳定无产者的意指模糊且多样，如2010年诞生的“青年联合청년유니온”、2013年出现的“零工工会알바노조”等不稳定雇佣劳动者们的全面登场；再如结合了拆迁斗争与文化艺术实验的2010年占领“圆桌面馆”运动以及上述的劳动节罢工等在结构性不稳定形势中生活的人们均在此意指范围之内。

我想强调的是，青年不稳定劳动者正经历的不稳定性既是稳定的不在场，同时也涵盖着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稳定之意。炙热的新希望绽放于深深的不安之中。比起哀悼安稳工作的逝去，一些青年正努力探寻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凯瑟琳·米勒曾反问：“我们渴望抓住的究竟是什么？”多萝西·戴伊则通过其在《天主教劳动者The Catholic Worker》杂志上发表的《贫困与不稳定性Poverty and Precarity》（1952）一文诉说着这一渴望。彼时，戴伊反抗着1930年代欧洲战争与暴力带来的阴霾，主导着以友好接待穷人与露宿者为实践目标的天主教劳动者运动。她通过揭露不分日夜工作却仍交不起房租的移民者生活实态，进而提出：“问题不在于不稳定性的泛滥，而在于其还不够泛滥。”戴伊的忧虑是，追求稳定生活的态度可能无法给身无一物之人带来力量。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无雇佣的经济增长，或者说量产着低质量岗位的经济增长已成主流趋势。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对雇佣劳动的中心性构成威胁，探索其他政治可能性的活动也逐渐增多。事实上，在我开设的“贫困人类学”课程中，专注着书写“我的不安”的学生们并非都将不安视作“地狱朝鲜헬조선”的症候，也并非都将不安以否定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致力于如首尔龙山区解放村青年们的地域性货币体系建立、以创新力集中表现艰危感觉的联合艺术、以恢复女性青年主体性为目的组织形成的线上社区等等，特别是积极吸取着作为时代精神的女性主义的学生们并没有轻易就将不安转化为绝望。与因对未来怀有不安便轻易放弃就业、恋爱、结婚、生育等青年“命中注定的使命”的“N抛世代”不同，这些学生不是被动地放弃，而是主动地拒绝。拒绝父母一辈的性别秩序，拒绝以性别分配为基础建立的正常家庭，拒绝会使“我”沦为企业附属品的劳动伦理与规范。对他们来说，以这种拒绝姿态构建的崭新未来充满着孤独与茫然、不安与担忧，但同时却也足以使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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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后，“地狱朝鲜”这一新造语席卷韩国。其意指：“韩国如地狱般毫无希望。”

学生们大多都对质疑正典规范的书籍抱有兴趣。凯西·威克斯站在女权主义角度上提出“去劳动化想象”方案的The problem with Work一书以《我们为何要一直努力工作？우리는 왜 이렇게 오래, 열심히 일하는가?》（2016）被译介至韩国；宋制淑记录挑战社会惯例、凭一己之力经营生活的非婚女性人生的《独自生活혼자 살아가기》也在学生（特别是女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作者在书中抛出的问题做了认真思考。“与就业市场不稳定相契合、致力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精神究竟与剥制个人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在哪一点上发生皲裂，又在哪一点上相互重合？” 1980年代，安德烈·多尔在欧洲的汽车与信息潮中观察到的可能性，即：解开“无法劳动又必须生活的境况与不得不做无法让人生存的劳动的境况”间存在的枷锁，创造以自主选择相互关系性为基础的社会这一可能性，引发了公共领域内对从电子商务到基本收入等多个主题的广泛讨论。参加“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学生们，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着反复思考，并试图开始将不安拥入自己的人生。比如，受到作为教师的父母影响，一直将安稳定为目标的学生现在也会说：“进入大学后，我变了很多，渐渐有了不能以不稳定这一单一理由就排斥生活多种可能性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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우리는 왜 이렇게 오래, 열심히 일하는가?‍‍‍‍‍‍‍‍‍‍‍‍‍‍‍‍‍

《我们为何要一直努力工作？》

考虑到青年内部的多样性，我只能说视不稳定性为开启新希望手段的学生只占其中一部分。在我通过海外志愿活动、NGO活动、创业、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行动等众多场合结识到的青年中，有上述想法的大多都“具有一定的教育资本与文化资本。但就经济资本的水平来说，他们却千差万别。”不过重要的是，2010年后，这些青年—与在青年中的年龄占比无关—作为当事人당사자不断出没于众多公论场，以此成为了最先获取、发掘青年议题的关键行动者。由此，高学历青年的苦恼、忧郁、不安、愤怒变为了全社会需侧耳倾听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将他们称为“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

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大多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正式开始的1990年代后期，也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中度过了童年。他们也时常从切身感受过生活之不可预测性的父母一辈那里收获着过度的关心与投入。不断与同龄人竞争的他们，顺利通过了人生第一道关卡—进入了排名中上等的大学。在以“剥削般的自我开发”消耗、磨损人生后，他们集体罹患了一种忧郁；在“第一份工作即决定‘身份’”的劳动市场中，他们强迫地痴迷于机会的公正性，也因此失去了对不平等的敏感性。但与此同时，这些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们，积累起了可辩证看待国家与个人叙事的教育/文化资本。他们大多数在改革后的高考环境中早早接触了民主与权利，也以外语能力、网络沟通能力、多样的海外经历漫步于线上/线下空间，成为了全球知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1990年前后，韩国国内的劳动者纽带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如女权主义、少数者运动、生态主义、和平运动、基本收入等议题的探讨。当这些议题最终形成了一个平台连接整个世界时，青年们将这些议题当作自己人生的指向标，加入了使其大众化的过程中。他们挑战父权主义、GDP中心主义、权威主义等正典规范，揭露着“地狱朝鲜”阴暗面。比起用年龄将自己划归在特定范围之内，他们更多的是将一个作为构想、构建新社会媒介的青年相呈现给了大众。

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的崛起是政府、政治圈、新闻媒体、学界、市民社会的各种行动者以复杂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结果。政府将临时工视为不可逆之潮流，将青年失业与低出生率视为国家的再生产危机。在此过程中，含有“青年”标签的各种政策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自2010年起逐步壮大、不断活跃的“青年当事人运动청년당사자운동”在自治政府提供的资源基础上坚持发声，主导了对以就业为中心的原有青年政策的转换。青年一代中，逐渐固化的不稳定劳动与住房问题凸显出来，当事人们不仅积极介入这些问题，还与政府形成了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将不安稳性看做新希望的源泉而非危机，并积极构建其框架的行动者们也与青年一起进入到这一公共场域中。首尔市长朴元淳在任期间，在将社会革新立为旗帜的首尔市推行了青年治理制，让青年们可以积极参与到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时，首尔市还致力于“青年活动生态”的建立，这一举措使青年们不仅在就业与住房贫困问题的解决上，还在家庭成员权、基本收入、动物权、素食主义、气候行动等多种对策议题上有了一展抱负的空间。欢迎且优待青年作者的媒体与出版界，以及政府、大学、企业、市民团体的各种青年学术扶持项目、社交活动、创业项目，都作为青年不稳定无产者的教育与文化资本，使其有了更多机会可以短暂地吐露、释放、甚至时而可以将自我困境与自身渴求制度化。虽然青年们一直批判成年一代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制造并消费着青年话语，但，混合着治理与社会运动的青年活动现场不断扩大这一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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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主动或被动地承担着将青年这一命题公开议论乃至制度化的核心角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陷入一种双重困境。青年自身条件不同，赋予在其身上的规范与对策便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可以积极地再现自己，而一些青年却只能处于“被再现”的境地。因此，青年间不可避免的会形成等级秩序。如果说，可以再现自己的是具备教育/文化资本的青年，那么那些无法再现自己的，就是被前者或媒体谈论、发掘的青年不稳定无产者。比如地方青年、失业青年、工厂劳动者、平台劳动者、低保人士以及从事非法性交易者。他们虽然都被称为“青年”，但与有话语权的青年关心、共享的主题截然不同。家庭成员权、基本收入、动物权、素食主义、气候行动等前面谈到的议题虽然在2018年盛大召开的首尔青年学会（由首尔市扶持举办）上以热门主题出现，但却在2016年以京畿道城南市的250名独立生活青年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此调查由社会合作社“工作的学校일하는 학교”发起）中未被任何人提及。这里的“独立生活青年”指的并非追求自主生活的青年，而是“因贫困以及父母或家庭环境的不安定而不可避免地选择独立生活的青年。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所有事情必须自己解决的‘生存型/生计型’独立青年。”这些深受低学历、低收入以及长时间劳动折磨的青年们不惜劳其筋骨也愿累积更多的财富，但不断消耗身体使他们的体力与自信心都不断下降。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反正头脑好的人会先想到、先做到，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放弃了查找有关青年的信息。对于这些连学费减半都难以达成的青年们来说，所谓“另一种生活”这种话语究竟会如何在他们的耳中回荡呢？

换言之，不稳定无产者不仅异质还具有等级性。“某个人的生活与其他人相比可能要更危险、更脆弱、更容易崩塌、更不稳定、更没有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种不稳定性的等级分配，就有必要回视朱迪斯·巴特勒抛出的问题。即“谁被承认为人？谁的生活被视作生活？最后，什么令生活变得值得哀悼？”巴特勒指出，“911事件”发生后，同性恋者并未被写入讣告栏，同时还提醒我们，因美国引发的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们也没有讣告这一事实。“20万伊拉克儿童因海湾战争及其余波死亡，但无论在个人或是集体层面，我们有谁持有着有关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图像或思维框架呢？（中略）这些孩子们，有被赋予名字吗？”宣称自己为不稳定无产者的青年与被“宣称”的青年之间，也存在着等级秩序，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何种形态的脆弱会在公论场中获得值得被探讨的权威性？什么不会？何种共同体的苦痛会搅动我们内心至深的感情从而被纳入“（被）关心的范畴circle of concern”，并触发制度的介入或集中的应对？ 

通过“贫困人类学”这门课，我认识了很多学生。他们的身份背景十分多元，有游民homeless夜校的教师，也有中国留学生。但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共性。比如都来自很好的大学，都持有进步、批判的思想。这种共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选择这门课之前都大致了解了课程性质与授课教师的风格。多年来，我通过这门课接触了很多对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却又看起来相当脆弱的青年，也发现了他们对其他不稳定无产者表现出的关心—其层次是存在差异的。这使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这一表达。

学生们主要对两类贫困抱有较大兴趣。第一，因全球开发导致的、且覆盖面极广泛的“全球性贫困”。第二，因存在与沟通的匮乏引起的“我的不安”。这两类贫困固然都很重要，也都是需要解释、批判、介入的主题。但我个人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韩国其他不稳定无产者的贫困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如：首尔站地下通道的游民、因强拆与义务抚养制无法获得低保而悲观自杀之人、在街头与公共机关附近不断组织集会传达穷人声音的活动家等。他们都无法以实存形态或通过大众媒介进入到学生们的视线里，无法引起他们的关注。这一现象如果借用人类学者项飙的话说，应被称为“附近的消失”。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时而偏执地将目光集中于自己，时而又欲对宏大事件发表评论，但对于自己“附近”的人事物，却意外地提不起任何兴趣。

可是，如果将贫困视为“贫困—配置assemblage”—即各自具有异质性的不同行动者通过不断的连接与断裂形成的多样体—的话，我们不应只是批判或叹息附近的消失，也可将其看作问题解决的开始。通过这一消失，我们可以观察我以个人身份介入的“贫困—集合”与学生们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形成的贫困认知，这两者在哪一点上存在不同。并且，可以以此进一步重构两者的关系。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与批判者，而是作为被卷入者与介入者，来承担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此一来，民族志便不再是文化批评与记述的简单叠加或镶嵌，而是变为一种通过新的配置不断扩大问题意识、批判、反思与介入的实验与运动。即便是在大学课程这一有局限性的形式之下，我仍想参与到这种配置当中。

“贫困人类学”课程在开设之初，主要将重点放在学生们感兴趣的全球贫困与青年贫困等主题上。但自2018年第二学期起，我开始构思，试图通过这门课在韩国的反贫困运动与大学生之间构建一种相遇。就在身边却未被观察到的，在大众媒体中以不幸的他者、社会弱者、贫弱阶层、犯罪者乃至尸骸形态被描绘的不稳定无产者，我试图创造让这些不稳定无产者与学生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空间。此时，“相遇encounter”,作为可以敏锐感知生成的形式，可以对像说明手册一样反复进行的批判研究—即仿佛将研究结论预先准备好一样的熟悉的言说、规范、风格等—带来一些刺激。因为“比起说，话语制造着相遇，倒不如说，相遇本身决定着被诉说的内容。”在同一语境下，丽巴·菲尔与丽莎·拉菲尔提出，以关系生成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现场，编织一种“相遇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encounter”。其意义为：不要将我们经常谈论的如资本主义、空间与场所、人性等主题理所应当视为“描画相遇关系的框架”，而是应该通过相遇，去审视这些范畴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在这门课上，我最终选择了迂回的方式，在青年大学生与反贫困活动家之间建立了相遇。因为课程只有一学期，里面存在很大的时间限制。此外，在活动家团体内部进行简单的志愿活动，同时观察“穷人”的田野调查，我也推进得十分谨慎。但即便如此，通过活动家这一中间人感知贫困的方式，还是使我们不得不面临着相遇现场本身就是一种“被预先决定的组织样态승인의 정치”的事实。

“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前半部分主要以探讨资本主义历史与贫困治理相关的学术争议点为主。自课程中期起，我们便开始与事先选定的10名活动家一起，开展了“青年，寻访贫困”活动。这些活动家与低保人士、游民、残疾人、小商贩、地摊小贩、棚户村及低收入地区的居民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组织、领导了反贫困运动。在事先接触这些活动家时，比起特定路线或组织历史，我更多将选择标准放在了年龄、性别、活动对象、运动轨迹的多样性上。课程中，40名学生被分为10组，他们在基本了解、学习了各自要面对的活动家与其所属的组织活动后，与我一同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每组要撰写、上交报告。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概述团体活动的背景，比如韩国社会历史、团体历史、活动家的人生轨迹，第二部分则以调查问卷与现场采访记录构成，而第三部分是以“我们，青年”眼中的贫困为主题撰写采访的事后分析。

后来，学生们的报告以《我们如何漠视着贫穷우리는 가난을 어떻게 외면해왔는가》为题出版成书，随着此书的问世，相遇的地点更是超越了课程本身。我与学生、活动家们一起，在积极开展“共有富commons”实验的孔德站京义线公共地带举行了此书的读书会。并且，为了分享此书的细节，我和学生们参加了电台与杂志的相关采访。此外，因为好奇学生们在经历这些相遇现场后发生的变化，我还对他们进行了后续采访。反贫困活动家采访、出书、出书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后续采访，在这一系列相遇中，新的问题意识、批判、省察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些相遇之地，有话语权的不稳定无产者显现出他们怀揣着的不安；在这些相遇之地，处于不同位置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不一致的不安相互冲突。而我与学生，则在这些相遇中将摩擦、冲突发展为省察的契机与政治性、伦理性的话语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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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漠视着贫穷》

其实，那些房子不过才25平左右，很小。而且还是用夹层板建起来的，感觉真的什么也不是。但就是这样我也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因为这算是我与居民们历经很长时间共同浴血奋战换来的结果。

学生：我认为合作社现有问题之一是经常会发生“逃票现象”。

刘泳佑：逃票？

学生：“逃票”就是，比如人在合作社却不出资，但仍利用这个机构去获得与自己贡献不相称的利益。现在，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逃票问题相当敏感。可能因为“我”比起其他人贡献的更多，所以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吃亏了一样。请问，合作社内部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对我们（学生）来说，公正代表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逃票行为就和不伦或其他重罪一样。但刘老师（刘泳佑）说他是第一次听到逃票这种表达。而且他之后讲的一段话也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啊，现在的孩子们搞合作社、上学都很难啊。”（笑声）所以我开始想，被我们视为不可置疑的公正，这一价值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中略）大家都知道，所谓过程中的公正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同样的地方、看同样的风景、以同样的速度度过一生，如果想使这一点成为现实，就必须要有谁去承担等待者的角色，同时又不能强迫他人持有一种负罪感。但是，现在的观点之一是：等待是一种施舍，所以渴求施舍的人必须应该内疚。通过这次采访，我开始重新审视、思考起这种观点来。（2019年7月10日 京义线公共地带读书会）‍

金允英（音译）：很多情况下，人们仅仅把贫困阶层看作贫困酿造出的一个结果而已。事实上，他们只看到穷人的现状而不知道他们完整的样子。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人迄今为止经历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功、遭受了怎样的失败，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诉求又是什么。

李东贤（音译）：无家可归之人受到贫困之苦一蹶不振后，很难因露宿街头这个理由便生出“啊，我要努力奋进，要不停工作摆脱现在这个境况”的念头。人们不像机器一样，坏了修修就立马能用。身体活动机能变得低下、精神上也很受折磨，这就使一些人染上了酒精或药物依赖。对此，马上给他们工作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露宿者涅槃为CEO？没有那种人……

当我们谈起贫困首先会想到乙支路上见到的游民，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的印象，认为他们都只是那种在地铁站里铺个纸盒苟延残喘的人。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贫困老人们，他们会一起练习戏剧表演、会一直寻找生活的意义，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我也不太清楚。的确一直很喜欢马克思，但……总感觉很难。没钱的状态？家人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会花多少钱，这些倒是想过。但是对阶级性，却从未细思过。

在首尔生活，我会常常经常与朋友聊到安全问题。（…）比如，街头安全，夜路安全等等。尾随我的男人？味道？街道的卫生？（…）相比之下，旧金山的游民看起来更加宽裕。在这里，我与朋友们对危险的感知要更强一些。醉酒、大喊大叫。在女性立场上来看，我们不知道如何同成年男性游民打交道。（…）我们很清楚游民和罪犯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性侵或尾随“我”的不是游民，而是看起来普通无害的白人。

因为我的身份是活动家，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等级秩序存在。并且若说这里不存在权力问题，那一定是不真实的。……（大叔们）对待我与对待其他志愿活动家或女性同事不同，这种行为并不可取，是需要深思的。……我最开始想的是，与这些处于贫困的当事人们一起使用这个空间，要同他们保持距离，不能侵犯他们的活动空间。虽然他们让我尽可能随意，但这随意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所以制定共同体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固然，可能回因此在活动过程中发生很多事，也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我们需要在“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是做什么的地方”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让每个人都能认知到这一共识。我们需要不断努力，让每个人都能接受共同体的规则。

尤拉曾对我说过，她在大学学习女性主义的时候与在游民行动中观察女性露宿者、思考女性主义的时候，想法是不同的。并且，长时间以来一直站在“我”是女性/受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突然间接触到男性游民，一方面感到等级秩序，但同时“我”有家可归，“那个人”却没有，这些都让尤拉陷入思考。……贫困问题不是谁的痛苦更加重要，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我认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有人开始去苦恼如何连接彼此并立体地使这种连接进行持续性的发展。

我之前一直在做的，是在大学社会中以20多岁的女性视角来感知世界。……所以，观察这些奶奶、与她们对话这种事情对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开始思考，在那样的女性生活中，女性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空间（流浪者夜校）对他们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场所。所以即使听到令我不适的话，我也没有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而是首先试图了解那个人经历的生活，想要建立不让那些话反复出现的空间。

我总是认为，现在的大学不是学习的空间，而是不断制造不公平的空间。而且我没有什么真正想在大学学习的东西。交了学费在大学学一门知识，这有什么意义？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在想，上大学是不是除了拿到毕业证就没有其他意义了？所以我对大学有一种排斥感。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经济方面。如果我的经济状况比较充裕，那无论如何我都会去上大学。但如果我的父母相信“可以在这一体制内生存下来”的话，那么我可能没办法这么轻易做出决定。正因没有人对我说你必须要上大学，所以我对这一问题无法做出判断。我一直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对现今社会下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不去上大学会遭受多么可怕的区别对待並未有太多了解。所以她只是说“大学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最终还是与自己试图小心翼翼逃离的贫困再度相遇了。那是我不想再触碰的、与周围环境截然不同的贫困。并且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的贫困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绝对贫困。我的贫困，还在于“勇气的贫困”。活动家“空气”在其应处的位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改变世界。而我呢？只是试图安静地隐藏自我的存在，将自己遁形在这周遭环境。我所处的社会是不知道这般存在的。我依照当今社会的普遍规则考学、找工作、寻找伴侣，甚至不惜将“自我”抹杀而活于这世上。但是当我看到“空气”，我感到了一个真正活着的、真的在呼吸的人。并且从中意识到一件我遗忘许久的事：“自己身体内的某些部分在蠢蠢欲动。”

事实上，我讨厌与这些相遇。因为贫穷之人特有的那种忧郁、烦闷以及没有希望的感觉。就像读书会上活动家金允英说的那样，“只要将内心之门稍稍打开一点，你们也会迎来希望。”我很理解她说这句话时流露出的感情。因为那是一种永不停止的烦闷。就像我父母一样。

『동자동 사람들』

到了年末，教会和各团体都是来去匆匆。国会议员也是一样，当选后就不见踪影。弱者到哪里都是弱者，强者在哪里都是强者。弱者们经常说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却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如果不加思考地与强者硬碰硬，那必定会输得很惨。所以，说强者会支援弱者？说他们会与弱者一条心？绝对不会。学生们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留下些什么，但当他们离开这里，这些记忆又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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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이진경·신지영

[英]盖伊·斯坦丁

徐偲骕 译

[韩]조문영 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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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자동 사람들』

《东子洞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