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蒙城县立仓区在立仓中学操场举行欢迎上海知青的大会。左边毛主席像右侧郑小鹿、左侧赵鸿生，右边毛主席像左侧是雍同。《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38页
岁月，冲淡了大部分的插队生活记忆，能保留下来的只是那些特殊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片段。而在我们去蒙城的“卫焦战斗队”期间，特殊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却似乎很多。
“卫焦战斗队”是1968年9、10月份组建的。作为它的一个分支，“复兴中学上山下乡战斗队”在5、6月份已经开始组建。最先的目标是江西老区，我们的代表去了“红井”村接洽落户事宜，却因队伍成员的家庭成份大多“黑色”而被拒绝。成立“卫焦战斗队”后，目标指向了兰考，也因同样的原因不被接纳，只好把“卫焦”的大旗扛到了与焦裕禄没有什么关系的淮北蒙城。
“卫焦队”从66届高中到69届初中，年龄不同，却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满怀抱负，唱着同一支“卫焦”队歌，在同一天来到了大雪纷飞的淮北平原。尽管行装简陋，甚至难以抵挡淮北那一年出奇的严寒，放下行装，立即用插队前在市郊星火农场集训中学会的一些技能开始“访贫问苦”。那一年冬天，“卫焦队”还一下子涌现出许多名在农民中声誉极高的“赤脚医生”。“卫焦队”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成员中有一名在职教师曹揆昕。他放弃了教师公职和固定的工资，随队来到蒙城当农民。本来是两名，复兴中学刘海生老师原本也准备同行，最后因左脚的先天残疾而被“区乡办”阻止。十分遗憾之余，他送给得意学生黄红一块匾，几行漂亮的行书录下了鲁迅先生“故乡”中的话：“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
插队生活开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最坏的吃苦思想准备，其实都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城市生活大多只是温饱，但“访贫问苦”一个多月下来，我们还是被农民家里的“赤贫”所震撼。连绵近二个月的大雪使农民生计艰难到极点，大部分家庭因缺乏燃料每日只吃一餐，御寒的办法就是全家人挤在土坯、秸杆砌起的炕床上厚厚的草堆里，合盖一条被污垢堆积而油黑发亮、散发着秽气的土布棉被，棉衣裤只给外出办事的人穿，其余一家老少，单衣甚至光身蜷缩在草堆里。60年代，淮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1960年前后这里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饿殍卧野的人间惨剧。惨剧的成因很少是天灾，丰收过后，粮食被公社食堂任意糟蹋，虚报产量又造成了过度的上缴公粮。社队有些干部愚昧到丧尽天良，不准饥民自救和逃荒，家徒四壁、米缸空空的饥民只能在原地奄奄待毙。
插队落户，首先必须养活自己。知青身份得到的细粮补助半年后就结束了。生产队仓库里留下的麦种我们是断不会拿来果腹的，尽管好心的队长经常有这样建议：“麦种总是多留一些的。”我们和乡亲们一样吃各种难以下咽的杂粮，最多的是山芋干和高粱米，玉米面、黄豆面都是上品，少量用来调味的。
山芋面尽管难以下咽，要吃到它还真不易！山芋从地里刨出后，人工推切成片，撒到地头上晒干，碰到秋后的阴雨天，就苦了我们，和乡亲们一样一夜爬起几次，下雨拾起，雨不下撒开，再拾起，雨大了拾回屋放在床上、桌上晾开。发霉了也要吃，只要不是霉得很苦，晒干后用河水淘净再晒干，放到只有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才有的石窝中用石锤捣碎后上磨。遇农忙牲口不闲就得人推磨，在低矮的磨房中转得天昏地暗后，オ能得到半箩山芋干面。白天辛苦劳作，晚上加班推磨，一年到头辛苦劳累只够糊口。
这些经历绝大部分蒙城知青都一样，有这样的经历，才使我们这辈从插队生涯走过来的人，比城里人更早更深地感受到教条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带给人民的切肤之痛，促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以后思想解放和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骨干、先锋。
1973年，蒙城县立仓公社党委副书记黄立仁（后排左1）到芡北新河水利工地慰问看望上海知青。前排右2起：陈嘉林、赵鸿生。《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108页
1975年冬，作者（前左1）在芡北新河工地上抬河泥。《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108页
“卫焦队”的七八十人绝大部分都以坚强的毅力挺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脸晒黑了，人结实了，挑起担子快步如飞，杂面馍就着大葱大蒜津津有味。但在如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策略方针上，却出现过一些分歧。记得1970年冬天，“卫焦”下乡后唯一的一次通宵全体会议，几十人挤在立仓卫生院门洞里席地而坐，没有灯，开的是地道的“黑会”，只能从声音上辨别发言人的姓名。记得当时的“路楼”小组（最早出名，上了两部电影镜头的小组）认为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较差，是“学大寨”的障碍，应该“搬掉”……当时的“高皇”小组所在的生产队，农民队长王振平深得人心，故他们主张知青应虚心接受再教育，先当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他们一门心思搞科学种田。朱集的赵国屏基本也是这个观点。“顺河”的卫焦插兄们观点已记不清了。争论激烈，一直持续到大半夜，会后各小组则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行事。总的说来，“高皇”和“朱集”两小组的插兄们比较踏实，在科学种田、培育良种上都搞出了许多成果。“朱集”的赵国屏和“高皇”的朱军，后来从事遗传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成了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研究员、所长、校长，都是从生产队的“科学种田”开始起步的。“路楼”插队小组也按照自己的方针，先后在上级的支持下，当上生产队会计、副队长、记工员，管理了豆腐坊、拖拉机等副业……
1973年，蒙城县立仓公社中陆大队上海知青为科学种田试验建了一间无菌室，公社党委副书记（左2）来无菌室调研。左1为作者《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236页
1970年9月15日，蒙城县立仓公社中陆大队前楼西生产队上海知青插队小组全体在村东益沟桥留影。前排右1：薛松鹤；后排右3：侯革英。《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431页
“路楼”插队组比较心齐、团结。组长赵鸿生年长二、三岁，待人公道、宽厚，比较得人心。全组六男五女，男生挑水多一些，女生做饭多一些，互相关心、帮助，年终分红平均分配，集体户大锅饭一直维持到它的解体。造成集体户较大转折的是一次通宵会议，不过出席的不是卫焦队的全体成员，而是路楼小组的全体知青和县里出名的几个知青代表。
1971年秋天，俞自由和虞竹梅、林志刚、张宁一起被邀请到路楼集体户做客（当时这种“横向串联”是很频繁的）。这四个名人，身披“布尔什维克”式的棉袄，和路楼的男女生们挤坐在小桌四周，当中一灯如豆，已经当上了县委候补委员的俞自由以极惊人的记忆力，一字不漏背诵林彪反党集团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党内材料。“传达”的结果在知青们思想上、感情上不啻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惊愕万分，大张嘴巴，屏住呼吸，思潮翻腾。会议拖了一宿，当中两次天下雨，“路楼”小组知青吆喝乡亲们爬起到地里拾山芋干。大家的心情比雨天的黑夜还要阴沉！等送走客人，反应最强烈的是郑小鹿，他嚎啕大哭，倒在锅屋的草堆上。我当时没有眼泪，只是很久没有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破碎的是偶像，开始感到幻灭的还有我们赖以支撑的信念。“林彪事件”在知青中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从1972年开始，郑小鹿和集体户中的其他几个人都开始了温习功课、报考大学的准备，同甘共苦、一辈子当农民的营垒分裂了。
1973年夏天，文革后期首次推荐加招考，“路楼”小组一次连中三元，全部考取北京、上海的大学，加之1970、1972年招工走掉四人，提干走掉一人，十一人的小组只剩下我和小薛二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尽的感慨，化作当时的二首诗：其一：“……昔友尽辞何寂寞，宏图难现可惆怅？沧桑漫道遥无期，淮北中秋稻正黄。”（1973年路楼队里第一次稻田丰收，写此诗聊以自慰。）其二：“……曾言道远永并驾，终是途殊各西东。……而今千里共明月，遥问壮心几处同？”
1973年10月17日，蒙城县立仓公社中陆大队前楼西队上海知青郑小鹿（前排左3）、刘琦（后排左1）、雍同（后排左7）上大学，同队知青和老乡在县汽车站送行合影留念。《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453页
1975年，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大队上海知青在麦田里观察小麦长势。前排左2：俞自由。《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46页
郑小鹿原本才华横溢，考上北大后受教于物理学界名师，如饥似渴，听课听得“句句入耳”（小鹿信中语）。毕业后首批考上了李政道博士招收的赴美国硕士研究生。后又考上博士、读博士后，当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数年前他在异国他乡住久了又作新的思维，回沪后办公司从商，物理学博士的严格思维碰到中国市场的不规则形状有点难以下手，经商后不算顺利，有点“扬短避长”，但以小鹿之才华，相信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赵鸿生因出身问题，被排斥在蒙城的政治之外，到文化馆写了几年剧本、小说。在此之前，就已在许多场合显露出超人的艺术才华。一部知青生活歌剧，全部歌词出自老项，全部的谱曲出自赵鸿生，天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学的音乐。恢复高考后，先后就读于华师大经济系本科和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后又去美国求学，现携妻女在加拿大定居。
雍同73年高考中去了复旦经济系，拿到硕士学位后分配到财经大学从教，后当上了系主任。
张荣国任县劳动局长，“路线教育”运动后被免职。后考上安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省体委，工作踏实，才华出众。安徽省向全国公开招聘省体委主任，张荣国以出类拔萃的口试、笔试成绩中选，上任后全部心思谋划的都是安徽省在国内外比赛中的金牌、银牌。
陈力考上了安师大历史系，毕业从教多年后被招聘到中国军事科学院，现在是大校教官。
侯革英最早以赤脚医生出名，长期的沥风沐雨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招工到县化肥厂后调入县政府计委，后调回上海在虹口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任职。
薛松鹤比小组其他人晚到一年，系先师刘海生推荐，一直坚持到最后和我一起回到上海。回沪后二十年中数次只身回蒙城考察，拍摄照片、录像，他应该说是路楼小组及蒙城上海知青重大活动、蒙城数十年变迁的一位见证人。曾在宝山区外经贸委工作，是文学、摄影业余爱好者，文章多次见诸报端。
当年参加路楼“林彪事件”传达会议的几个外组的名人，后来的人生轨迹也各不相同。虞竹梅逐级提拔，数年后当了省级某机构的领导，以后二十年间一直在省团委工作。林志刚执意谢绝了省知青办蒋旦萍主任的一再挽留，作为工农兵学员去了上海医科大学，前几年听说开了一家宠物医院，生意挺红火。张宁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放弃留校，回到阜阳师大教书，成了少数留在淮北的知青中的一员。俞自由官至蒙城“县令”，“四人帮”粉碎后到天长县任了数年副县长，后随夫陪读去了美国。“县太爷”出身却出人意料地苦读经年，捧回了普渡大学的博士桂冠，回国后到交大当上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一如往常的从政风格，大刀阔斧，锋芒毕露，不为同僚所容。后在香港大学里重新找到了专家的尊严和与专家价值相当的收入。俞自由、赵国屏结婚时，我把自己的理想和寄托，托人画了一幅林则徐禁烟时手举望远镜指挥炮手轰击英国舰队的画像，下题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送给俞、赵作为结婚礼品，期望俞自由在从政生涯中成为力挽狂澜的一代清官。遗憾的是，在知青回城的人群中这样的期望可能因过奢侈而落空了。而在当年，俞自由的确作为知青和农村党组织中健康力量的代表，领导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廉政风暴”。说“廉政风暴”只是以今天的语言作类比。当时却被历史错误地安排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旗帜下，称作“路线教育”。一大批留在淮北的上海知青以他们的正义感，不避风险、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气概参加了“路线教育工作组”。俞自由是全县运动的总指挥，张荣国、戚秀萍、邱晓萍纷纷担任了各区、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组领导，我和万键、周建民等人分在立仓公社区。我作为邱晓萍的主要助手、工作组队党委成员，主持了二十多个专案，一大批当时耀武扬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成了专案对象。比起今天某些地方的腐败，那时的犯案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在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上海知青眼中，岂能容忍和坐视。我们穷追不舍，不管有什么后台，有什么问题，一追到底，直追得那些贪官污吏胆战心惊，一个个缴械投降，痛哭流涕。这些人因严重的贪污、受贿、盗窃国库、强奸、奸污女青年和军属等问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而全县范围内的一些大案要案更是触目惊心：某城关镇民兵基干连连长兄弟俩，借口管制“四类分子”，提着手枪闯进民居，随意奸淫、强奸那些“专政对象”的妻女，捆绑、打骂乡民更是家常便饭，群众痛恨切齿；某直属单位武装部长，强奸女青年多达七人；某公社武装部长，在家门口设立关卡，公然抢夺乡民及过往行人的财物，贩卖计划物资，贪污、受贿巨额款项（运动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平反释放。后又因非法开设妓院，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本人的太太金琼，在淮北利辛县插队，种棉花、挑大沟、养猪、开拖拉机十年以上，样样和男知青一样干。平日沉默寡言、性格柔顺，却在路线教育中有惊人之举。她主持的工作小组，把一个遣人谋杀复员军人丈夫、霸占其妻子的恶霸大队书记揭露出来，最后公判枪毙。查案当时，谋杀事件已过去多年，证据全无，硬是依靠群众从蛛丝马迹中层层剥茧，还原真相，以她从事科学种田的细心和智慧，加上正义和胆量，制服了恶霸，还当地人民以公道。
这些形形色色的“南霸天”“北霸天”“黄世仁”，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其本质早已蜕变为人民公敌。
由上海和本地知青以及当地干部组成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所向披靡，四乡的农民都派人来请工作组。我们这些参加工作组的知青，得意洋洋，自我感觉都是“海瑞、包公、张龙、赵虎”再世。其间局部地方出现了少数知青急于求成，采用体罚逼供的现象，虽经发现，得以纠正，却也给运动蒙上了一丝阴影。但从“路线教育”运动的主流来说，是当地党内的一次自我清理门户，丝毫都没有和邓小平同志的方针、宗旨相抵触的地方。
蒙城上海知青为这场“路线教育”运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郑永辉自杀惨死，一大批担任各级职务的知青被罢官免职，最终是上海知青因树敌过多而失去了在蒙城的政治基础。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杀戮”过烈，超出了当地官吏阶层所能容忍的程度。要不是以后知青返城的机会，我们这些骨干分子都可能在被“清算”中死无葬身之地。
蒙城上海知青在“路线教育”运动后的“清算”中戏剧性地解脱，归功于上海市政府派驻蒙城县知青慰问团、上海虹口区劳动局知青办张志昂、何全刚、吴祖让、唐荣俊、郭伟等一大批富有正义感的干部见义勇为冒险上书，以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陈永贵、万里等同志的明察秋毫。郑永辉惨死后，万里收到了国务院批转的上海市一百多名干部的联名上书，立即阻止了蒙城县把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知青的错误做法，清算停止了。本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竟然保留到回沪前，得以善终。
1978年，作者（前排中间抱戴帽黑衣男孩者）与乡亲们合影。《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画册398页
作者简介：陈嘉林，上海复兴中学1967届初中生。1969年1月到安徽蒙城立仓公社前楼西生产队插队落户。1978年底按政策回沪。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