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我现在很喜欢一句话，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不能是再一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但有句话说出来又可能得罪人，就是走共同富裕，你不能要求一些资本大发善心，资本逐利的本能，第一位要考虑的，一定是资本本身，所以，这可能需要当地管理部门，不能因为着急要引进资本，只考虑短期的招商引资的眼前利益，而忽视有的资本，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

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一些个人看法。

01、我先说说大陈的故事

浙江江山大陈有一个有能力有情怀的村书记，叫汪衍君，也算我一个朋友。我接触大陈村非常早，第一次到大陈，就特别震撼。

一个村，基本还“固执”的保留的最原始的乡村的样子，村里的房子，基本还属于那种青砖灰瓦，村里的道路，都铺着那种石子路。

在这里，你看得见诗意，找得到乡愁。

我当时觉得，这样一个美丽的古村，如果藏在深闺，简直天理不容。

大陈古村，要吸引人来，思考的方向，无非就是要找到令人瞩目的标签，还好，后来找到了——村歌，要让大陈因为一首首村歌的旋律，走向世界。

再说回汪衍君书记，当过兵，复员军人，有干劲，有情怀，特别是唱歌可以达到专业水准。

找到定位，事情就好办多了，《我是领头雁》《妈妈的那碗大陈面》，这些脍炙人口的村歌，先是在江山范围竞相传唱，慢慢，名气越来越大，唱到了人民大会堂。

名有了，人自然就来了，村歌唱红大陈村后，村4A级景区批下来了，党建取经的，学校组织研学的，散客来旅游的，我们后来做了统计：每年去大陈的游客，差不多三十万人。

人来了，老百姓不傻，随便开个店卖点面食，卖点土特产，也能年入过十万加。

村级规划，让老百姓带来好处，村级管理，威信自然就起来了。

乡村振兴，浙江有一点走在前面，就是不少村，开始招募“村产业运营人”，这些运营人，你可以理解为村级产业的职业家里人，他们带着思路过来，运营成功，也分享巨大的产业红利。

安徽这一点是远远落后浙江的，有现实原因，比如一些偏僻乡村，年轻人不愿意下沉。

安徽很多乡村的振兴，似乎目前还是需要依托能人村干。

比如在老家岳西，一个能人村干，就带动一个村，比如汪品峰的大歇村，姚有志的毛畈村，基本都是这种模式。

但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每个村，都能找出来一个能人村干。现在安徽能人村干，多数都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多数都有在外面创业的一些经历，接受过市场的磨练；二是愿意为村民办点实事。

不过，能人村干能兴一个村，却很难成为群体力量。

打个简单的比如：现在这些能人村干，类似饭店大厨，可以烧出来一桌子好饭好菜，但烧菜的油盐味精，都凭的是感觉。

我原来对老家岳西有一个建议，但一直没有人真正落地，就是针对村级干部，编辑《乡村振兴实务教程》，要求一堂课一堂课的学习，并且要考试，甚至评级，把乡村振兴模块化，虽然未必保证，每个村干都是人才，但一定会有人才挖掘出来。

有一件事，不吐不快。据说某县山区，发展香榧栽种，这是好事。

香榧在干果产品里面，属于高档品，甚至算是奢侈品，一斤好品质的香榧，价格都在百元以上，甚至贵过临安的山核桃。

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执行层面却搞岔了。据说，县里接受外来资本，首先是从农民的手中流转山场，这些山场，农民只要同意流转，一亩据说就几十元。

农民中有同意的，多数是常年在外面打工的人群，他们觉得平时也不在家里，同意流转，至少一次性可以拿一笔几千块钱的收入，也有在家的农民不同意，结果闹出来很大的矛盾。

我记得很多年前，也给浙江某地，策划过一个文旅项目，从经营上来说，很成功，项目开业后，基本人流不断，但后来发生一件事，让我对乡村振兴做了很多新的思考。

事情不复杂，项目经营不错，但村里的居民觉得，项目赚钱和自己没关系，甚至还对村民的生活产生干扰，所以，有一些村民组织起来：先是不让景区的垃圾清运车出景区，说景区外的道路，是村里修的，景区没有权利使用；二是还有一些过激的村民，竟然晚间毁坏了景区大门前道路的路灯。

当时项目老总跟我商谈怎么办？我的建议就两条：一是依照法律硬怼，毕竟，毁坏路灯等设施，是违法行为。但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报复行动；二是项目拿出来30%左右的股权分给全村有户口的村民，每年年底搞分红大会，钱不管多少，至少让村民觉得，这个项目和自己有关，自己也是获利者。

好在，这个项目的老板，听从了我的第二个建议，事情总算妥善解决。

其实，今天，好的项目，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老百姓的长期利益呢？村民变股民不是坏事。

要承认，今天我们安徽，很多村民会有一定的短视，但搞项目的要清楚，你今天一刀斩断，似乎是觉得后期不跟村民缠绕，少很多麻烦，但项目如果失败了，反而一片和谐，安定团结，而成功了，项目赚钱了，却反而可能是矛盾的开始。

今天，乡村振兴的合作社模式，依然是一个较好的，可以持续探索的模式，值得多方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