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之后

城市突然开始“民工荒”

务工的安徽人

似乎慢慢开始赚钱了

安徽农村迎来三个巨变

浙江各大城市，大约从2000年开始，开始出现了一个词汇，叫民工荒，甚至每年，到正月初七之后，由企业开始到安徽、四川、贵州、河南等务工大省的汽车站、火车站，直接包车接人。

城市劳动力供应不足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体力劳动者，特别是有手艺的体力劳动者，开始越来越值钱，2000年之后，媒体开始讨论，农民工工资超过白领的新闻，一个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开始能够达到4000-5000元，而当年，不少在公司普通的上班族，一个月也不过三四千的收入。

等到2010年之后，这个收入差距，更加明显，就以杭州为例，10年之后，装修行业技术工人的收入，每天达到400元以上，月入可以轻松过万，2020年之后，传言在杭州的一个会装修的泥水匠，工资月薪达2.5万。

安徽的民工，突然开始富起来了，随着民工收入的持续增加，很多民工的消费观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一是造房子，从2000年开始，2020年结束，安徽农村迎来三个巨大的变化：一是农村造房子，有了钱的安徽务工人，开始推倒父辈建造的土坯房，建造三层别墅楼，建房潮之中，当地政府也开始推波助澜，安徽很多农村，农民拆掉土坯房，建造别墅楼，政府会有相应的建房补贴；二是摩托车的普及，2000年之后，随着乡村公路的路网全面覆盖，摩托车这一价廉物美的交通工具，几乎在不到五年的时间，普及到千家万户；2010年之后，安徽农村开始普及小轿车，而且，农村小轿车的普及，其速度竟然远远超过当年摩托车的普及速度，很多安徽偏僻乡村，小轿车的普及速度，竟然可以达到90%以上。

富裕起来的安徽乡村

却开始怪相频出

有人调侃，富裕起来的安徽农村，过年务工人员的回乡开始成了夸富会。

没有从精神层面真正富裕起来的安徽务工人，过年回乡，三个一群，五个一组，本来在乡村长大的二狗子，开始走路、说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起路来趾高气昂，说话口吻都有了官腔，大家嘴上谦虚，心里暗暗较劲，一是比车子，大家要暗暗打听，谁买的车子多少钱？二是比职业，安徽人说某某人混得不错的标志，就是手下有人，“我手下管几十个人”，成了成功的标志。当然，如果你说在城里有公司，自己是老板，又压倒一批人。

还有一种攀比，委实更加令人哭笑不得，就是过年放烟花炮仗，年三十晚上放烟花，大家也能暗暗较劲，大家比赛，谁家放的烟花好看，谁放的时间长！

时刻不忘炫耀自己的安徽务工人，似乎过年忘记回家的一个最本质的目的，是多陪陪亲人，陪陪父母说说闲话。过年，很多老人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每天，做好吃好喝的，伺候从城里回到家的“大爷”。

很多务工人回乡过年，加上因为有私家车，出行便利，开始喜欢每天邀请几个所谓朋友聚一起，美名曰是一年不见，甚是想念，其实真实目的，大家心知肚明，还有更不好的风气，是大家聚一起，也没什么高尚话题好谈，打牌或者麻将，就成了其重要的娱乐方式，部分回乡务工人，一个年就可能输掉半年在城市里幸苦的收入。

真正从精神层面富起来

成了今天安徽务工人

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然，从贫穷到短时间的富有，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变得爱慕虚荣，浮夸，不能说仅是安徽现象。

当年刚富裕起来的浙江温州人，也刮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浮夸风”，脖子上大金链子，手上好几个戒指，成了温州人的土豪标志。

好在，随着文化素质的缓慢提升，土豪的温州人，开始慢慢发现，这种炫耀，反而成了没文化暴发户的标志，从企业老板开始，大家慢慢地收起了金链子，把这些饰品锁进了保险箱。

安徽务工人，真正开始有了点钱，其时间准确的说，不过十几年，而且，这十几年，不是因为安徽人突然聪明了，有商业头脑了，仅仅是是市场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江浙沪的很多城市，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安徽人愿意做，苦力、匠人，成了市场的“短缺人才”，所以，收入每年在快速提升，这并不代表我们安徽人的眼界提升了，观念革新了。

我们每一个安徽人，真正地迎来质的变化，是无论贫富贵贱，能够收获内心真正的安宁。

穷人最可怕的，是有钱了，结果穷人的思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