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在惊魂中注定——梦魇般的知青岁月

1969年春节刚过，尽管重庆红港还被严冬的寒冷裹挟，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聚集在了两江交汇的码头。随着催人激奋的汽笛声响，重庆30中学200多个初中学生将登船远去，奔赴川东南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干革命。

几艘停靠在码头的“东方红”客轮，挂出了要到达的地名：涪陵、丰都、万县。

我们学校的学生分配到武隆县，我落户在火炉区火炉公社第三生产队。起初生产队共有4个知青，两男两女。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竟被安置到生产队一废弃了的大猪圈的灶房住。队长的说法是，让我们暂时住下来，等农闲了再给我们修房子。但此后两三年，其中3个知青因家庭出身“红”，又是重庆铁路局职工的子女，都先后被铁路局招回重庆了，为此，生产队长根本就没考虑给我修房子了。为了也有回重庆的那一天，我不但没期盼生产队给我修知青屋，还更加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通过表现好来争取早日回城。可我的努力都成泡影，只要重庆来招工的人一政治审查，查我的家庭出身，就会说我是“黑五类”出身，不予考虑。

时光飞驰如电，从我们背起行囊，进入武陵山乡，转眼间我上山下乡五年了。

1975年初夏，就在我日夜期盼调回重庆时，我收到妈妈来信，告知父亲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贼船，尽管交待了多次，仍过不了关。我不知所措，难道我这个“狗崽子”真的会永世不得翻身？注定要在武陵山中为前辈赎罪吗？

还没下乡时看大字报得知，1949年罗广斌是从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放出来的。尽管他与杨益言在1961年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但据文联造反派红卫兵揭发出来，他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大叛徒、大特务，所以文革一开始他就自杀了。又因罗广斌与我父亲都在文联工作，我们又是邻居，所以造反派就认定父亲上了贼船。

此后，我被“罗广斌叛徒集团”笼罩在父亲头上的阴影所困，但我又竭力要从这一困境中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农民一道，投入到繁忙的农耕之中，早起晚睡觉，让“黑五类”狗崽子的阴影苦恼被雨水融化、山风吹去。一段时间，浸种耕田、挖土点豆、疲于农忙的我，似乎真的忘记了父亲的“罪行”带给我的悲泣和绝望。

下乡后与知青集体合影

时至1975年农忙时节，农民说：春争日，夏争时，“三夏”大忙季节，要忙于夏收、夏种。于是，我与社员们一道，起早贪黑，在田间地头忙农活。

一天吃过晚饭，我感到疲劳倦怠、精神不振，想早早休息，就上床吹熄煤油灯睡觉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看见窗外射进来一道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让黑黝黝的灶房生辉。顿时，我精神为之一震，好亮的月亮！我情不自禁地披起衣服冲出灶房，跑到坝子去看。此时整个山湾笼罩在月光下，连绵起伏的山峦林木若隐若现，尤如夜色中的仙境，叫人好陶醉。我突然想到山下溪沟中洗澡，爽快一番。

于是，我一路小跑着冲到了马鞍山前的溪沟边。哇，月亮下的山湾好热闹！溪沟里潺潺的流水声，石头下呱呱的蛙叫声，草丛中吱吱的昆虫鸣叫声，让我一下兴奋起来。我东张西望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便脱掉衣裤，卟咚一声跳进了溪水。好凉快、清爽呀！下乡几年了，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洗过澡。我在溪水中翻来覆去搓洗、拍打，狠不得将身上的汗渍污垢全洗掉。搓搓洗洗一会儿后，全身终于清爽了。我就甩开手臂，拿出曾横渡长江的兴奋劲，在只有约七、八米宽的溪沟里游来游去。不知过了多久，过足了瘾的我，一个腾翻，仰面朝天，躺在水上观赏起明月来。

突然，我感到背上被什么东西啄了一下，下意识地翻过身，月光下的梦被打断了。

我不知道，就在我舒坦地躺在大青石上遐想时，不远的小路上，正走过来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这人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代永胜，他去喝了亲戚家的生日酒，正好回生产队路过这里。在离溪沟不远时，他突然看到前方溪沟中的大青石上，有一个人，在熠熠生辉的月光下躺着。他一下清醒过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溪沟边，逼近大青石。他认出来了，是队里的女知青杨嘉琳！

他见浑然不知的我坐起来去拿衣服，他便几大步冲过来，猛然从我身后用右手紧紧捂住我的嘴，左手将我拦腰抱住，用自己的身躯重重的将我压在下面，再用酒气熏天的嘴堵住我的嘴，随即用粗糙的右手抓住我的右乳房，左手将裤子扯开。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骇得全身瘫软的我，只觉一根坚硬的、热辣辣的东西，迅速插进了我被溪水泡得冰凉的下体内，我的全身像被高压电击一般骤然紧缩起来，但不管我如何收缩自己的身躯，我仍然感到下身被撕裂、被撞击，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感，我想挣扎，但被他死死的压在下面动弹不得。

代队长酒酣性热后，一个翻滚下了大青石，提起他的裤子，对蜷缩在大青石上瑟瑟发抖的我说：“杨嘉琳，哭啥子嘛，你给我搞好了，二天我给你多记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保证你不饿肚皮。我走了，我们下次还来……”说着就大大咧咧地走了。

看见代队长走远，我战战兢兢地急忙穿衣服，呀，怎么下身粘糊糊的？我一摸，有血，再看大青石上，也有血，我顿时感到眼前有些昏天黑地，我……我……我今后怎么见人呀？但我又必须赶快逃走，怕代队长返回来。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在溪沟里捧起两捧水，把大青石上的血冲干净后，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回了灶房。

那一夜，我一直心慌意乱、无法入睡。我越想思绪越纷乱，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贼船，我在农村又乱搞男女关系，完了，完了，我和我的家人将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今后怎么办呀？？

当窗外传来公鸡的第一声鸣叫，我的头已痛得像要炸裂，肯定是遭溪水凉邪又遭侵淫惊骇，我直觉体热骨痛，浑浑噩噩，还发烧梦呓。我感到自己已经堕入深渊，在迷迷糊糊中又昏睡过去。

此后两天，生产队与我最亲近的田婆婆看我没出工，她有些奇怪，杨嘉琳跑哪去了？便从山下爬上山梁来灶房看我。她看我躺在床上昏睡，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不敢给他讲前晚发生的事，只说头痛感冒了。田婆婆用湿毛巾搭在我的头上，然后又去摘把竹叶来给我冲水喝，再熬盆姜水给我烫脚，还煮包谷稀饭给我吃。四、五天功夫，我在田婆婆的调理下，四肢酸痛减轻，不再忽冷忽热，想吃东西了。

惊骇后的我非常感激田婆婆，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在我遭遇强暴无助时，给了我母亲般的爱。此后，我总想把溪沟边的事告诉田婆婆，但又说不出口——如果一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了，我还有脸呆下去？

但令我想不到的是，上坡出工后，代队长只要看到我，就对我出奇的好，总要靠近我，给我说上两句令人难堪的话，还要开下流玩笑，并有意无意暗示他的淫欲。我时常感到被羞辱，但我又不知所措。有一天赶场，走在半路的我，突然被后面追上来的代队长拉住，他大言不惭地说：“杨嘉琳，走慢点，给你说，你给我好，你不得吃亏。想不饿肚子，我一年多给你记点工分，多分点粮食。听见没有，我今晚到你灶房来，你要开门哟。” 

听到代队长这么说，我只觉大脑“嗡”的一声，浑身颤抖起来。我惊慌地甩掉代队长的手，转身往生产队跑，我想躲开他，甩掉他，但代队长在我身后说：“杨嘉琳，看你识不识好歹，要想有饭吃，今晚就给我开门。”

跑回灶房的我，一头栽到床上，哇哇的大哭起来。怎么办呀？怎么办？我孤身一人住在大猪圈灶房里，难道会被代队长像鬼魂一样纠缠上？

哭了一阵后，哭得筋疲力尽的我，想到公社去上告，但我又没有胆量，代队长我都得罪得起吗？他不仅是一队之长，还掌握着生产队的财物大权，每个社员、每个家庭一年工分算多少、粮食分多少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是秋后算帐，整我，故意少算工分少分粮食，我今后莫说吃米饭，连红苕洋芋都不够吃呀！但不去上告，我又怕阴魂附体，从此被他霸占！告？还是不告？我不知所措……

尽管我从此小心翼翼，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天晚上，我在灶房烧火煮红苕，柴禾没了，我开门出去抱柴禾，但就在我抱起柴禾进屋时，一个人从我背后突然狠狠地将我推了一下，然后，将屋门砰的一声关过去，转过身，又把我手中的柴禾一掀，吹灭煤油灯，抱起我往床上一摔，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

惊恐失色的我正要大喊救命时，他用嘴堵住了我的嘴，此时，我本能地用手紧紧捂住裤子的扣子，我知道，肯定又是代队长这个流氓，但我不敢睁眼睛，不敢相信，这次又让他得逞了。被压在下面的我根本无力反抗，在他疯狂地撕扯下，我的裤子很快被撕开，第二次被……

到了下半夜，他终于精疲力竭，才提起裤子站起来，边穿裤子边对蜷缩着的我说：“听到没得，你跟我好你不遭饿肚子，二天我来你就开门哟。” 说完，他跨出门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我身心再次遭到重创，两腿发麻，半天动弹不得，只有躺在床上呜呜的哭。边哭边想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保护我，今后……我该啷个办呀？一种恐惧把我紧紧地包裹起来，我感到无所依靠。我抓起被盖，将自己全身缩进去，仿佛只有这样，我才有安全感。但当我伸出头，我又感到孤独的恐惧，我还敢一个人住在这灶房里吗？就这样，我折腾到天亮。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生产队的社员田小磊，他家是贫下中农，一个年迈的父亲，两个儿子，大儿子田小磊身强力壮，是生产队耕田种地的好把手，他的兄弟是个十多岁的少年，三个男人，总能保护我，给我安全感吧。于是，我很快做出了一个震动全生产队的决定：我要搬到田小磊家去住，你代队长说田家穷得提裤裆，我宁愿跟到他们饿肚皮也不愿让你代队长霸占！

不过，我搬到田小磊家的消息，很快让生产队炸开了锅，社员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肯定是田小磊的爸急于想娶个媳妇进门；有的说：肯定是田婆婆做媒，让田小磊攀个城里人。反正，猜东猜西，什么说法都有。

但代队长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到田家。

为了寻求人身保护，我已经不顾一切了，管他东家长西家短，我也要违反农村习俗，搬进田小磊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躲得了那大坏蛋的淫威。

转眼，到了年终结算工分分粮食的时候了。我想我当年分得的红苕洋芋包谷按工分看，可能差四、五个月吧，如果妈妈寄点粮票来，勉强够吃一年。我不会亏田家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什么。但当秋收后分粮食时，我的工分、粮食真的被代队长扣克了，当听到我的分配数时，我算了算，还差半年多的粮食，我怎么分这么少？但在会上，我不敢当场提出质疑，我强忍着泪水，冲出了会场。

坐在一旁的田小磊看见我突然跑出会场，有些诧异，便跟了出来。他见我一路小跑着跑回了他的家，他也紧跟在后面。只见我一进房门就传出哭声，田小磊一下站住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但他又本能地意识到，肯定是代队长欺负了我，因代队长一直不高兴她我搬进他家，为此代队长见到他就挖苦他，嘲讽他。他跨进了门，赶忙点亮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见我坐在火塘边捂着脸在哭，他不知说什么才能劝住我。

煤油灯亮了，我抬起头，田小磊正站在火塘的另一边，用惊异的眼睛看着我。我赶忙抹去眼泪，止住哭泣。我看见煤油灯下田小磊清纯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善良，我忍不住向他述说了代队长对我的奸污和报复。

田小磊边听边将火塘中的柴火点燃，他眼睛盯着火苗，似乎不敢抬头看我。等我讲到这次算工分分粮食，代队长报复我、有意将工分少算几百分、使分得的粮食只够吃半年时，田小磊说：“不怕，你住在我家里，我们有吃你有吃，不怕他龟儿子整！”

田小磊的话，让人感到温暖，我说：“我知道，你们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我怎么好……”

“不要想多了，反正我们有吃你有吃。”田小磊说。

透过火光，我看见田小磊眼睛里透出来的“男人气”。

到了赶场天，吃过早饭，我就赶场去了。待我走到松林坡时，突然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我停下来转过头一看，哎呀，又是代队长。我赶忙靠到一边，让他过去，但代队长偏偏停在了我的面前。他昂着头说：“你明年的日子不好过呀，不要学田小磊那卵人他妈，当饿死鬼。”

我把脸扭到一边，代队长又威胁地说：“你不想饿肚皮还来得及，你搬回灶房，跟我好，我保证你明年不饿肚子。”

但我就是不听从他，我转身往回跑去。这时，代队长在背后留下狠话：

“好，我们走着看，看你杨嘉琳狠，还是我狠！你要当田家的饿死鬼，田家那三个龟儿子也要跟到你当饿死鬼，到时，看哪个龟儿子来求我。”

我被代队长放出的狠话吓住了，我停下脚步，回过头去说：“我的事不关田家的事，你要整就整我一个人。”

代队长“嘿嘿”地冷笑了两声：“你不是要当田家的媳妇吗？你挨饿田家也要跟到挨饿，除非你搬出田家，大家都有饭吃。”

听到威逼恫吓的话，我怒火中烧，这个流氓不仅要整我，他还要整田家三爷子，我忍不住想冲上去撕破他的嘴！但代队长反而逼近了我，我又不得不往回跑，我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这天晚上，我把代队长白天威胁我的话告诉了田小磊。

田小磊知道代家在生产队里有权有势，平时都是惹不起躲得起。但眼下，因为我遭遇代队长欺辱，没人能保护，田小磊说：“不理他，你住在我们家里，我们有吃你有吃。”

田小磊话虽不多，但令人心暖，不过又让我不安：代队长心毒手黑，他让我饿肚子，还要整田家跟到我饿肚子！我怎么能把田家拖下水？他们的母亲那三年不就是饿死的吗？不！不！我不能把他们再拖下水！这一夜，我痛苦地在床上翻滚着，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搬出田家，自己肯定落入代队长的手；不搬出田家，田家又会被自己拖入饥饿的境地。怎么办？怎么办呀？终于，在第一声鸡叫时，我下定决心，上告！到区革委上告！宁愿自己名誉扫地也要上告！

我翻身起来，点亮煤油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一口气写下了上告信。

我到区革委将信直接交给了区武装部秦部长，秦部长向我保证，任何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区武装部都要进行法办。

果然，几天后，代队长被抓。他在区武装部战战兢兢地交待了自己奸污女知青的罪行。作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坏份子，他在场上召开的批斗宣判大会上被判刑3年。

笼罩在我身上的恐惧终于消除，我又搬回了自己住的灶房。

但我突然感到，我对田小磊的家产生了一种依恋，他们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在我无助的时候能找到支撑，而田小磊的质朴、助人也总让我快乐、无忧。不知不觉中，我产生了一种依恋，一种对田家的依恋。

春节快到了，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决心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想法告之他们。

这封信，无疑像一颗炸弹，“炸”得全家都蒙了。

姐姐拿着我的信，大声地嚷着：“她疯了，疯了！她真的要脱胎换骨，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哪有她这样革命的？我看出身好的知青也没有哪个扎根农村一辈的！”妈妈则急着让爸爸给我写信，要阻止我的“革命行动”。她说：“己经有好多知青调回重庆了，她就没有耐心等一等？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但多想想办法，万一今后政策宽松了，她可能还是有机会调回来，她怎么就稳不起，要和农民结婚了？作孽呀！”

爸爸在全家人的催促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信：望嘉琳好好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婚姻问题嘛，因人还年轻，暂且不考虑，今后如果政策宽松了，还是争取调回重庆，回到亲人的身边，再考虑婚姻也不迟。

这封信带着全家人的企盼和好言规劝，寄到了我的手中。但我读到这封信后，只能仰天长叹，我已没有了回天之力！家里人哪里知道呀，自己走到这一步，是万般无奈之举，是没有出路的路呀！在煤油灯下，我给家人写了一封老实交待的信：

尤如一道晴天霹雳，破灭了全家人对我的期盼，让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是父亲理性些，说：“木已成舟，我们还是给嘉琳写封信，一来祝贺她，二来勉励她。另外，还要考虑给她寄些钱和粮票。”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好吧，要考虑送些婚礼。问问他们多久结婚？我们需要去吗？”

到了赶场天，我收到爸爸来信。当我读完信后，如释重负，父母终于理解了自己，同意我的婚事。当天晚上，我就给他们回信，说我什么婚礼都不要，只是寄些钱和粮票来，因为我们要准备建新房子，正缺钱缺粮食。另外，我也不要他们到农村来，我怕的是，他们看见自己落户农村住的是大猪圈的灶房，又看见田小磊家的贫寒和他的无文化，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说：等到春节时，我和田小磊一道回重庆看望家人。

木已成舟，爸爸妈妈按我的愿望，寄来了60元钱，30斤四川省粮票，另外，还买了一床新被盖。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曾落户一个大队后调回重庆的陈娟来信，她在信中很惊讶地说：

嘉琳姐，听说你要和农民结婚？不懂你呀？龙潭那么多知青都要拼命调回重庆，托关系的、开后门的，还有拿钱进贡的。谁愿意一辈子留在农村呀？你愿意一辈子留在武陵山野中？你不是曾经说，那里看不到一本书，看不到一场电影吗？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你过去在学校是那么喜欢打篮球、跳舞、写诗、学马列。现在呢，要嫁给一个农民，去当农村媳妇，一天到晚打猪草喂猪、背娃儿上坡，你愿意这样一辈子吗？我看不懂你，你还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那些出身在工农家庭的，也没有一个愿意留在农村的！

陈娟想阻止我的“革命行动”，但晚了，我已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了。

这一夜，我的泪水湿透了枕巾。我知道，自己从此远离城市文明。每天，能做的，就是和农民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知耕作收获，又像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养猪喂鸡。

一年后，我生下贫下中农的儿子。 

在此后的几年，我们公社所剩无几的知青都通过各种关系，调回了重庆，我虽有了一个家，但感到越来越孤独。

然而就在我上山下乡第十个年头，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发生了：云南支边知青为了争取回到城市回到家，发起了罢工、大返城运动，并北上京城请愿抗争。而正是这一返城抗争运动，国务院知青办在1979年春节前出了6号文件，为全国还滞留农村和边疆的知青打开了回城的大门：可以通过办理病退、困退返城，也可以顶替退休的父母亲。

这一喜讯来得太突然了，就在我已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时，云南知青发起的返城运动终于让我也能回到重庆了。但我已成家，田小磊怎么办？他是本地农民，不能进城呀。

面对如此难题，田小磊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支持我回城，更愿意我带着儿子回到城市。他虽然自己不能进城，仍是耕田种地的农民，但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转为城里人。

终于，1979年2月，我告别了10年的知青生活，吿别了武陵山野，告别了田小磊，带着儿子回到了重庆，回到了家！

一年后，我和田小磊终因他不能进城、我又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协议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