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导演，在香港上映33天累计总票房突破1833万港币；同时更是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终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女配角奖三项大奖。尽管有奖项背书，却依旧内地遇冷，水土不服，最终票房仅1000多万。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内地观众对于港片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则是其文本的严肃性与压抑感。现实主义题材在内地市场仍面临挑战，尤其是涉及到严肃的社会议题和敏感话题。
《白日之下》影片直指香港体制问题：性侵、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残疾人困境、人口密度等等，以真实事件改编——2014年，香港“康桥之家”发生的不幸，直到2024年才在法律的长河中得到了迟来的正义。电影与现实在此刻形成互文，每个人都将面临老去的一天，而当这一天来临，我们是否也只能成为社会的“包袱”？
也许文本本身就足够残酷，导演在影像处理和声音设计上却颇有李沧东之味，以一种“诗性表达”产生具有意象或象征意味的文本，在绵长的诗意与美感背后是极致的冷峻与悲情。影片中，水的意象成为老年人困境的象征：海浪的淹没、护工的冲洗、露天平台的洗礼，似乎是一场死水席卷着人的尊严。
导演努力将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遗憾的是，结尾的粗疏处理以及章院长承担的“转移功能”使得观众往往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制度。《白日之下》与之前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壮》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体或者是某一集体，而遮盖住了真正的社会制度问题。
对于导演曾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简君晋确实成功了一大半，《白日之下》囊括诸多议题，却处理地恰到好处，并未刻意煽情，而能够让人信服、让人动容。更重要的是，《白日之下》呈现的是一个当下媒体纵横、全球娱乐化下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遮蔽，现实背后的无限悲情难以被凝视。
颇为玩味的是，《白日之下》在内地的票房如此之低再一次说明了残酷写实风格的电影在当下内地电影市场的格格不入。也许，诸如兼具娱乐与写实风格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之类才是所谓“制胜法宝”？
香港电影素有写实传统，从新浪潮写手的《半边人》《笼民》《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等放弃了商业诉求的拳头和枕头，从日常生活细节寻找素材，映像香港人的生活境遇和心理体验。而近年的香港电影再一次激活了这一传统，涌现出《踏血寻梅》《一念无明》《翠丝》《金都》《叔·叔》《浊水漂流》《智齿》等一系列文本。
这些电影兼具悲情与温情，更多将镜头置于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同性恋者、老人、移民、残疾人等，以松散的日常化叙事再现现实，但有时无法抵挡道德化或者戏剧化诱惑而呈现出情节剧倾向，往往将艰难的社会现实进行浪漫化处理。
极致写实的电影关注的是人物，没有把故事建构在场景以及剧情的发展上，而是建构在生命、事物和现实上。值得肯定的是，《白日之下》真正深入边缘人群的生活，去展现他们的诉求和生命体验，影片中不断讲述的关于“尊严”也是导演拍摄的态度。同时登陆内地影院的《年少日记》同样如此，影片探讨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家庭病根，将家庭内部的隐形食物链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从一批香港导演陆续北上后，香港电影本土影业的更加踟蹰不前，尤其是“港片已死”的嚣声四起。香港电影开始青年电影扶持计划，“电影发展基金”与“鲜浪潮计划”助力中小成本的电影制作，已初见成效，作品水平不仅工业化程度高，更着意强调打造香港自己本土的人文景观。
《一念无明》的黄进导演、《点五步》的陈志发导演、《黄金花》的陈大利导演等脱颖而出。他们虽然拍摄的题材各不相同，却有着很多一致之处——边缘叙事、怀旧情结，以及人物的宿命感等，这些都集中体现出新一代香港影人的现代性创作的新选择。
而《白日之下》的导演也坦言：当年找投资的时候，非常困难，前后找了5间公司，直到古天乐的天下一电影公司，才得以开拍，这其中要多靠监制尔冬升的牵线。可见，新一代导演在拍片时面临的困境。
而不仅如此，两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在内地遇冷更强调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危机所在——眼下的困境需要电影公司们做出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坚守本土市场，还是向内地市场靠拢？除了合拍片之外，香港电影的出路到底何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香港电影人还在拍片，香港电影就永远不死。不论是《白日之下》还是《年少日记》，又或者是郑保瑞新作《九龙城寨之围城》都说明香港电影人一代承继一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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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赵敏
排版：王新然
编辑：留白
责任编辑：Xa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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