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变形”是为了抵达和加深“语言真实”，拓展想象力的极限。
文化
2024-10-11 19:0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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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中的细节不是日常刻板的镜像，而是在写作者的凝视和观照中发生了变形。由此，我们必须正视诗歌的“变形”法则。“变形”不是吸引眼球的噱头，更不是装神弄鬼不说“人话”，而是为了抵达和加深“语言真实”，拓展想象力的极限。里尔克说：“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我们是那不可见的蜜蜂，我们任性地收集不可见的蜂蜜，把它们储藏在不可见物的金色的大蜂巢里。”（《说明》）不可见之物更具有本质和原初的力量，而这又是终极意义上的存在问题，而对不可见之物予以关注的诗歌必然具有记忆和唤醒的功能，“这种对不可见之物的附着，便是原初的诗歌，就是使我们会对我们内在深处的命运关注的诗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对死的静观》）正是得益于这一“变形”能力，诗人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和逝去之物得以在词语和细节中现身，就如我们在梦中见到那些逝去的一切重新回来一样。说到诗人的“精神出处”，我们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他们写作中的“故乡空间”。这一特殊的精神世界和修辞空间关乎他的个人成长史和写作发生史，关乎他前现代性的母体与乡愁，关乎一个写作者的伦理和操守。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会接踵而至。考察一个人的写作，最终还是要凭借语言活力、写作效力、思想载力以及精神膂力。我认同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评价，“他从审美的角度看家乡人，并不因世俗的道德观念对他们苛求责备”（《他是凤凰人》）。我想这句话也应该适用于其他诗人关于“故乡”以及身份的写作。而反过来看，沈从文一生的人生教育和文学教育恰恰不是来自某个人和某个学校，而是来自湘西的山野河流。这是精神的母体和最初的胎教。我的耳边响起的是那个湘西人一直强调的“我总是那么想，一条河对于人太有用处了”（沈从文）。正如当年海德格尔所说：“唯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词与物”是在诗歌的场域中进行的。这涉及词语和物体系的连贯性、相似性以及差异性、经验性区分，甚至在一些优异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那里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画像”“紊乱的路径”“奇异的场所”“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交往”。罗兰·巴特就认为每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词语背后都是隐含的复杂的地质构造，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也会因为二者在不同时代所处的具体处境而发生诸多非文学的变化与龃龉，尤其是当世界发生巨变而激荡不已的时刻。“词与物”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写作语境中变得愈加紧迫。这不只是与写作观念有关，更与社会生活、时代情势和整体写作方向有关，“观念对于社会生活这部庞大机器来说好比机油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是站在涡轮机前用机油浇它，而只需往看不见但必须知道的铆钉接口里注入一点点机油”（瓦尔特·本雅明《单向街》）。这让人们思考的是现实中的焦虑、分裂、挫败感、道德丧乱、精神离乱以及丰富的痛苦与写作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些精神性的体验是否在文本世界中得以最为充分和完备的体现。
（节选自《诗日子：日常诗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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