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以“仿古、新古、集古”为主题，聚焦山东晚期铜器，以复古传统为基础并融入现代审美和文化元素，从而展示了其从神圣礼制到世俗生活的演进过程，凸显了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特点。同时，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样的展示形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关键词：山东博物馆；晚期铜器；策展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瑰宝，被誉为“国之重器”，既见证了技术文明的发展，又承载着文化的传承创新。山东博物馆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秉承守正创新的理念，以晚期铜器“仿古、新古、集古”为主题，精心策划了“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展览展现了晚期铜器从神圣礼制到世俗生活的演进过程，凸显了其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特点。以礼乐、祭祀展现复古，同时融入文人审美和古玩清供，展现了当世创新的风采。展览特色鲜明，既丰富了国内晚期铜器研究的内容，也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晚期铜器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冷门，但仍有个别博物馆举办相关展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2020年的“鉴古”展，展示了乾隆朝宫廷铜器及其与古代青铜器的关系；湖南省博物馆在2013年[1]和2020年推出“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和“稽古维新——湖南晚期铜器艺术展”，强调铜器艺术的复兴与创新；2015年，深圳博物馆引进湖南省博物馆宋元明时期铜器与金银器办展；杭州博物馆则在2023年以“与古为新”为主题，探讨杭州在中国礼制与尚古文化中的作用。这些展览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晚期铜器的多样面貌与文化意义。
依托山东博物馆丰富的晚期铜器藏品资源，在加强研究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以学术为支撑，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力图将这些原本深藏于库房中的文物呈现给大家。与上述各展览强调晚期铜器或“仿古”或“维新”不同，本展览将焦点集中在晚期铜器的复古传统与当世创新上，从晚期铜器参与礼乐制度和祭祀仪式来表现其复古传统，从文人审美、古玩清供来观察宋元明清时期铜器的当世创新，在强调晚期铜器传承性的同时，也强调其“因时而异”的创新性。
自20世纪叙事学兴起以来，它在西方博物馆领域便备受瞩目。叙事学以其独特的方法论，为展览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不再是简单的展品陈列，而是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叙事之旅。展览以6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拉开帷幕，精心划分为“仿古的执着”“新古的变革”与“集古的大成”三大版块，共展出了230余件（组）文物。整个展览紧密贴合时代的历史文化脉络，不仅充分展现了晚期铜器的厚重历史感和鲜活生命力，更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一一呈现于观众面前。
01.仿古
宋元明清时，仿古铜器链接起了“当时”与“先秦三代”，既承载着儒家士子“复古”的政治理想价值、文人雅士再造古典风格的审美情趣，又在祖宗先贤的祭祀场所和“反古复始”的宗庙礼仪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引作用。以上种种精神和价值追求凝聚在一起，伴随着金石学的风潮，转化为对“仿古”的求索。这种求索在祭祀礼乐器的规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元明清时期，在文庙、孟庙、周公庙、东岳庙以及大家族的祠庙中，仍有铜制礼乐器以供祭祀供奉，以符合“先王之道”的铜礼器祭祀孔孟、先祖，也契合了儒家的“复古”内涵和传统孝道。为此，该展综合了省内孔子博物馆、济南、青岛等9家博物馆的80件典型器物，时代上涵盖宋元明清，内容上涉及尼山书院、兖州府学、周公庙、巨野县学、潍县相府陈氏家祠等，将晚期铜器礼器功用做了扎实再现。
02.新古
复古风尚在宋元时期催发了“以古为名”的铜器新变革。宋元时期，古铜礼器不再单纯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开始向着世俗化和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其显著变化是器物用途的改变：鼎、簋等炊食器被用作香炉，壶、尊、觚等酒器被作为花器，还有一些先秦铜器彻底脱离使用情境，转换为陈列器和古玩。[2]随着古玩市场的发展，更有“制务法古”的仿制铜器被制造出来。“法古”却不“泥古”，这些仿制铜器在质地、造型、纹饰、颜色、工艺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了新古器、嵌金银铜器，随之而来的是铜器铸造工艺的发展和铜器仿制业的繁荣。
03.集古
集古主要展示的是明清时期的宣德炉。在这部分，精选上展了造型不同、色彩不一的各式宣德款藏品25件，以期拉近观众与历史的距离，实现与观众情感的同频共振。在晚期铜器的品类中，宣德炉的出现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令工部、礼部利用暹罗国所进贡的数万斤风磨铜铸制祭祀用器，传以《宣和博古图》等典籍中收录的三代铜器为蓝本，铸造出名冠天下、垂范后世的宣德炉。宣德四年（1429）以后，风磨铜等原料即告用尽，官铸宣德炉或许仅此一批。由于铸造精美，宣德五年（1430），市面上便已经开始出现宣德炉仿品。明清文人对宣德炉的追捧不但没有随着仿品宣德炉的出现而消逝，反而更加高涨，促进了宣德炉仿制业的发展，使“宣德炉”被重构成为一种艺术风格和文化符号，成为当时的“古玩之首”。
展览以晚期铜器为主题，展品跨越千余年历史。我们精选了省内元明清时期纪年款精品铜器，特别聚焦庙学祭器，深入挖掘其深厚内涵。共展出涉及11座庙学、涵盖15个历史年份的器物，包括纪年款及铭文铜器与富含历史信息的祭祀礼器。我们整合历史知识，以通俗方式呈现文物故事。同时，通过展品组合构建东岳庙、甪端、科举口彩等小主题，丰富展览内容，强化文物关联性与系统性。
01.难点突破
晚期铜器的一大难点在于器物的断代。此次展览，展出了涉及山东省内11座庙学、涵盖15个历史年份的器物，其中元代2个、明代10个、清代3个，以明代仿古礼器数量最为丰富。这些铜器均有明确纪年款，部分铜器的纪年款及铭文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如，孔子博物馆明成化二十三年夔龙纹大方鼎[3]，高74、宽50厘米，重98千克。方鼎器身正面口沿铸楷书铭“宣圣庙”，背面口沿铸楷书铭“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吉日造”，两侧面中间方框内铸楷书铭文，另有“浙江嘉善铸匠王谟王全”刻款，这件方鼎将器物的铸造时间、使用地点、铸造人及产地信息全部涵盖，意义重大。这是曲阜孔庙现存最大的一件祭祀礼器，也是此次展线上最重要的一件铜鼎。我们将其以独立展柜的形式放置于展线关键节点处，以突出其地位，也凸显了明代成化年间尊孔尤盛的局面（图一）。
图一丨明成化二十三年 夔龙纹大方鼎及其组图
另一套清雍正庚戌年款祭器则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1724）阙里孔庙遭雷击发生大火，雍正帝派专人前去曲阜慰问祭奠，并由朝廷拨款，重新修建阙里，雍正八年（1730）秋八月告成，遣皇五子祭先师阙里、郡王祭崇圣祠，并颁赐由庄亲王允禄承做，广储司成造的登、簋、簠、铏、笾、豆、尊、爵等祭祀礼器。这一套清雍正庚戌年款祭器中，簋、簠、铏、豆、爵，或为雍正皇帝御赐留存至今。据研究，这批器物中的铏、簠、簋的制作或参照《阙里志》中的礼器图样式；爵、豆的制作样本或来源于《宣和博古图》。而主持者庄亲王允禄为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乾隆朝初年皆担重任，曾奉命参与乾隆年间《皇朝礼器图式》的编撰。如此，雍正八年这一祭器样式就被《皇朝礼器图式》继承并固定下来，成为清代礼器制作的经典样本。[4]
此外，还展出了兖州府文庙窖藏器群[5]、乾隆辛酉东昌府学铜钟、巨野文庙珐琅五供[6]等仿古礼乐器。这些器物组合，不但展示了古人尊崇礼制的文化传统，还为类证同类器物的时代提供了较好的佐证。
02.深入挖掘
为增加展览厚度，我们深入挖掘文物展品所承载的历史内涵，整合相关基本信息和历史知识，以通俗活泼的形式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明成化年间，文庙祭祀尤盛，作为重器的铜制礼乐器在祭祀中有着重要地位。临邑文庙是首次被完整介绍的一座庙学，在今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文庙始建于宋崇宁元年（1102），距今900余年，集庙、学功用于一体，数遭兵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旧址上修建了临邑第一中学。如今原文庙建筑群已荡然无存，仅在县志中绘有《学宫图》一幅，残存部分文字记载，文庙祭器亦流散各地。可贵的是，在省内山东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7]发现了9件临邑文庙款祭祀礼器，这些器物铭文与《临邑县志》记载一一对应，当为明成化癸巳年铸造临邑县文庙所使用。此次展览集齐了山东博物馆藏2件临邑县文庙铜簠、青岛市博物馆藏6件铜豆，另附以模型图表等形式，首次再现了临邑文庙祭祀器物布局。
鼎最常见的器型是三足两耳的圆鼎，四足的方鼎出现较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主要被作为礼器使用，到西周中期后便少见了。李公麟在《考古图》中将方鼎列为“彝五器”之一，是仿古制器的重要器形。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有言：“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这也成为宋以后人们执着不懈地制造仿古铜器的动力之一。新古部分展出了一件“宣和三年五月造”铜方鼎。这件方鼎腹部四角及腹壁中部均饰扉棱，已经丧失了最初遮挡范痕的作用，仅为装饰所用。尽管铭文记为“宣和三年”，但此鼎的铸造时代却最终被鉴定为清。这也说明晚期铜器在仿古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仅出现了仿古器物新造、古器新用，甚至还出现了宋仿春秋、清仿宋的“接力仿古”。
03.展品组合
为丰富展览内容，除晚期铜器发展这一主线外，我们还通过展品组合构建起许多与铜器相关的小主题，比如东岳庙、甪端、科举口彩等，强化了文物展品的关联性和系统性。
东岳庙因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而得名，明清时期遍布天下。馆藏有雍正三孔葫芦瓶、乾隆五岳铜方鼎及光绪辛巳（1881）冯廷珹绘五岳真形图3件藏品，皆可见有道教符篆“五岳真形图”符号，推测或与东岳庙有关，此次我们将其进行了组合展示（图二）。有趣的是，常见“五岳真形图”五岳排列顺序是，中为中岳，左上为北岳，左下为西岳，右上为东岳，右下为南岳；而雍正三孔葫芦瓶与乾隆五岳铜方鼎和光绪五岳真形图轴南岳和西岳的位置恰好相反，左下为南岳，右下为西岳，这可做进一步研究。
图二丨清乾隆 五岳铜方鼎及其组图
“甪端”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外形怪异，犀角、狮身、龙背、熊爪、鱼鳞、牛尾，足下常踏一蛇，好生恶杀，一日可行万八千里，又通晓四夷之语，承载着人们善美的理想和美好的祈愿，施施然出现在香炉顶上、镇纸上、印章上，成为中国古代吉祥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此次展览，我们集合馆藏大小不同、高度不一、形制有别的4件甪端，另借用青州市博物馆出土的明代甪端，组成了一个甪端群，进行了首秀展示。
明清时期科举取士盛行，馆藏有笔筒、笔架、镇纸类与文人相关的铜器藏品，以此为基础，深挖文物背后内涵，将作为镇纸的两只螃蟹组合起来，寓意为二甲传胪；结合传说将鎏金铜猪释读为金榜题名。为更具趣味，另配寓意科举考试顺利的一路莲科瓷瓶、蟾宫折桂花盆，构建了与科举考试气氛的完美搭配。
展览背景色彩体系精心设计，玉白为主，辅以中国紫、石青、㜗金，展现晚期铜器仿古、新古、集古脉络。古画巧妙融入展板及灯箱，强化文物与古人生活联系，提升叙事与审美效果。
01.色彩搭配
晚期铜器大多色泽发黑发暗，色调偏冷。为凸显文物特色，丰富视觉感受，此次展览设计在颜色上选择了以玉白为主的环境色，以人文色彩浓郁的中国紫、石青、㜗金穿插其中，形成以玉白为基础丰富包容的颜色基调。仿古部分选用中国传统色彩中作为尊贵象征的中国紫，以应对祭器之庄重与神秘；新古选用以石青作为主色调，石青色与铜器锈色相近，也是明清博古画中用作装饰的铜器常见色（图三）；集古选用铜器本色㜗金色作为底色，凸显器物本体沉淀之下的历史气息和人文底蕴。主环境色以特有色调“中国白”贯穿始终，为观众打造一个移步异色的参观体验。观众步入展厅，犹如进入一幅古朴典雅、古韵悠长的博古画卷。
图三丨新古器及其背景图
02.古画入景
为丰富展览展板及背景层次，我们将展柜文物作为视觉突出的焦点，从形式设计入手，选用众多古画作为展板背景、灯箱背景等辅助展项。这些古画在选择上注意审美与内涵并重，不仅讲究整体的和谐，还是展览叙事[8]的一部分，从绘画角度展示仿古铜器对古人祭祀、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比如在展示东岳庙相关文物的展柜上方，灯箱图案选用《康熙南巡图》第三卷的局部，展现康熙南巡至山东，从济南府经泰安州致礼泰山的场景，实现与展柜文物、展板文字相呼应。
展览以“学术引领”为核心，秉承“双创”精神，特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马今洪等业内专家深度参与，共同构建展览、学术会议、出版专著的学术体系。我们旨在通过这一体系，为晚期铜器的研究与展览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推动其深入发展。
在策展过程中，我们面临了晚期铜器断代问题的挑战。为此，我们邀请了专家对库房中的文物进行专项鉴定。经过严谨考证，专家们成功为300余件文物进行了断代。其中，数件文物的时代归属在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后有了新发现。如，一件旧藏铜方甗，原定为明仿周，但经专家从纹饰、铭文等角度鉴别后，认为其时代应为春秋早期；另一件铜扁壶，原账上记载为元代，但经多次对比类证，我们将其时代定为汉代。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铜器历史的认知，也为展览增添了更多看点。
展览开幕后，我们举办了全国性的“晚期铜器与金石学学术研讨会”。[9]会上，专家学者们以高水平发言展现了新的学术观点与务实内容，为晚期铜器研究指明了方向。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展览改造提升、馆藏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提供了学术支撑，也为晚期铜器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与学术研讨会的结合，实现专家与观众的共鉴。我们鼓励观众在欣赏精美铜器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不仅能够推动铜器研究的深入发展，还能让更多人领略到晚期铜器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也期待与各位专家学者、观众共同探讨铜器的未来发展之路。
道以成器，展览以跨越千年的文物为载体，实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我们深入挖掘藏品资源，其中80%的展品为首次亮相，向大家展示古人与古器、古人与历史的关系。器以载道，古人对于先秦青铜器的关注，不仅催生了仿古的晚期铜器，还寓古于新地创新了铜器种类用途与铸造技术。这些古物不仅承载着过去，还连接着未来，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实证。
希望借助这次展览，让观众用新时代的眼光关注晚期铜器，实现传统与精神的再次传承；也期待此次展览能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参考资料：
[1] 陈建明主编：《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中华书局，2013年。
[2] 参阅[美国]陆鹏亮：《法古·悦新——宋元明清的铜器取用》，刊于《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中华书局，2013年。
[3] 杨孝瑜：《曲阜孔庙旧存明代铜礼器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
[4] 俞珊瑛、布明虎：《曲阜孔庙雍正八年祭器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
[5] 董涛：《兖州明清府学文庙祭祀礼乐器窖藏》，《东方博物》2021年第3期。
[6] 布明虎、杨春纯：《巨野文庙与珐琅五供》，《大众考古》2020年第7期。
[7] 胡可佳、罗琦：《青岛市博物馆藏明成化祭祀礼器初步研究》，《东方博物》2021年第3期。
[8] 张晴：《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1962年以来中国美术馆的国家重大主题性和重大历史性展览策划与研究》，《美术研究》2023年第6期。
[9] 布明虎：《坚持学术立馆打造精品展览——“晚期铜器与金石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人文天下》2023年第12期。
作者：布明虎 本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4年第8期
摄影：周坤
编辑：韩瑞
审校：张琳
审发：李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