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共读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重要著作《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修订译本）》。在这本书中，薇依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人类需要有根，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与某些传统、文化、社群或土地建立深厚联系，这些联系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的凝聚力至关重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导致了许多人失去了这种根基，从而产生了异化和孤独感。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2.3—1943.8.23）本书写于薇依生命的最后一年——1943年，此时的法国正值战后重建的关键时刻。国家该如何建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派、法兰西民族该如何扎根？薇依用激情澎湃的文字，给出了她的答案。她认为，土地与归属感、社区与团结、传统与文化、劳动与尊严、社会正义与伦理，这些关系对于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通过恢复这些关系，可以重建一个更加和谐和公正的社会。本书不仅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人类未来的展望。
以下文字摘自《扎根》的第二部分，薇依详细阐述了“扎根状态”与“拔根”的因素及危害：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所谓自然的参与，指的就是由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各种极为不同的圈子之影响的交流，比起在自然周遭环境中的扎根，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某个特定的圈子必须接受外来的影响，不是作为一种“协助”（apport），而是作为一种使其自身生活更富张力的刺激剂。只有在消化了以后，它才能获得外来“协助”的营养，而作为个体的成员，只能通过这圈子才能接受这些营养。一位真正有价值的画家走进一座博物馆，其独创性便进一步得到加强。对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圈子而言，情况也是这样。每当有军事征服，都会出现拔根状态，在这意义上讲，征服总是坏的。当征服者作为移民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与原有的居民通婚并以他们的根为根时，拔根状态的程度最轻。比如说希伦人在希腊、凯尔特人在高卢，以及摩尔人在西班牙。但当征服者仍然是他们所获取土地上的外人，于臣服的人民而言，拔根状态便是种致命的疾病。出现大规模流放时，比如德国征服下的欧洲，比如在尼日尔湾；或者说当所有的本土传统受到野蛮毁灭时，比如在太平洋上的法国领地（如果我们必须相信高更和阿兰·热尔博的话）；那么拔根状态便会达到最为尖锐的程度。哪怕没有军事征服，金钱和经济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最后，一个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也能成为引起拔根状态的非常危险的因素。现如今，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撇开征服的问题，还有两种毒药使这一疾病蔓延开来。一是金钱。金钱渗透到哪里，就毁坏了哪里的根，用赢利的欲望替换掉所有的动机。金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欲望带向各种其他的动机，因为绝不需要太多的努力，人们就能注意到它。再没有比数目字更简单明了的了。有一种社会状况，全然且持续与金钱相挂钩，那就是薪酬，尤其是自从计件工资迫使每个工人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铜板的数目上以后。在这一社会状况下，拔根状态的疾病是最为尖锐的。贝尔纳诺斯写道，我们的工人并不像福特先生的工人那样是外来移民。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是移民。虽然待在同一地理区域，他们已经在道德上拔根了，被放逐，再被重新纳入（如在宽容的处境下）工作的岗位。当然，失业是次强的拔根状态。在哪里他们都没有家园感，无论是在工厂、在自己的住处、在自称代表他们利益的党派和工会中，还是在理智文化中——假如他们试图吸收它的话。文艺复兴在各处都挑起有教养的人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与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分离之后，文艺复兴使这割裂至少伸入到希腊的传统中。再往后，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没有得到恢复，希腊却被人遗忘了。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所谓有教养的圈子，但一方面却对人类的归宿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比如说，并不是四季都能看到所有的星座的。人们通常相信，如今一个乡下孩子，小学生，也比毕达哥拉斯懂得多，因为他会温顺地重复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人们在课堂上对他讲述的这个太阳，与他每日所见的太阳毫不相干。人们使他与他周围的世界相脱节，就像人们强迫波利尼西亚小孩鹦鹉学舌：“我们的祖先高卢人是金发的”，让他们与其自身历史相脱节。如今人们所说的教育大众，就是掌握这样一种现代文化。在一个如此封闭、有敏陷、对真理漠然无视的环境中培养起来，夺走它本可具有的珍贵财富—这一过程人们称之为通俗化—把其残余塞进愿意学习的不幸者的记忆中，就像一小又一小又地喂鸟。
再说，为学习而学习的愿望，即追求真理的愿望已变得非常罕见。文化和魅力已变得差不多具有社会排他性，一个农民会梦想他儿子能当上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希望他儿子是高师学生（normalien），到了社交界，人们则去奉承学者和名作家。
在学校里，考试纠缠着学生，如同工资纠缠着干计件活的工人。若一个农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想他之所以是农民，就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智力做学校教师，则这个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是有病的。
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混乱而多少有些错误的思想观念的大杂烩，在马克思之后就只剩下平庸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之作贡献的思想观念的大杂烩，于工人们而言同样是一种全然陌生、不可消化的外来物，此外其自身也丧失了营养价值，因为他们已经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倾空了几乎所有的真理。他们有时会加上品质更为低劣的科学性的通俗化。所有这些只能使工人的拔根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在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投身总是倾向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使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仅有部分被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
在现今各种拔根疾病的形式中，文化的拔根并不是最可忽视的。这一疾病的最初结果就是:在所有的领域都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各种关系被切断了，每一事物都被看作是自身的目的。拔根产生偶像崇拜。在学校里，把几何讲述成与世界了无干系的绝对学科，中学生们对几何学感兴趣，只是把它当成游戏，或是为了得个高分。他们又如何能从中发现真理？
把人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不仅需要阳光、水分、大地的滋养，还需要自由、责任、荣誉、平等、秩序、集体等供灵魂成长、发育的养分。只有如此，这棵树才能有茁壮的根系，才能健康地成长。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实践而拥有一个扎根的状态。但是战争、饥荒、贫穷、疾病、失业、异化的教育等等都会切除人们的根系，使人处于拔根的状态。本书写于薇依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她应戴高乐自由法兰西内务部之约，为法国光复后如何进行建设而写的一份报告。面对被战争拔根的法国人，薇依针对当时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战后的法国该如何建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派、法兰西民族该如何扎根，薇依用激情澎湃的文字，给出了她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