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曾红极一时，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可是当“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各类学校以后，他们的“革命行动”失去了目标。长期在学校闹“革命”已经没有可能，他们将何去何从？

1967年毛泽东秘密南巡，力图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秩序内，但江青、康生等人利用了他的“左”倾思想，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国的混乱局面。

1968年7月27日，北京市六十多个工厂的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到清华大学。

蒯大富气得直哆嗦。他对工宣队的头头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情。”“工宣队”头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

“工宣队”为什么在此时进入清华园，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从1967年7月中旬到9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指示，试图使“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秩序内。

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他回到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3个月，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发展。

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强烈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毛泽东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要团结教育他们。一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二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第一次向他们泼了冷水：对红卫兵小将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夏秋之季，各地的党政大权在造反派组织中频繁易手。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大乱”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失去民心，也必将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想。所以，毛泽东的讲话意在坚持全面夺权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具体的混乱和错误，然而这是相当矛盾的做法。

虽然这番话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以“左”倾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而这又被江青、康生等人加以利用和发展，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矛盾问题。

在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威严下，各地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有所收敛。

1968年新年来临之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说：“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

党报党刊对于派性的严厉谴责和上纲上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围剿派性的斗争。各地区、各行业、各系统纷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敲锣打鼓向省、市革命委员会报喜。

到了1968年夏天，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生产，稳定各地的政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大愿望。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两派组织一律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者依法惩办，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枪支弹药、现金和物资。

对于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为统一、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的领导者。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布后，作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气氛依然紧张，武斗激烈，形势严峻，这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1968年7月27日首先进入清华园。

但是，靠造反起家的蒯大富，可不是“工宣队”吓唬几句就能吓得倒的。他恼羞成怒，立即召来大批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围住。

红卫兵还把“工宣队”中弱小的、体力差的队员从人群中揪出来，每揪出一个，学生们便一拥而上，拳打脚踢。

蒯大富望着这壮观的场面，对“工宣队”头头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校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5个小时后，几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园开进。尽管清华学生已经封锁了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但这次“工宣队”人数大大增加，工宣队员个个充满信心。他们不带任何武器，手里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和写着各种标语的旗帜，齐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学生的封锁线挺进。

“井冈山文攻武卫指挥部”下令抵抗，但工宣队员毫不退缩，潮水般拥进清华园。傍晚时分，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占领了“四一四”派和“井冈山兵团”的所有据点。

几小时后，也就是7月28日凌晨3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

在会谈中，王大宾小声嘀咕了一句。毛泽东不满地问：“你不能大声一点？”

江青插话：“他是在抱怨，他们遭到了工人的反抗和镇压！”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继续重复刚才说的那句话：“黑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

会议室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仿佛一星火花，就会点燃整个世界。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还是让学生们谈一谈。他们先说。”　

匆匆赶到的蒯大富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我知道，今天主席和副主席召集我们到这里来，要我们说的也许就是几小时前的情况。清华园的形势确实不使人满意，井冈山五千多红卫兵自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申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时间已是半夜了，会议宣布休息10分钟。5个造反派头头凑到一起，进行紧急磋商。　　

再一次开会时，蒯大富首先站起来指责中央，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有人插话：“是不是改天再谈？”　

江青说：“还是今天解决好，若是改天，又不知搞成啥样子……”

韩爱晶针锋相对：“问题不会这样严重。”  　　

毛泽东突然站起身，严厉地说：“这不是严重，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中的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

毛泽东激动起来，手在发抖，连珠炮般的言语射向五个“学生领袖”：“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

毛泽东声音哽咽了。工作人员连忙给他换了一杯热开水。毛泽东提高了声调：“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

毛泽东说完这话，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蒯大富傻了眼，满屋的人都呆住了。

五大“学生领袖”瘫软在沙发上。韩爱晶自言自语地哀叹道：“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这次讲话内容被写成《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由聂元梓等5人分别带回各校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红卫兵组织对“工宣队”的抵抗和不合作活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红卫兵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在北京，绝大多数学校都贯彻了讲话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

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显然这是一种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和赞扬。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代表。

8月26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断绝了造反学生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之后，全国各地都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大中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

以“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标志，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以权力和利益为目的的武斗因失去目标也随之停止。

学校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可是一千多万“老三届”的出路成了一个大难题。一篇报道使毛泽东眼前一亮，他找到了指路的典型。他发出指示：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各类学校以后，学校中的混乱局面逐渐得以控制。

但新问题又随之而来：从1966年废除了招生制度之后，大学已有3年没有招生。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3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起来。

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

然而，四个面向中的工矿和基层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0%，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础上再降4.2%，只有1966年的86.2%。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局面，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都无力再招收新工人。对于城镇来说，这一千万毕业生已成为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只有农村和边疆。

从1968年七八月起，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农村，大有作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规模地下放中学毕业生作理论和宣传上的准备。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出，全国即将实现“山河一片红”，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9月底的一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时任甘肃日报社军管会组长顾立清要求《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了解一下。

马占海在会宁县掌握到几个事迹比较突出的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王秀兰，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秀兰这句话正好切中了他此次采访的关节点。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有点睛作用的话。

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于是，他精心对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编者按。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署作者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电话打到甘肃日报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并要求核实稿件是否属实，顾立清肯定地回答：“绝对真实。”

一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为何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呢？原来，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当刊登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他的案头后，他眼前一亮，立刻要求核实这篇文章，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同时，《人民日报》还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人民日报》发稿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个报刊先后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国内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媒体，也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王秀兰也因为那句名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本年11月起开始分配。并规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暂不转正定级。

至此，除部分4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69届学生外，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在校毕业生全部离校。这些学生由于参加红卫兵组织的种种活动，均未学完规定的课程。

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或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的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

原载《今古传奇·纪实版》2007年第3期 来源：新三界，老知青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