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会带来异变，使身体分崩离析。
韩延，作为一位自称十分关心“生命”主题的导演，在他的“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反复把玩着关于疾病的隐喻。在正式开始讨论韩延电影中的“疾病隐喻”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先谈谈韩延是如何运用手中的摄影机的。
《我们一起摇太阳》剧照
在韩延最新的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男主人公吕途（彭昱畅 饰）以 “捐献肾脏”的名义，不断跟踪患有尿毒症的凌敏（李庚希 饰）。在凌敏几次表达不满后，吕途仍继续着自己的不当行为，甚至还尾随凌敏至其住宅，做出向屋内偷窥的举动。除此之外，吕途在意外破坏凌敏手臂上的瘘后，以“照顾他人”的理由，未经当事人同意，便与凌敏同居，且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凌敏已经以口头语言的方式表示明确拒绝的前提下发生的。
《我们一起摇太阳》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看，吕途事实上已经侵犯了他人隐私。吕途不断跟踪凌敏甚至闯入其家中的行为，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困扰，这是既定事实，这样的行为应该接受惩罚。“但这只是电影！”一定会有人如是反驳，或许还有人会说：“吕途那叫爱！你不懂。”但这真的是所谓的“爱”吗？如果一个陌生人始终跟踪着你，闯入你的家中，伤害你后还要和你同居，你真的会认为他是爱你吗？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非但没有将这种“罪”暴露出来，反而还使其感人化了。能够意识到这一切事实上是构成“侵犯”的女主人公凌敏，最终还是同意与吕途结婚，而这一切，无疑都是韩延的算计，一种傲慢的操纵。
《我们一起摇太阳》剧照
韩延利用摄影机的权力，混淆是非黑白，将已经构成侵犯的行径描述成为可爱、纯真、傻气的“男孩”冲动。猥琐的、不合规的动作，通过电影“我其实是为了她好”的逻辑一下子被浪漫化了，这当然是创作者的“霸权”。
当然，这已经不是韩延第一次在电影中借着摄影机的权力颠倒是非黑白了。电影《我爱你！》中，常为戒（倪大红 饰）在丧宴上甩着鞭子，大声训斥“不孝儿女”的场景就是其中的典型。如果我们切换一下视点，就不难发现，常为戒的行为就是一种在公共环境中莫名其妙的发泄。他的行动，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而是法律的最低点，是流氓且爹味十足的。显然，韩延并不会在意这样的危险倾向。相反，他总是以相同低俗的套路，如法炮制出一部又一部电影。
《我爱你！》剧照
让我们说回韩延的“生命三部曲”。疾病，在他的电影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疾病是一种剧作法的唤回。疾病何时出场，发挥运作，都是算计的结果。如果没有疾病，韩延的故事世界就无法持续运作。在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女主人公熊顿（白百何 饰）在失恋后突然晕倒，这是疾病的第一次运作。但它带来的不是价值的颠覆，而是作为触发“恋爱”游戏的机关。因为疾病，熊顿才能够进入医院，寻找到她的“白马王子”。疾病，弹拨着叙事旋律，成为这样一出爱情故事的伴奏。甚至连熊顿的出院、疾病恶化重返医院的时间都是精心计算过的——熊顿出院的时间与她和梁医生的交恶是重合的，重返医院的时间又承接熊顿与梁医生感情的升温。
熊顿最终因病去世，但她的死亡不是悲剧性的。疾病，在此处成为更大的社会秩序运作的代理人，换言之，相比于熊顿的生命，她的死亡才更具价值（只针对文本，不针对现实），她的死亡同时也是秩序的与必然的，是向更大秩序的一种融入（熊顿的朋友在她死后都确定了适合自身的社会定位）。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除此之外，疾病还是一种遮盖、一种掩饰、一种贬低。
《滚蛋吧！肿瘤君》当然首先是一部爱情电影。但男女主人公，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无关健康，而是与阶级相关的。正是疾病触发的死亡，制造了一种永恒的幻景，即韩延的“感人法”掩盖了二人亲密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的阶级差距。总之，《滚蛋吧！肿瘤君》中的疾病代表着一种遮盖，一种对阶级问题的刻意回避。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疾病则是一种掩饰，是对男性中心主义隐喻的隐藏。韦一航（易烊千玺 饰）因为疾病陷入低沉与消极的人生状态。但也同样是因为疾病，他能够完成从颓废青年到“积极”的大学在读学生的转变。疾病的功能看似差异极大，但事实上是具有同一性的。因为疾病在此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它通过使女性死亡的方式，使受罚的男性重拾信念。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只有疾病与男性是被强调的，女性只能死亡。由此看来，韦一航社会化的成功，离不开马小远（刘浩存 饰）的离世。正是马小远的被献祭，让韦一航能够回归标准，具有扮演正常人的资格。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与《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相同的是，《我们一起摇太阳》也描述了一段事实上完全不平等的亲密关系（这一部甚至都不一定算“亲密关系”）。从凌敏的角度来看，疾病是贬低的，摄影机是不宽容的——患有尿毒症的凌敏，在生日前夕，录制了一个征婚的视频，她想要以结婚的方式来寻找一个适合的肾源，生活下去。不幸的是，她遇到了吕途。在经历了一系列伤害后，凌敏还是答应与吕途结婚，这无疑代表着疾病的贬低——如果女性的身体是患有疾病的，那么她就无权寻求自己的爱欲，哪怕是最坏的男性与她求婚，她也必须同意。
但从吕途的视角来看，一切都不一样了，疾病是激励的，摄影机是过分宽容的——患有脑肿瘤的吕途，不断跟踪凌敏，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与“深爱”自己的凌敏结婚，并在凌敏的鼓励下，勇敢进入手术室，接受医学治疗——就算男性的身体是患有疾病的，但他仍然可以追求“理想”、寻找“爱欲”。
总而言之，疾病的贬低，只针对女性。男性在女性牺牲的基础上，成为励志鸡汤故事的主体。
《我们一起摇太阳》剧照
韩延的电影是封闭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的配角都是纯粹的符号，他们的行为因疾病而被合理化，他们也因为疾病而被安置在主要人物身边，成为故事的背景板，如《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吴晓昧（岳云鹏 饰）、《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赵大虎（王迅 饰）。韩延电影中的配角是没用出路的，他们被使用，但没有主体性，他们并不会思考，如同木偶戏中的木偶一般，任韩延操纵。当韩延需要时，《我爱你！》中谢定山（梁家辉 饰）的儿女就可以从缺乏孝心的反面例子，突然变为向常为戒下跪的忏悔者。只要韩延的需求发生变化，配角的功能也会相应变化——这依然是导演的霸权，代表着韩延的轻蔑。
《我爱你！》剧照
韩延的电影，与生命无关。疾病，是第二性的，充其不过是触发虚假情感的外壳。韩延的“生命三部曲”，是重复男女主人公冤家路窄叙事惯性的三部曲。这些影片总是重复着相同的套路，这无疑是创作者的懈怠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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