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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养猪交公记（三）
王 文 田
北京老知青
12月最后一天的晚上，白书记和梁队长带着会计出纳，拿着两个大祘盘和几本厚厚的账本来到知青窑洞，按照队里实行的既复杂又细致的折算方法，详细计算出了我队几个知青年终分配的情况：葛同学虽说出工干活的天数不少，但因每个工的分值低，全年挣到的工分不够基本口粮分标准，不但分不到现款，还要上交近20元的口粮款。女知青赵同学每天做饭误工扣半分，脚受伤误工20多天，全年挣的工分也没达到基本口粮分标准，需上交近30元的口粮款。刘同学的日工分高，全年挣到了1700多分，超过了基本囗粮分标准，超出的工分可以多分到几十斤粮食，还能分到现金8元多。我全年挣到2700多分，远远超过基本口粮分标准，超出的工分不但可以分到比别的知青多一倍的粮食，还能分到现金101元5角5分钱（另外两个离队女知青的工分另行结算）。 几个知青得知了决算结果后，先是沉默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说话，后来不知是谁首先抽泣起来，引得那三个知青都委屈的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知青们都没有想到，一年干到头很少误工休息，出工不怕风吹日晒，干活不叫苦不喊累，坚持多出工多挣工分，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辛劳，现在一算账，不但没能挣够回家往返一趟的路费钱60元，还要倒交粮钱，这样的结果怎能不让知青们心酸落泪失声哭泣？ ▲ 作者站在姬塔村里新建的一排石窑洞顶上，可以看到李崖窑村的整个山顶。这是从姬塔村周围四五里内唯一可以看到的一个村庄。
见到此景，白书记和队干们赶紧好言相慰，都说你们知青分到的粮食比社员多了许多，明年的粮食肯定够吃，你们都应该高兴才是。听白书记和队干部如此一说，那三个知青虽然止住了抽泣，但还是沉默不语。我虽然得知自己名下应分到的粮食和现金比他们都多，但看到他们几个伤心落泪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为了实现参军入伍报效祖国的宏大理想，一直在努力奋斗争当先进，面对当时的场景，我反复思考了一阵后，向大家说到：“我们少小离家一同来插队，干的活受的苦都一样，出工时间也基本相同，只是个人能力不同，才拉开了分差，这一年的生活中，女知青给了我们男知青很多的帮助，还承担了洗衣做饭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先进集体，应该把每个知青挣到的工分都集中在一起核算，大家的劳动所得都放在集体灶上一同分享，明年继续办好集体灶，把生活搞得更好让北京的家人放心。”我的表态得到了白书记和队干们的称赞，也到了其他几位知青的认同。 随后，几个队干部又重新按一户人家一起分配的方法核算，这样一来，我队知青不但分到了足额口粮和其它农作物，而且谁也不用交口粮钱了，知青集体户还能分到60多元现金，加上以后卖掉二黑收入的钱，我队知青来年的生活费也算有了着落。 这次年终会后，我队知青纷纷给家里写信汇报决算情况，尽量多报喜少报忧，但没钱买车票回家的窘境还是避不开的话题，思念儿女心切的父母得知情况后，家中生活就是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孩子回京所需的路费钱寄了过来。女知青赵同学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五个年幼的弟妹，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人只靠父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给孩子凑路费，父母忍痛以80元的低价，卖掉了家中满族祖先传下来的一件红木大条案，凑够了孩子回京探亲的往返路费。靠着北京父母寄来的路费，我队的几个知青才得以结伴而行回京探亲。 ▲ 作者右侧是村民和知青用来碾谷子的大石碾。
为减轻来年知青集体灶生活费用的压力，作为知青组长并负责管帐的我狠下心来，没有给队里的知青发现金补助，只发给回京探亲的知青每人40斤全国粮票，还可以到知青户粮仓里任意挑选新鲜的谷物、豆类，量力而行拿走三四十斤农产品，带回北京让家中亲友分享。因为要看守知青户的财产粮食，还要每天喂养二黑，于是我主动留了下来，没有回家探亲。 我队回京探亲的知青走后不久，延安县政府开始了征收公猪的工作，下坪公社给我队下达了征收两头公猪的任务。这时队里有八九家社员养着猪，由于把猪上交给公家（政府）会少收入不少钱，家里养了猪达到收购标准的社员，都找出种种理由，不愿把辛辛苦苦养大的猪上交，征收通知下达了几天一直没有社员报名响应。白书记家当时喂养的克朗子猪只有五六十斤，达不到上交标准，为了完成公社下达的征收任务，他不厌其烦地跑东家串西家，对养猪达标的社员耐心开导讲道理，但费尽口舌还是没有人愿意报名参加。上交限期最后一天的晚上，白书记召开了社员大会，明确告知这次上交公猪的时间是明天下午2时准时装车运走，今晚一定要把上交公猪的指标落实下来，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会影响到年底扶贫救济款的发放。来开会的社员任凭白书记苦口婆心反复动员，有的闭目养神低头不语，有的叼着烟袋抽闷烟默不作声，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报名。 本来为了照顾知青来年的生活，白书记事先早已通知过我，知青户可以不参加这次生猪征收任务。现在看到社员们左右为难的样子，我就忍不住开口说道：“在我们知青遇到困难时，队干部和社员帮助过我们度过了难关，现在队里遇到困难，我们知青也应该提供帮助出一把力，知青喂养的那头猪可以算一个指标交给公家”，坐在角落里的梁队长听我说完，也激动地向大家表示：“北京来的学生娃都能帮助队里分担困难，我这个当队长的也不能落后，我家的那头猪也算一个指标吧”，看到指标落实，会场的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散会前白书记表态，我和梁队长去公社交公猪，是代表生产队完成征收任务，来回赶路的误工，队里给每人记10分做为补助。 ▲ 这几孔接囗子土窑洞是村民刘正喜和兄弟两家的旧宅，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第二天天刚亮，景步清大伯过来把我叫醒，告诉我早上不要做饭和做猪食，我和二黑都过他家去吃，房东大娘要给辛苦喂养过的二黑喂食送别。吃早饭的时候我赶着二黑过沟上坡来到他家院子里，不曾想刚和房东大娘见上面，她就厉声对我说道：“你这个学生娃娃憨着呢，害不下（不知道的意思）交公猪可囊（很多的意思）吃亏了，可惜养了二黑一场，连口肉也吃不上啦”说罢，房东大娘还撩起衣襟抹上了眼泪，景大伯见状赶紧过来打圆场，招呼我回到窑里上炕吃饭。房东大娘今早特意用新糜米面做了几个香喷喷的黄面馍馍，香甜可口非常好吃。她还给二黑的猪食盆里加了半盆小米稀饭，把二黑喂的肚子滚圆，吃饱喝足了蹲坐在院子里，房东大娘走过去，眼中噙着泪水，给二黑最后一次捉虱子挠痒痒。过了一会儿，梁队长一家老小簇拥着他家的大白猪前来会合，看来大白猪也吃了一顿从未吃过的美味早餐，把肚子撑的大大的。为了喂好这头大白猪，梁队长一家老小付出了多少辛劳，大白猪长壮了，淘气的二平还经常骑着它满院子跑，逗的几个年幼的弟妹开怀大笑，大白猪已成了孩子们亲密的伙伴，现在就要和它分别了，一家人真是恋恋不舍。 我和梁队长赶着两头猪，缓缓的向村外走去，房东大娘抹着眼泪，跟着梁队长一家把我们送到村口，目送着我们走过山坡，消失在沟岔中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去。从我们村到下坪公社要走25里山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头肥猪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一路上走走停停累的直喘气。我和梁队长赶着猪走了四个多小时，快到下午一点半了，才走到通往下坪供销社大路旁的几棵大树下，这时看到有几个道远的外队社员，正在把随身带来的几大盆精心制做的猪食，给也是走路过来的几头大猪喂食，那几头大猪把头埋在盆里贪婪地吃着猪食。我和梁队长继续赶着猪走到供销社大门口时，看到从各条小路陆续赶来交公猪的其他生产队的社员，有的用毛驴车拉着大肥猪，有的自己拉着载有大猪的架子车，还有的用大箩筐抬着大猪，这些送往收购站的大猪，个个被喂的肚子滚圆，那些居住在川道上精明的社员早已掌握好时间，赶在称重装车的最佳时机把猪送来，称重时也能保住毛猪的份量减少损失。 再看我和梁队长家的两头猪，四个多小时走了25里的山路，一路上连拉屎带撒尿，早就腾空了肚子。从来没有交过公猪的梁队长这时懊恼不已，拍着脑门对我说道：“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多带点猪食来呢？猪饿瘪了会减少分量的呀！”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 作者和部分村民留影，左起王整平，白长彪（白长彪的孙子），郭殿尚，王文田，王丕华（王丕华的孙女），王整社。
等我们来到公社供销社院内，又费了很大一会功夫，才轮到给我们这两头又渴又饿肚子空空的大猪过秤评级，称完体重，两头猪就立即被装上汽车等着运走。梁队长家的大白猪毛重144斤多点，我们知青户的二黑猪毛重142斤多点，都没有达到毛重够146斤的乙级标准，只能按丙级的标准收购，每斤收购价也会少七分钱。梁队长看到自家的猪只差两斤重量就能提高一级收购价，顿时急的满脸通红，连忙向收购人员申辩解释，诉说着一路上的艰辛，可怜巴巴地向收购人员提出能否把我们这两头猪的收购等级提高一级？负责收购的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坚持原则，没有理会梁队长的请求。我俩只得怏怏不乐地拿着收据条子去供销社柜台排队领钱，我们知青的这头二黑猪能卖71元多点，梁队长家的大白猪能卖72元多点，真是不比不知道，相比现在二黑大白的毛重，都比中秋节知青户杀掉的那头大黑猪的毛重多好几斤，如果是自己杀猪把肉卖掉，不但卖猪肉的收入能超过交公猪的收入，还能把头蹄下水板油留下来，给家里人改善伙食，两相对比真是亏大了。这时我才明白房东大娘今天早上嗔怪我的良苦用心，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替我们着想，怕我们知青娃吃亏呀。 梁队长更是心知肚明，如果把毛猪等级提上一级，还能挽回点损失。他心有不甘，又去找熟悉的公社干部诉说自己的不平，公社干部也没有谁能帮他解决问题，跑了半天也无结果的梁队长，只得垂头丧气的回到供销社领钱。 我们领完钱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叫，我看到供销社柜台里有面包，每个只有拳头大小，售价一角钱一个。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吃到面包了，赶紧挤过去把剩下的6个面包全都买了下来。之后我在院子里找到梁队长一同回村，走到没人处时，我从书包里拿出三个面包送给了梁队长，然后三下五除二，我就把剩下的三个面包全都吃进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再看梁队长，吃完一个面包后，把剩下的两个面包塞到怀里，他这是舍不得吃，要把两个小面包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尝尝。 回村的道路漫长，今后的生活还要继续。那年我17岁，心中充满了理想…… 知青养猪交公的经历，是与我队知青到农村第一年的成长经历紧密相连的，村里的老乡对我们的关怀帮助，令我们终身铭记。 插队期间，我和女知青刘同学、赵同学先后多次被生产队和公社推荐参军、上工农兵大学，都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影响，政审没有被通过。
葛同学1972年8月享受独生子女政策调回北京，到牡丹电视机厂工作。
刘同学1972年12月底招工至陕西商县10号信箱工作，1993年调回北京。
赵同学于1972年12月底招工至延安供电所工作，1989年元月入党，1992年1月调回北京。
我于1971年7月招工至延安汽车修理厂工作，1992年1月调回北京。 2006年4月中旬，我回到姬塔村看望乡亲们，在村里住了6天，和白书记、武保兰、安广俊、郭殿尚、郭殿昌、刘汉树、牛世斗、牛天斗、景世俊、方尚云、王丕富、王丕华、王整社等众乡亲们深入交流尽情畅谈，得知姬塔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政策的推动下，村民通过承包土地自主经营，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九十年代退耕还林，国家加大了对延安老区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的援助力度，姬塔村也获得了收益，1992年联上电网家家用上了电。2002年修通了乡村道路，农用车、小汽车可以开到村里。村民还使用上了煤气罐，运煤的拖拉机也能开到家门口，村民们再也不愁砍柴做饭烧炕的事了。2005年国家拨专款包工包料，给老区农村各乡各村修建了自来水入户的系统工程，姬塔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2006年4月我到村里时，看到大部分乡亲都住进了新建的配上了大玻璃窗的石窑洞，村里许多人家还购置了农用车、拖拉机、小轿车。几乎家家都有大彩电洗衣机。村里的大人小孩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新衣服和各式各样的旅游鞋、皮鞋。农户家的厕所里摆上了卫生纸，村里的婆姨女子们，把洗干净的卫生巾、乳罩、内衣等妇女专用品，也大大方方的地挂在院子里晾晒。这里的生活文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作者在白书记家做客。左起，白书记的二儿媳，二儿子（小孙子），老伴，白书记，王文田。 ▲ 作者在村民郭殿尚家拍摄，左前三是郭殿尚，右前一是老伴武保兰。 登上村里最高的山顶极目远望，看到周围群山的山坡上种上了成片的树木，沟沟岔岔里植被茂盛，一改过去的荒凉模样，回想当年知青们曾在这山头崖畔沟沟壑壑中度过的青春年华，不禁令人睹物思情感慨万千。在北京的几位老知青得知姬塔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都由衷地为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感到高兴。图片提供：王文田
2024年9月於北京
王文田，生於1952年5月28日，北京月坛中学初六八届知青，1969年2月1日赴陕西省延安县下坪公社李崖窑大队姬塔生产队插队，1971年7月招工到延安汽车修理厂工作，1986年2月调到延安供电局工作，1992年1月调回北京自由职业，2007年5月退休，现定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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