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去哈尔滨开会，抽空去了一趟呼兰的萧红故居。拜谒萧红，是我的夙愿。我喜欢萧红的作品，那种流淌在作品中的至情，无处不在，却又很难说清楚，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不显山露水，但时时处处都让人感受到它就在你周围，像空气、像微风，感受得到，却很难聚拢成形，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拥揽的坚固之物。所以，喜欢萧红作品的人很多，但能够说通说透其作品含义的却少之又少。记得九十年代初，去王元化先生家，他问起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说了一位现代作家的名字。他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问，为什么不选萧红呢？其实我何尝不想选萧红做博士学位论文，但相关材料实在不多，阐释起来更是困难，无奈之下，只得割爱了。但在我心里始终保留着对萧红作品的美好印象。几十年下来，搜集了各种版本的萧红作品和相关的研究资料。也曾有过两次东北之行，但都没有去成萧红故居，这一次，终于成行了。
出哈尔滨城区，大约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呼兰就到了。看到一条宽阔而蜿蜒的河道，像手掌一样从公路两边铺展出去，景象十分壮观。我赶忙问身边的陪同人员，回答说，这就是呼兰河。从呼兰河到萧红故居，约莫十分钟的车程。一个新造的开阔的广场迎面而来，南面是东西向穿城而过的马路，东边是像山一样高耸的新建楼房，西边是商业街，北边就是萧红纪念馆和萧红故居。一眼望去，全都是新建的东西，这与我期待之中的萧红故居好像有点不一样，实在是太新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沧桑感。走进萧红纪念馆，这点小小的失望立马就消散了。当我看到汉白玉雕刻的萧红塑像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呼兰的女儿萧红，站立着，眼睛眺望着南方，这种神态和姿势，像我心目中想象的萧红，她是一个不甘于沉寂于一隅，过着舒坦而安逸小日子的小女人。萧红一生都在漂泊，从中学毕业离家，到31岁客死他乡，自北到南，一路漂行。这可能就是萧红的性格命运和不归的人生之路。纪念馆陈设的物件大都是新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鲁迅与萧红在一起的一幅青铜雕像，两个人物形象都有点变形夸张，但神态逼真。鲁迅先生手拿一根烟，昂着头，若有所思地直视前方，好像要看透这世界似的；萧红站在鲁迅身边，默默地仰望着鲁迅，似乎在享受着人生最幸福安静的片刻。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初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1935年12月，萧红第一次用“萧红”这个笔名出版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鲁迅先生为她的新作写了序，予以推荐。此后一段时间是萧红一生中最平静幸福的时期，也是她文学创作的高产期、变革期。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前，萧红已经离开萧军，孤身一人去了日本，随后，那种幸福的日子就慢慢离她而去。
尽管她想努力改变周围消极阴暗的氛围，想学习和发扬一点鲁迅抗争黑暗的战斗精神，但无奈软的硬的黑暗越来越重，萧红没有那种坚强的战斗力，她只能跑东跑西，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一度想去延安，幻想能够摆脱内心抹不去的孤寂和苦闷。但任凭她怎样努力，最终都无力摆脱内心的困扰，阴差阳错，折返武汉，一路南下，到了香港。
萧红是1940年春抵达香港的，她在香港期间，昔日在上海时的师友很多也流亡在那里，不知为什么，与她交往交流很深的人不多。茅盾先生在《〈呼兰河传〉序》中曾提到史沫特莱劝萧红去新加坡，告诉她日本人迟早会进攻香港，香港是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的，新加坡可能相对安全些。萧红想拉茅盾夫妇一起去，但未果。
胡风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他所见的“蛰居”在香港的萧红的状态：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力气’的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胡风也好，最后陪伴在萧红身边的骆宾基也好，在文章中都写到萧红生命最后念叨着的，是萧军，希望接萧军出来，一起办文学杂志。如果对照萧军的《延安日记》，看萧军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中所想的事情，就知道这只是萧红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只是萧红自己在为活下去提供一点自我安慰的托词而已。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与萧红在上海时期熟悉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左翼作家朋友，似乎也没有一个与萧红保持密切往来，帮助她渡过最后的难关。除了战乱，很有可能，这些昔日的朋友们对萧红的精神状态存有一点失望吧，就像胡风印象中的萧红——此时只是一个“无生气的苍白形象”罢了。
我在呼兰的萧红纪念馆里观展，从头至尾并没有感受到萧红身上有所谓的苍白的东西，而是感受到她身上始终包裹着一层又一层永远都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挣扎，或者说，是一种抗争吧。面对不公的命运，她是多么的心有不甘啊，除了写作，可能她已经没有别的应对办法了。茅盾形容萧红的最后人生困局——“对于生活曾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的确，萧红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写作，只是她的这种写作太偏向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抒发的只是个人的内心苦闷，这与聚集在香港的一批南下作家之间，很少有共同语，也因此游离了这一集体，甚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时，很多南下作家有地下组织联络，帮助他们安全撤离香港；而萧红身边，除了骆宾基等几个捉襟见肘束手无助的东北老乡外，好像见不到有力的组织援手帮助了。
走出萧红纪念馆，隔墙就是萧红故居，这是典型的东北大户人家的旧居样式。陪同人员告诉我，这都是新修建的，原来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家，后来全迁走了，恢复成现在这样子。我暗暗庆幸自己晚来拜谒萧红故居有晚来的好处，否则，见不到收拾这么干净的院落。萧红的故居像我想象中的萧红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房屋不豪华，但院子空间廓大，尤其是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蔬菜，还有关牲口的和打杂的庄稼人居住的小茅屋。
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绿莹莹的树叶照下来，照着快成熟的高粱；高粱地里，有一些野生的藤蔓开着紫色的小花，秋风中一路滚爬。还有小狗小猫在草丛中撒欢。这些富有生气的乡村图景与萧红的坎坷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让人很能够理解萧红作品中为什么反反复复会呈现呼兰大地那种富有生气的乡村景色，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念念不忘呼兰河，尤其是那个充满生气的后花园——“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片乡野景象是萧红情感世界中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作为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印象最强烈的。萧红31岁就离开了人间，很多人都会为她的早逝而惋惜，但生逢乱世，人世间的苦难其实不只是萧红一个人在承受，包括萧红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也只活了五十多岁。萧红面对苦难和个人不幸，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她到死都在写作，这是她超越世俗，抵达文学审美境域之可贵之处。
两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了，出故居，就是新修的广场，我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百年前的老中国的儿女世界回到了21世纪。接我回城的车子来了，在汽车启动的刹那间，我还是忍不住按下车窗，又看了一眼萧红故居，看到故居中的萧红雕像，蹲在金色的秋阳下，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即将离去的访客。我不知道此刻的萧红还寂寞、孤寂否。我想她应该不会再孤寂的了，她也不会是苍白的，因为有那么多远道而来的游人访客，来呼兰第一个要拜访的地方，不会是别的，一定是萧红故居，他们要看看那个写出《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年轻作者，是怎样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走向一个苦难却是崭新的人生世界，再也没有回过头。
2024年中秋夜于沪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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