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9日，华人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杨德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庄的别墅，满怀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据他的妻子彭铠立说，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将剧本《长江动物园》搬上银幕。那是一个让他无比动容的故事，讲述的是全面抗战初期，国立中央大学王酉亭等16人，从南京出发，历经一年，将国外引进的稀缺品种和国内杂交优化的千余牲畜、家禽西迁护送至重庆的故事。
王酉亭下决心排除万难也要带动物西迁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时的中央大学已大部西迁重庆，校畜牧场是唯一尚未搬迁的单位。除少量牲畜、家禽随校迁至重庆，从国外引进的千余头（只）稀缺的牲畜、家禽和国内多年培育的杂交优良品种仍滞留在南京。畜牧场场长王酉亭对畜牧场西迁仍抱希望，但他提交的迁移方案（现藏于南京大学档案馆）却石沉大海。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撤离南京前到校畜牧场视察。在罗家伦的《逝者如斯集》中，他回忆到当时告诉王酉亭日军已进逼南京，由于运力有限，学校无能为力，畜牧场西迁无望，并宣布了遣散畜牧场的命令，说完痛哭流涕。握手言别时他还对王酉亭说：“我管不得了，这里交由你全权处理。南京如被攻陷，不得已可以放弃，学校决不怪你。”
农学院是中央大学的重点学院，畜牧场则是畜牧科研的重点实验室，是集教学、科研、推广为一体的畜牧业培训基地。王酉亭是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农科系毕业生，在校工作已有7年，先后任过技师、兽医、畜牧场场长等职，深知实验室的畜禽既是稀缺品种的“种源”，又是畜牧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源。杂交优化出的畜禽凝结着科研人员的多年心血，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畜牧业面貌及战后重建有着重大意义。绝不能把这些优良畜禽品种留给日军，这是王酉亭的底线。他下决心西迁重庆，继续让牲畜、家禽运用于科研教学第一线。
兵荒马乱之时，人都没处躲藏，将千余头畜禽护送到几千里外的重庆又谈何容易？缺医少药，遇有病情当如何？途中敌情不明，遭遇轰炸怎么办？……然而最令王酉亭头疼的是西迁资金尚未着落。人吃马喂消耗量很大，涉江渡河都要钱，无米之炊如何做？学校财务已全部撤离，畜牧场在编领工资的员工不多。战时当下，只能靠自己。王酉亭虽然月薪80大洋，但平时家里孩子多，没有什么积蓄。他不得不背着妻子变卖祖传的两处房产、田地，做西迁经费，义无反顾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畜牧场员工吴谦、曹占庭、袁为民等人为王酉亭的行为所感动，愿意与王酉亭共同承担重任。西迁动员会上，众人对这一举动无不表示忧虑。此等大事，是平头百姓做得了的吗？值得冒这么大风险吗？王酉亭像考试答辩一样逐一解问答疑。他坚定地说，干这种事既不是赌博，更不是投机，是日本人逼的，是国难当头之时，为民族前途担一份责任。会后，大家争相报名，最终选定16人组成护送队，王酉亭被推举为带队核心领导。
畜禽西迁准备繁杂，工作量大。为解决运力，他们设法把鸡、鸭、兔等小型动物置于笼内，由奶牛、马驮运。为抢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出发，员工们四处收集木料、竹料、铁丝，夜以继日赶制装载小动物的木笼、竹筐，筹集医药等。为摸索途中牲畜管理经验，他们还将牛、马、猪、羊组群编队进行拉练预演。
护送队员们都经历了与妻儿生死离别的痛苦。12月5日，王酉亭的妻子夏淑哲将乘坐学校安排的最后一趟江轮离开南京。她抱着刚出生8个月的儿子在码头等候王酉亭，身旁还有两岁的小女儿和4岁的大女儿。王酉亭与孩子们一一吻别后，夏淑哲把王酉亭交给她的结婚照和委托好友照顾家人的信件放在胸前，与丈夫挥泪告别。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幸死神与“动物大军”擦肩而过。
战乱逆境中的四千里西行路
“动物大军”与南京难民一道向合肥方向行进，千余头（只）畜禽组成的队伍约有四五百米长。队员护卫在两侧，提防动物逃离或互相撕咬，后卫人员关照因体力不支掉队的动物。王酉亭身背学校为畜牧场保护农田配发的德式双筒猎枪，推着自行车跑前跑后。
早年，王酉亭任县建设局局长时参加过治淮勘察，熟知苏皖地区人文地理，西迁途中又通过报纸、广播及途经的难民，保持对战局有所了解。为避开南北两路日军对合肥的进攻锋芒，他带领全队昼夜兼程，以尽早通过合肥。然而日军飞机频繁轰炸袭扰，为使牲畜免受惊吓，王酉亭又令全队改为夜行昼伏。打前站的人员须每日提前出发，到宿营地后寻找水源、围栅栏、铡饲草、支锅煮饲料，以保证牲畜家禽及时得到休息、补充营养。迁徙中最怕牲畜生病，带出来的药品有限，还需靠沿途采摘中草药补充。最大的难题是牲畜家禽的饲料，种类多、需求量大。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的饲料还要专门配制。王酉亭所筹经费在支付租船费用后所剩无几，饲料只能粗细搭配，尽可能保证牲畜的营养。
“动物大军”中有高1.8米以上的荷兰种公牛、蹄子有碗口大小的澳洲公马，还有国内少见的火鸡等家禽。沿途的百姓们从没见过如此高大的种牛、种马和种类繁多的家禽，有些看热闹的孩子常跟出十几里路。而当得知他们是冒着日军炮火从南京撤出的，牲畜、家禽是国家花重金从国外引进的稀缺品种和国内培育的杂交优良品种时，又无不为之感动。“动物大军”也就有了宣传抗战和科普畜牧知识的新使命。
离开南京的最初几日，由于缺乏长途行军和野外管理牲畜的经验，不少队员脚上打了泡，两条腿常常像灌了铅般走不动，只好抓住牲畜尾巴被拖着走。大家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夜晚常露宿野外，铺干草和衣而卧。终于经过150多公里行程，1937年12月底前通过合肥，“动物大军”成功避开了日军进攻锋芒。从合肥再出发后，鉴于敌情有所缓和，每天行程一二十里，情况允许时雇佣木板车、驴车运送家禽，行军三五日歇两三天。1938年春节（1月31日）到达叶集镇（霍邱县境内），进入大别山北麓。叶集镇地处豫皖交界的大别山深处，属穷乡僻壤之地，时值隆冬，气温低至零下十多度，河水冻成冰坨，“动物大军”不得不在此休整。护送队队员们勒紧裤腰带，能省则省，即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保证动物始终有米糠、麦麸、玉米碎、杂豆等牲畜饲料，更未动过宰杀牲畜充饥的念头。但终因费用耗尽，“动物大军”还是陷入牲畜断料、人断粮的绝境。王酉亭意外发现叶集镇有个营业的邮电所，就试着给重庆的校长罗家伦发了封电报。罗家伦接到电报后喜出望外，没想到王酉亭有如此举动。急电汇款，并同意“动物大军”在叶集镇休整过冬，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前进的建议。经费有了着落，王酉亭心里的石头终算落地。从此，王酉亭依靠地方邮政与学校建立了联系。
为保证安全，“动物大军”转移到邻近叶集镇更为僻静的山村驻扎。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选择避风向阳处为牲畜、家禽建围造栏搭窝建棚。冬季粮草征集是难题。队员们顶风冒雪爬山越岭，到更远的地方购买，为省经费，队员们肩挑人背运回粮草，来回一趟要好几天。虽然个别家禽没能躲过厄运，但幼畜陆续诞生，王酉亭曾给两只牛犊成功接生。1938年3月，“动物大军”再次启程。
行军的路要多苦就有多苦，但王酉亭带的是一支“艰难困苦绝不溃散”的队伍。白天他跑前跑后，走的路比谁都多，晚上持枪巡逻，睡得比谁都少。遇有风险总是冲在前面，危难时则将生路留给他人。护送队队员们的思想确实出现过波动，有人甚至动摇了，王酉亭还要随时给予精神鼓励。到达潢川后，王酉亭想率队翻越大别山，取近路南下直达武汉，却因山区野狼成群只能放弃计划。遇溃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要抓“动物大军”中的鸡羊，王酉亭拿出中央大学的牌子和国民党军某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扬言要将其劣迹状告中央政府，这才减少了损失。遇上拦路抢劫的土匪，他们斗智斗勇巧妙周旋涉险过关。途中，王酉亭用所学的兽医知识和为动物做手术的器械，在缺少麻醉药品的情况下为数名负伤的抗日将士做手术，帮他们取出残留体内的弹片，将自己舍不得吃的牛、羊奶和鸡蛋送去慰问伤员。
有一次，“动物大军”遇到一支身着便衣的游击队，王酉亭得知他们是从桐柏山来的新四军。游击队负责人关切地对王酉亭说：“这一带地形复杂，弯多路陡树木遮掩，你们的队伍首尾不相见拉得长走得慢，很危险！附近有个土匪窝，他们凶残狡诈，常在这一带拦路抢劫，即使对军人也不放过，得手后瞬间消失。你们做的事很有意义，我会通知部队尽可能护送你们，绝不能让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珍贵牲畜在这儿遭殃！”王酉亭说，他们待人和蔼、军纪严明，但衣衫褴褛，武器残缺简陋，很为他们担心。指战员说，不怕武器差，就怕不抵抗。民众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王酉亭有意将双筒猎枪送给游击队，被婉言拒绝。王酉亭之子王德说，父亲从那时起对新四军不怕牺牲、坚决抗日的信念和信心印象深刻，也带给他精神上的极大勉励。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泛区边缘的路面被淹，深可及腰。王酉亭拄着棍子在前面探路，“动物大军”紧跟其后艰难涉行，最终成功摆脱了黄泛区的困扰，牲畜没受到任何损伤。8月，抵达信阳鸡公山。原计划南下武汉乘船到重庆，罗家伦校长急电告知，日军已进逼武汉，让他们越过平汉线西行，设法在宜昌上船。于是，“动物大军”沿桐柏山、伏牛山麓北侧西行，向襄阳方向进发。湖北夏季酷暑难当，白天要设法及时给畜禽补充水分，夜晚又得饱受蚊虫叮咬。梅雨季节更是要常常冒雨前行，滑倒摔伤、感冒拉肚子是家常便饭，没有药只能硬扛着。鞋子破了穿草鞋，草鞋接济不上就赤脚。他们像一队乞丐拖着虚弱的身子咬牙坚持前行。
为攻取武汉，日军飞机常对其外围侦察或袭扰轰炸。护送队多次遭遇桥梁被炸毁、村庄被围、道路被阻等情况。一次空袭中，一位护送队队员被炸得面目全非，却仍紧紧攥着拉牲畜的缰绳。他们还数次与日军小股部队遭遇，致使3名队员牺牲。为躲避日军，他们绕道武当山转入神农架林区，经云梦泽入江汉平原。1938年深秋，抵达宜昌。王酉亭这才意识到，在合肥躲过日军南北夹后，他们这支队伍一直是在日军进攻的前沿穿行，几乎横跨武汉战役所涉地幅，却仅靠一支猎枪奇迹般地到达了宜昌。
卢作孚鼎力相助，“动物大军”安抵重庆
宜昌是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长江枯水期即将到来，而入川的部队、难民与数以百万吨的物资正在等待转运。即使日夜不停发船，也难以满足运输上的需求。民生运输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办公室门外，申请船运的人挤满通道。王酉亭两次见到卢作孚，没等说清诉求就遭拒绝。第三次见到卢作孚，他改变了方式，开门见山讲述“动物大军”西迁经历。卢作孚这才知道中央大学的大部分优良畜禽品种没能运走。他说：“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留给日本人！可敬可佩！”民生公司连夜改造舱位，免费运送“动物大军”。5日后，“动物大军”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护送队队员们吆喝着“动物大军”一一出舱，他们的眼里满是泪花。
罗家伦校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在重庆街头见到“动物大军”时的情形：“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激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从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产生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眼中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家属及重庆市民近万人闻讯拥向街头，成为当天轰动重庆的头条新闻。
“动物大军”历时一年，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4000多里，出发时16人，途中4人遇难，抵达重庆仅剩12人。然而，大型牲畜没有损伤，营养状况良好，培育的家禽优良品种都得以保全。护送动物西迁的壮举是一介书生们创造的，被史学界誉为“抗日战争中的另类长征”。王酉亭被誉为“央大焦大”（《红楼梦》宁国府中一位有胆量、忠诚可靠、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人物）“农大功臣”，成为师生们的榜样。然而到重庆后，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表彰，也没有分文奖金，各自返岗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后改称南京大学。时过境迁，历史记得王酉亭，记得“动物大军”西迁的壮举。《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南京大学校史》《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等文献，刘敬坤等学者撰文，都记载了这段历史。王西亭之子王德多次应邀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作报告，重温这段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人们能从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切领会到什么是家国情怀，领会到什么是责任与使命，领会到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一定光照千秋。■
（作者系原五十四集团军退役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