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主流思想体系。三教各有特色，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
儒释道三教背景介绍
儒教、道教分别和儒家、道家渊源深厚，这两者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宗教流派。
受儒家影响，儒教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受道家影响，道教则主张“遵道贵德、清静无为”，追求自然和谐与个体自由。
这两大宗派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之中，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重视，往往同时并举，交互运用，借以治理国家，巩固其统治地位。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这个外来的宗教，一开始就受到中国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并逐渐得到普通老百姓的信奉。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逐渐枝繁叶茂，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长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
而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恰恰就是儒道两家。
东汉至南北朝三教初步融合
东汉末至三国时，佛教传入不久，势单力孤，只好借助道家、道教，并与儒学、儒教相协调。
这一点，在牟子作《理惑论》时可以清楚地看出。牟子处乱世，为了辩驳世人对其“背五经而向异道”的误解，写了《理惑论》。
书中除引佛经之外，还大量征引《老子》、《论语》和《孝经》，以证明佛法与中国道、儒小异而大同，无根本矛盾。
很明显，从这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端倪。
与此同时，魏晋时又兴起以“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本的玄学。
玄学名士多与名僧高道交结，在高谈“无与有、无为、性空、无生”的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沟通。
南北朝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儒士、僧侣、道士，提倡三教融合者，几乎成为风习。
梁武帝萧衍主张“三教会通”，宋文帝时的僧慧琳作《白黑论》，析论儒、道、佛之异同，终以三家殊途同归为旨趣。
但南北朝的三教合流，仍属于初步的外在的合流，即只是指出了三家一理、三家同源，同归于善。
或者，仅是以道解佛，援儒入佛，道教仿造佛经等等。
隋唐五代三教深层次融合
隋唐时期，儒学经过王通、孔颖达和颜师古等人的努力，统一了对儒学五经的解释。
彼时，结束了儒学内部今古文、郑学与王学、南学与北学之争，有了《五经正义》之类的国家颁发的定本。
受此影响，儒教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佛教也有很大发展，玄奘通译佛经，使佛徒有了最典雅规范的经典，而标志佛教中国化的禅宗在此时得以确立。
道教祖师老子，被李唐认作为远祖，诏命道士隶宗人府，道教居三教之首。
隋末大儒王通以中庸的思想，融合三教。他认为道、佛二教任何一家都不能废止。
即使儒、释、道三家有区别，也应该“致中和”，融合一致。
唐朝皇帝每遇重大节日，必召儒、释、道三家头面人物，一起参加讲论会，为皇室贡献意见，以备采纳。
如唐德宗生日那天，召三家领袖入殿讲论，会上“初则矛盾相向，后则江海同归”。
这反映出三家乃至三教，虽有矛盾分歧，但在共辅王化这一点上，却又是完全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有相当多的学者名流，皆兼通儒、释、道。
例如，唐宣宗时的宰相裴休，即是“真儒者”，又拜师入佛门做弟子。
诗人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醉心于佛法。柳宗元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吾独有得焉。”（《柳河东集》卷二十五）。
与此同时，道士司马承祯著《天隐子》、《坐忘论》，吸收儒佛理论于玄理之中。
再例如，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说，既有精致的哲学思想，又包容了玄学所倡导的内心玄远逍遥自在的神髓。
显然，这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很容易为名儒学士所接受。
宋明时期三教合流达高峰
到了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兴起，更是将儒道佛三家、三教统一于儒学、儒教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宋明理学强调“天理”与“人心”的合一，既吸收了道家、道教的自然观和佛教的心性论，又坚持了儒家、儒教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
在主流学者看来，宋明理学将三教合流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毫无疑问，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同时，三教合流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文化统治工具，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完全消失。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三教之间的论争和冲突仍然时有发生。
但正是这种论争和冲突，推动了三教之间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综述
概括来说，儒释道三教由分裂逐渐走向合流的过程，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它体现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需求和政治背景，也就是所谓的大势所趋。
总之，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同时，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文化统治工具，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