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被收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2003年首次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为普通话版舞台剧，一直常演不衰。20年后，舞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以下简称沪语版《长恨歌》）以一种更为贴合上海气质的精彩演绎，融入2023—2024岁末年初的沪语舞台剧热潮，再一次征服了广大观众。
沪语版《长恨歌》编剧赵耀民从27万字的原著中提炼出“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三段情感经历，用3个半小时说尽40年的情与爱，絮絮讲述依附于男人的美丽女子逐步走下坡路直到不归路的悲剧。
女性命运的细腻描摹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被命运裹挟，混沌一生而从未彻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拧巴：有一套自以为是的“面子与芯子”理论，嘴硬说“我这一辈子别的不敢说，但总是靠自己”，却屡屡在看似自主选择实则随波逐流的过程中放任自己陷入不堪境地。小说中的几次“爱情”被精剪成三段以男性为主导的情感纠葛：被李主任金屋藏娇是大员圈养“金丝雀”的传统戏码；与康明逊之间是特殊年代的互相取暖；与老克勒的短暂畸恋，王琦瑶卑微到了尘埃里，为了排遣孤独，她决定把珍藏了一辈子的金条交给他，只求他继续陪伴自己，却也惨遭拒绝。
剧中的男性缺位现象比原著更为明显，王琦瑶的父亲不知所踪，程先生的暗恋无疾而终，而无论是只出现在第三人称讲述中的李主任，还是始乱终弃、连亲生女儿都不能承认的怯懦卑顺的康明逊，抑或陷入对想象中“海上繁华梦”畸形迷恋的老克勒，王琦瑶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实现自我享乐的物化对象，残忍又真实地暗示了王琦瑶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剧实质。
海派风情的极致呈现
海派文学与海派戏剧都具有市民社会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欣赏又有幻灭的复杂态度，有一种藏在日常生计里的罗曼蒂克。小说开篇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进行了细致描写，用文字营造出宏阔叙事空间和想象空间，围绕王琦瑶和她周围的人物，把上海的摩登洋气、精致旖旎，把几十年的城市变迁、市井生活的城市记忆一一展现。
舞台上需要由舞美、灯光、音效设计的通力合作还原出切合原著意境的视觉效果，主创团队以细腻与精巧的设计，对剧中女性无常、无奈和无解的命运形成审视与反思视角：波浪形重叠交错的屋檐上点缀着青瓦和老虎窗，舞台上方中间悬着鸽子浮雕，随着剧情推进，光影也随之在屋檐上投射不同的时代信息，搭配上整体压抑厚重、深沉阴郁的色彩基调，隐喻着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她被长脚掐死后，屋檐缓缓下坠，为一场俗世悲剧的起承转合画上了句点。舞台上三个大小不一的转台承担着迅速转场的重任，又暗喻了岁月流逝的时、分、秒指针，鸽群、金条、婚服等意象贯穿始终，在不同的场景里透露出隐秘而幽微的女性心理。
从“沪上淑媛”到普通百姓，再到美人迟暮，王琦瑶在人生每个阶段都竭力保持上海女子的优雅，这种海派风情不仅从剧中人的发型、服饰体现出来，也从核桃木五斗橱、梳妆台、缝纫机等家居用品传递出来。打麻将也要精心准备点心和下午茶，家中请客的菜式要尽量中西合璧，麻将戏作为全剧最生动、最欢乐、最曲尽其妙、也最心机毕现的部分，人物性格和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不论是普通话版还是沪语版，都是最吸引观众的段落。
沪语方言的锦上添花
方言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是地域文化鲜明而直观的体现。沪剧版《长恨歌》与近年来深受观众好评的《繁花》《雷雨》《魔都俏佳人》等沪语版舞台剧共同掀起了上海题材方言作品的热潮。沪语版《长恨歌》特邀独脚戏上海市代表性传承人钱程担当上海话语言指导，特邀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作为讲述人，以评弹作为旁白，串联故事主线，补叙过场情节，整体叙事节奏更为流畅、紧凑。
吴侬软语的尖团音和五声调丰富了台词的顿挫节奏，深化了原著中的尘世氛围。与小说笔调的冷峻不同，舞台上的人物具有温热的生活气息。娇软嗲糯的上海话含蓄隽永，摆脱了“话剧腔”的演员们发挥起来也更具有松弛感，人物对话原本就经常暗藏机锋，有了方言的加持，互动起来更为复杂和深刻：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的塑料姐妹情令人慨叹；严师母与王琦瑶表面互相恭维、实际上处处提防并时时窥探对方底细的隐隐较量，这些俗世中的精明和隐忍、算计和市侩，言有尽而意无穷，极具戏剧张力，这是普通话版比拟不了的优势。
沪语版《长恨歌》是献给上海的一阕清丽妙词，值得我们在秋天的夜晚再次走进剧场（10月25日至11月10日上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与剧中人共悲欢，体会上海方言的魅力，从王琦瑶的故事中感悟人生这袭华美的袍上，密密麻麻缝制着的命运的粗粝狰狞，获得悲悯与警醒。
作者：周云汇
图片：王凯、网络图
编辑：小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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