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高岗多次试图自杀

02 逮住机会一走了之

03 周总理亲自坐阵

04 不成葬礼的葬礼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生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二叔对我说：“要抗日救国，最好去延安。如果你和同学愿意去，我可以请我的领导朱瑞给你们写介绍信。”

于是，我拿着朱瑞写给林伯渠的介绍信，和四个女同学一起去了延安。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我入了党。我总盼着能上前线，为收复家园出力，可是总不能如愿。

1939年10月，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在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他问我：“你毕业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想与同学们去前方打日本鬼子。”陈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问：“你在中央党校时知道讲党建的人是谁吗？”我说：“不认识，只记得是个高个子。”陈云说：“他就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高岗同志，现在就要将你分配到他那里工作。”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下子泄气了。不是去前线我挺不乐意；另外，我觉得给我们讲课的那个陕北人有点土气，我也不喜欢。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这是党的纪律。我只得说：“我服从分配。”

于是，我就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一天傍晚，高岗来到我的房间，约我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能见到毛主席，我非常高兴。那时候，我和高岗还不熟。

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而是一个劲地问我是哪里人、谁介绍来延安的、多大岁数。接着又向我介绍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说高岗与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我们长征过来才有落脚点。

毛泽东问我：“高岗的话你能听懂吗？”

我说：“听不懂。”

毛泽东就说：“你现在被分配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要向他学习。以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相处会很幸福的。”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愣，不知毛主席说我与高岗相处、生活很幸福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留高岗和我在他家吃饭，桌上有一盘辣椒炒鸡蛋、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饭。我只顾埋头吃饭，也不敢夹菜，都是毛泽东不时给我夹菜。毛泽东对高岗说：“这个女同志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学生，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你要好好培养她，爱护她。”

当时我对高岗很尊重，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我对他还有些害怕。所以，离开杨家岭后，我就不去想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工作。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几个人来，说有个晚会要我去参加。我不想去，他们说你一定要参加，王若飞还过来拉我。我知道他们会拿我和高岗开玩笑，还是不想去。习仲勋就说：“你这个女娃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不敢坚持，只好跟他们去了。

到了高岗办公室，他们将我按在高岗身边坐下。王若飞说：“今天我们是来为高岗办喜事的。毛主席说在杨家岭已经请了你们两个了，也宣布你们的结合是幸福的。祝你们白头到老。”

我一听这话，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连什么叫结婚都不懂，害怕得直想哭——

他们吃完、说完就走了，高岗拉着我一起送他们。直到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我才放声大哭。高岗说：“你与我结婚，我会爱你，会把你当小妹妹一样保护、培养的。”

那是1940年元旦。与高岗结婚时，他35岁，我不到20岁。到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5年。

结婚后，我和高岗一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记得一次去安塞，他不住招待所，却住进一个乡长家里。了解情况时，他们就盘腿坐在火炕上，装上一杆子长烟袋，乡长吸一口，高岗就接过来吸一口。我心里暗暗想：他怎么这样不讲卫生？

后来我问高岗：你怎么不开会、不做报告，就这样听汇报就完了？他说：这样与他们在炕上拉话，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作风。

高岗待我很好，让我有了依靠。有了家，也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我对他也慢慢地由害怕变成好感，开始关心他的生活。慢慢地，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经历。知道他与刘志丹、谢子长一同战斗，多次死里逃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难。在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期间，有—天打雷，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在会堂里被雷劈至死。有个老农就说，怎么没把老毛劈死？话一传开，延安公安处把这个老农抓了起来，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他。高岗得知后说，不能杀，我来问问是什么原因。

陕甘宁边区原有150万人口，中央红军来了后，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齐聚延安，最多时增加了12万张吃饭的嘴。边区农民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增长，到1942年，陕北农民已经身负20万担公粮的重任。边区本就地瘠民贫，老百姓种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自然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一时便说出气话。

高岗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说农民不是反对你，确实是负担太重了。高岗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4万担缺口可以通过搞大生产，号召军、民、党政干部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这样可以缓解陕北农民的负担。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位老农也获得了自由。高岗回来后，立即制订生产计划，带头上山开荒，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高岗除了给农民减负，还制止了“抢救运动”。

1942年，由中央部署、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把一万多人打成特务、奸细。当时延安机关和学校“全线突击”日夜抢救，一时“特务”如麻，人人自危，有人被逼疯，有人被整得自杀。

这时，西北局机关一个公务员被打成日本特务，准备执行枪毙。高岗知道了，就去找毛泽东。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农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务，像这样“抢救”的话，谁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就再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了。 

这时，毛泽东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对康生说：停止“抢救”，不准再斗。毛泽东在党校鞠躬检讨，“抢救运动”才算慢慢平息。

194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破裂后，改变了战略方针。中央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局，书记是彭真。

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找高岗和张闻天去谈话。毛泽东说：“老高，你是否可以暂时离开西北，去东北创建根据地？在陕北，你与刘志丹、谢子长对创建根据地是有经验的，东北的环境比西北更艰苦，日本人在那里统治多年，土匪遍地都是，气候寒冷。你年轻，身体好，到那里也是对你的考验。在西北，我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你放心，这里还有贺龙、林伯渠、徐向前。你与张闻天一起去，你俩一个是建立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到东北后，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俩，我就放心了。”

高岗从杨家岭回来后，连夜召开西北局委员紧急会议，并调习仲勋来西北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

高岗和张闻天乘飞机去东北，但我们这些家属是走陆路去的。几经辗转，我带着孩子到了哈尔滨南岗的马家沟高岗住处，却没见到高岗。到了半夜高岗才回来，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戴着皮帽，穿着羊皮大氅，脚上绑着乌拉草，一身雪花，胡子拉碴，简直就跟东北胡子（土匪）差不多。高岗衣服未脱就去抱孩子，吓得两个孩子哭着直往我怀里躲。我说：“你也洗洗脸再看孩子，他们都不认得你这个爸爸了。”

在陕北，我曾跟在高岗身边，亲眼看着他怎么联络群众，怎样做宣传工作。到了东北，他也是这样，和农民交朋友，讲解党的政策。他们在东北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土匪8万多人，农民分到土地，户均一头耕畜，一下子使东北人民心向共产党，我军兵力猛地增到23万人，比初进东北时增加了一倍多。

1946年，东北局改组，彭真被调回中央，林彪任东北局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林彪在前方打仗，把叶群和女儿留在家。有时叶群去前方看丈夫，就把女儿交给我带着。林彪不太爱说话，不抽烟，也不喝酒，他指挥打仗时爱吃炒黄豆，所以就给女儿起名豆豆。林彪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后来，林豆豆因为父母的问题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也挺了过来，非常不容易。她有空就来看看我，至今没断过。

林彪主政东北局后，非常信任高岗。第一副书记罗荣桓因病去苏联治疗，林彪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工作都交给高岗负责。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林彪常在一些将领面前讲：“没有高岗的配合，我打不了胜仗。”

1948年，我与东北局一同到了沈阳。东北解放后，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进关打仗，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东北局进驻沈阳。

四野走了，他们的子弟不能随军，东北局决定创办一所学校培养这些孩子。张闻天找我谈话，要我做这项工作。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自己又没有办学经验，不敢接。张闻天说：“不会可以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学校就叫第一育才学校。”听了张闻天的指示，我就去找校址，到各地请老师。到北京找老师的时候，我见到了徐特立老先生，他听说我办学，为我介绍了优秀教师，并鼓励我好好干。

1949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育才学校办了起来。自1952年10月我离开学校后，至今这么多年，许多曾从育才学校毕业的学生常来看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

1949年10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岁。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彭德怀到了沈阳，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

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让后方接收。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过来，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

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怀生活简单，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在我们家，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

1951年，抗美援朝战局初定，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干起事来不仅果断，也有战争经验。”

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抗美援朝胜利，功劳有高岗的一半，洪学智的一半。”到了北京，彭德怀也这么讲，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高岗“阴谋反党”的“罪证”。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刚进北京时，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高岗说，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来往中南海不方便。毛泽东说，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

刚看到房子时，高岗有顾虑，觉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

1953年，周恩来见高岗太忙，家里没有人照应，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我对此事不满意，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总理说，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

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会议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但在四中全会上，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一夜之间，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门前车水马龙，形成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

2月15日，高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饭，不睡觉，只抽烟，一直趴在桌子上写。2月17日，备感冤屈的高岗申诉无门，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开枪自杀，被身边人及时阻拦。中央立即成立“高岗管教组”，彻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岗几次对我说，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

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到了中南海，那位领导对我说：“去医院做个手术，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为自己前途着想。”

与这位领导人的一席谈话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当晚，高岗知道了内情，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冤枉的。我对不起你，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将孩子送到延安，让我妹妹抚养。”

8月17日早上，我发现高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马上叫小女儿去喊秘书，并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迟迟没来，也没人把高岗往医院送，就这样一直耗着。我眼睁睁看着高岗的呼噜声由重变轻，再到无声无息，直至死亡。这一年，高岗49岁，我34岁，小儿子还在腹中。

高岗去世7个月后，他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

毛泽东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主席得知高岗死了，心情极其沉重，寡言少语，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要厚葬，要买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

高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

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问我和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还住过你们家，是他让我来问的。

我问是不是彭老总，那人直摆手，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头戴纸糊的高帽，绑在大卡车上，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心像裂开一样疼，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

1962年春，一天上午，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让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随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又被关起来。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个人，是叶群。

见到叶群，我又惊又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遇到有人关心，我心头一热。

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群和我三个人。

林彪问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说：吃了过多安眠药。

林彪又问：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

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他睡不了。

林彪接着说：在东北，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我打不了胜仗，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

林彪问我生活情况，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食油。我说：林总，我和孩子们还行，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

1959年，彭德怀受到批判，我被隔离了4个月，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1962年下半年，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我又被软禁3个月，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就要联系上高岗，就要我交代问题？

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组（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计划司上班。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后来，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没几天，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

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其实这是党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肯定。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虽然受了那么多苦难，我们一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1981年，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

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却没刻字。“文革”中，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直到2006年，经组织批准，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刻上了高岗的名字。

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错事罢了。我知道高岗不是完人，也犯过一些错误，也许当时他自己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后来人可以指出来，可以引以为戒，就像我们党曾经走过一些弯路，现在不是正在一一改正吗？

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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